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对不孕夫妻家庭关系影响的伦理探究

代孕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代孕可能破坏夫妻关系,使母子关系复杂化。辨析了代孕对不孕夫妻家庭关系产生的伦理问题,首先,代孕女性不同于介入婚姻关系的"第三者";其次,以代孕破坏夫妻关系的潜在、不确定风险为由反对夫精妻卵妊娠型代孕令人难以信服;再次,辨析代孕产生的两个母亲身份看似复杂但分工明确,有利于保障代孕子女的生命与成长利益;最后,提出代孕对家庭关系伤害的最小化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家庭文化宽容度。     

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分析

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主要表现在对不孕方的最大关爱和尊重,对代孕母亲和精卵捐献者高尚品行的尊重、赞赏,其合法实施也能弥补现行法律缺位导致的实体正义缺失。由于对代孕不良伦理后果和权益纠纷的过度焦虑和夸大,合理的代孕行为被压制和排斥在伦理正当性和合法化之外,既使不孕者正常权益无法得到尊重和实现,又使代孕母亲和所生子女的伦理地位和利益在"地下"代孕情境中难以得到法律保障。因此,在我国以家庭伦理为本位和重视生儿育女的伦理语境下,通过妊娠型代孕合法化的政策实践就能很好地解决代孕面临的各种伦理、社会问题。     

代孕的合法化之争及其立法规制研究

代孕,无论在生命伦理学界还是在生命法学界都引发了巨大争论。在代孕应否合法化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应合法化说"与"不应合法化说"两种针锋相对的学说,这两种学说都基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相应的论据。立足于伦理与法律关系的角度,伦理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对于代孕的定位应取决于伦理对于代孕的定性。而在伦理上,代孕是一种违背人类天性的不合理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应当予以禁止。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孕规制立法来看,代孕应当为立法谨慎规制。当前,我国对代孕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规制模式,但在具体制度设置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利益衡量:理论、标准和方法

利益衡量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是指在疑难案件中,法官根据查证后的案件事实,从外行人的视野以社会通识为标准,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进行权衡,进而做出应当保护哪一方利益的价值判断的法律思维活动.利益衡量是弥补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缝隙、填补法律漏洞,达致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统一的重要方法,是现代法官应当具备的基本司法技能.确立利益衡量的标准应当坚持司法的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相统一的原则、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相统一的原则、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协调的原则,主要有利益位阶标准、社会通识标准、宪法法律原则性标准.其主要方法有类型化思维方法、法律渊源选择方法、法律逻辑论证方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法官在进行利益权衡时需要注意把握三个重要问题,即利益衡量的界限问题、利益衡量标准的滥用问题、利益衡量结论的合法性问题等.     

完全代孕的伦理正当性研究

完全代孕作为代替他人进行分娩的互助行为,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给予不孕方人文关怀与平等尊重。作为一种医疗行为建立在双方知情同意基础上进行的合理代孕,其行为主体不论是委托夫妻还是代孕女性都具有其伦理正当性并应给予相关法律的保障;尽管反对代孕者多只是强调代孕所带来的伦理后果与利益纠纷,但更应有效规制合理的代孕行为,规避其伦理风险与利益纠葛,保障"完全代孕"的合法化制度环境,在我国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语境之下重视不孕者生儿育女的需求,从而有效规约完全代孕行为所带来的伦理及其社会问题。     

论临床代理决策中的“患者最佳利益原则”

对于无行为能力患者的代理决策,传统的预先指令与替代决策模式已暴露其局限性,如误读患者利益或者掺杂代理人的利益.基于最佳利益原则的决策模式能最大限度维护他们的利益,医学最佳利益与拓展的最佳利益是其两种模式.前者将生命质量作为核心要素;后者还包括患者个体的价值观与宗教信仰等个体利益.在我国社会语境中,应当实施医学最佳利益标准.在临床实践中,判断最佳利益依然遭遇不少障碍,包括理性人视角、代理人情感投射等.因此,需要合理的医疗判断、明确其构成要素、设置必要的程序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     

