从《左传》到《荀子》:作为人道的礼的展开

"礼仪之分"是春秋时代的重要问题,将礼提升到与人类文明同存亡的崇高境地。它将民与天地的联系以礼乐文化的复杂而有条理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涵盖了人受生而有的欲望活动所引发的"六志"调和的要求。这一思想线索显露于春秋之际,多见于《左传》所记载的言论,后为荀子所继承,并在荀子那里发展为对礼的起源和人性的探讨。荀子认为,礼作为"人道之极"代表了社会文明对自然状态的改进成果,划定了人的现实欲求活动的调适满足的范畴;而圣人作为"道之极"不仅具体而微地代表了礼乐文明的意蕴与精神,其后天的思虑也限定了礼乐体系这一范畴在历史处境中的实现程度。     

礼乐的没落与重光——追寻儒家和谐秩序的生命韵律

先秦儒家把人理解为一种追求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圆融无碍的德性的生命存在,而能够在整体上涵容和实现这一生命精神的是礼乐,其中乐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自然的心灵秩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伦理的行为规范。德性生命的自我圆成需要"致礼乐之道",礼乐之道是在礼乐文化—礼乐生活—礼乐政治的思想逻辑中展开的,因而礼乐精神的现代重光也需要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中作整体的思考。     

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音乐的起源及其政治作用和审美功能

古人认为音乐起源于风.在中国古代政治中,音乐占有特殊的地位,其政治的推明与礼乐息息相关.礼的初义是指祭祀,其中音乐承担着娱神和敬神的职能.周人以礼乐治国,音乐依附于"德"而存在.老子对音乐害道的批判表达着他以道与礼对峙的思想,但他不完全反对音乐,赞成音乐接近道的品质.音乐与道的有机结合,使音乐进一步承担起了诠释自然的任务.认识到音乐独立的审美功能是在东汉后期,魏晋时人们面向自然又获得了对音乐的新认识.     

胡瑗经学视域下的《周易》观

处在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胡瑗,在经学的视域下,对<周易>一经作了独到理解.依他之见,<周易>为圣者、王者通天而理天下的经典,为居首的王者之书.该经上以通天,下以贯人贯物,开显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宏大向度、根本宗旨与深厚底蕴.开示通天者有二,一为圣人,一为王.前者从生命人格意义上言,后者从拥有统御天下之大位意义上言.<易>所集中昭示的,是圣贤君子遥契超越之天而通天的整体天下意识下的应然价值自觉与使命担当.通天而高标王道,引领人生,平治天下.而圣贤君子所高标之王道,约而言之,即为一法天而正定的礼乐刑政之道.胡瑗的上述理解,既体现着汉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他的历史文化语境方面的内在深层影响,又昭示出士大夫层新的文化主体意识、天下平治引领性主体意识之自觉.     

超越"忠恕"之道——《中庸》"道不远人"章义疏

<中庸>一书引"子曰"处甚多,"道不远人"章[1]即其例.此章论君子之道,内及"忠恕",与<论语>颇可映证.然细加推绎,又可见其说己非"忠恕"所能范围.深入研究此章,既有利我们看清<中庸>作者对孔子"忠恕"思想之发展,同时,对我们认识<中庸>所引"子曰"之特点亦不无裨益.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

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君子"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儒、佛、道文化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有区别也有联系。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君子则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在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道家的"天之君子"和儒家的"人之君子"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互补,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现实意义而言,提倡每一个人做"君子",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     

王夫之对礼乐的理学疏解--以《礼记·乐记》为中心

王夫之对于<礼记>的诠解,吸收朱熹性情体用不二之说,特别重视礼乐制作之原在天道,礼乐与天地合德,礼乐出自人性之仁诸方面,不以礼乐为消极地约束人的行为的外在工具.他对荀子的性恶说、<乐记>的"礼自外作"所作的批评,都以对礼乐的这一根本观点为基础.<礼记>诠释是王夫之的整个经学思想的鲜明体现.     

Spelunking as a manifestation of a counterclaustrophobia

Material is presented from the case history of a patient whose interest in spelunking (cave exploration) was found to be an unconscious expression of a type of counterclaustrophobia. Both oedipal and preoedipal determinants of the claustrophobic anxieties are delineated. Of particular note in this instance is the testicular element in the genesis of the patient's claustrophobia. His confusion of the movements of his testicles into his inguinal canals during childhood defecation with the movements of the feces themselves lent an special intensity to his fear of being flushed away from the mother by an expulsive anal birth from the claustrum. Childhood anxiety aroused when his testicles would become trapped in the inguinal canals was an important forerunner of the adult fear of being trapped in confined spaces. A counterphobic element of the spelunking per se was his enjoyment in hanging suspended by a rope in caves. In this manner, he was able to act out (by virtue of his body-testicle equation) his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control over, the disappearing testicles in the setting of a claustrophilic union with the m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