法经济学视角下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

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判断,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方案,但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何将价值判断转化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法经济学的新视角。根据科斯理论,合同交易过程中不仅存在当事人承担成本,有时可能会涉及第三方(不特定经济主体)利益,产生社会成本,导致合同负外部性产生。合同当事人能否与涉及的第三方谈判来解决?通过比较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大小,这种谈判方式的交易成本巨大而不可能实现,故需借助于低廉成本的组织(国家)行为,即对此类合同作出强制性禁止——禁止交易。换言之,这类合同应当认定无效。通过案例验证,法经济学进路不失为合同效力认定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代孕的伦理争议

代孕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一种事物.与传统的生育方式不同,代孕的妇女在产下孩子后,对后者不拥有父母通常对子女所拥有的权利.这引发了极大的伦理争议.许多代孕的批评者或者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或者认为这种行为在当代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背景下是不道德的.但前一种批评仅适用于代孕者在产后改变自己心意的情形,而后一种批评则不能说明代孕本身是不道德的.在公平的背景下,基于自愿基础的代孕应该得到伦理层面上的认可.     

代孕合法化的争议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主张代孕合法化或有限合法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本文基于公序良俗的本土性和时代性特征，采纳以尊严为中心、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话语体系，秉持明定主义的理论立场，结合对权利泛化现象的辩证分析，论证代孕在观念日新的当下并不具备合法化的法律和现实基础，禁止代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应当坚持的立法选择。我国现行禁止代孕的立法设计还存在不足，以致代孕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应尽快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法》,协调各相关监管机构开展联合执法，加强行政处罚力度等，从不同维度对代孕行为进行打击和监管，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论患者最佳利益原则

尽管何为患者最佳利益尚无法明确进行统一的界定,但是患者最佳利益原则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已经上升为医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患者最佳利益原则由传统的伦理和道德标准上升为法律准则符合社会的发展和患者的利益诉求,亦有利于改善我国当前的医患关系状况,我国将来修订相关医事法律时应将患者最佳利益原则确立为基本法律原则.     

胚胎基因设计的伦理问题研究

CRISPR/Cas9技术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一项新兴基因编辑技术,对胚胎基因设计的伦理问题展开讨论,反对胚胎基因设计的论证包括:应当禁止父母决定子女未来、应当禁止将子女产品化、应当顺其自然、应当禁止助长歧视、应当禁止不公平分配、应当禁止浪费资源;支持胚胎基因编辑的论证包括:不应当限制人的自由、不应当禁止父母增加子女的幸福、不应当禁止不能禁止的行为等。在当前的时空范围内,"应当禁止胚胎基因设计极可能是正确的道德判断",但随着大部分人"应对"世界方式的变化,该道德判断的正确性也极可能发生变化。     

医疗行善与病人自主的冲突与解决——论"患者最佳利益"之实现

维护"患者的最佳利益"是当代医疗决策的伦理要求.但是,通过对"患者最佳利益"的综合分析发现,建立在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患者最佳利益"将患者的个人决策置于医生的专业判断之上,呈现出与传统医学伦理观念相背离的状态.不过,"患者最佳利益"是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实现的操作性的.基于患者的心智和理性状态的不同,提出不同的判断标准,并设想了与之配套的一些程序.     

关于法律价值的几个问题

在关于法律价值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是否可以说一切法律都是有价值的?有些同志对此持否定态度,理由是:不能把哲学价值论关于价值的普遍定义直接套用于法律价值,主张以“主体需要的性质”来规定价值关系是否成立及价值的有无。他们说:“不合理的需求关系只满足了主体的某种需要,而不能成为价值关系”,“以不合理的需要为根据制定的法律也许有用,但决没有价值”(见《中外法学》1991年第2期第10、11页)。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价值关系和价值的定义完全可以     

母亲评价与幼儿数学认知发展的关系

母亲对幼儿数学能力的评价是母亲教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运用问卷法与个别测查法,考察母亲对子女数学能力的评价与幼儿数学认知能力,并通过二者的一致程度揭示母亲评价其子女数学能力的准确性。研究发现,母亲对子女数学能力的评价存在明显的高估倾向;与母亲受教育水平及子女性别等因素不同,子女前期的数学成绩对母亲评价其数学能力的准确性存在显著影响;母亲对子女数学能力评价的准确性与子女数学认知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适当的高估对子女未来数学认知的发展最为有利     

人工胚胎的法律地位再思考

关于人工胚胎的法律地位问题,目前学界尚存在较大的分歧。在人性尊严和生育自决权以及生命救治的博弈中,各国基于国家政策、社会利益、法律继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对该问题持不同态度。针对人工冷冻胚胎法律地位的认定,学界有主体说、客体说、中间说三种,主体说将人格分为积极人格和消极人格,与"人性尊严"的立场一致。从法哲学、伦理学、医学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可得出人工胚胎具有消极人格,应赋予其法律上主体地位的结论。     

论职业协会惩戒行为司法审查之强度

以平衡司法权和职业协会自治权为基点,法院虽对惩戒规则的解释拥有最后决定权,但是,若职业协会对惩戒规则的解释只是限制了协会章程所赋予协会成员的成员权,且该解释在形式上具有逻辑自洽性和前后解释的一致性,法院应当尊重协会之解释,不可以自己的解释代替协会的解释.对惩戒事实的认定,法院应采"实质性证据"的审查标准,给予职业协会对惩戒事实认定的最大尊重.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职业协会惩戒机构有判断余地之存在,法院应当尊重职业协会由判断余地所形成的自主空间.最后,以自治权和裁量权的双重限制为考察标准,法院对职业协会惩戒中的裁量行为仅作有限审查而非全面审查,以尊重职业协会惩戒中的裁量行为为原则,以不尊重为例外.     

青年期子女父母观的初步研究

该研究采用第一形容词联想法、语句完成法,探讨了178名青年期子女的父母观.结果表明1.青年期子女的父母观是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青年期子女对父母与自己的关系,父母的人格、行为、教养等方面都有较为丰富的看法.2.青年期子女对双亲的主导性观念是父亲敬业、勤劳、善良、忠实、慈祥,父亲是值得尊敬的人;母亲勤劳、纯朴、慈祥、善良,母亲善于理解、关心和体贴子女,母亲是值得热爱的人.3.青年期早期、中期及晚期各阶段的青年对双亲的看法存在许多不同.     

道德责任判断的三重根据

道德责任判断的直接目的在于找出可称赞或谴责的原因,对行为者做出合理、公正的道德判断,使其承担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从而减少和消除不公,融洽社会关系,引导行为主体朝向更崇高的目标.道德责任判定涉及行为者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后果和价值标准等方面.实际后果是道德责任判断的现实根据;因果关系是道德责任判断的逻辑根据;社会历史理性是道德责任判断的最终价值根据.     

重要他人情境对青少年意图判断诺布效应的影响*

设置了母亲、朋友、老师三类重要他人,副作用结果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质的实验故事共六个,选取311名中学生阅读故事并回答问题,以此探讨青少年诺布效应的特点及其与心理状态理解的关系。结果表明：（1）青少年在对不同重要他人的积极副作用情境进行意图判断时,表现出典型的诺布效应,但在对不同重要他人的消极副作用情境进行意图判断时,没有表现出诺布效应;（2）母亲、朋友和老师这三类重要他人对于青少年意图判断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初中生和高中生、男生和女生的意图判断没有显著差异;（4）青少年认为,由消极副作用引起的被行为者的情绪以负性情绪为主,而行为者的情绪则以正性情绪为主。本研究的结论是：青少年在进行意图判断时仅出现了不完全的诺布效应。     

“休谟法则”刍论

黑尔认为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是—应当问题为伦理学提供了由事实判断向道德判断推理的一个基本法则—休谟法则。后世很多伦理学家对休谟法则提出质疑,认为休谟提出是—应当问题的本意并非简单地从逻辑学意义上建立一种道德推理规则,而是希望提醒人们关注由事实判断推导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思想上的跃迁。这里作者试图重新考证休谟法则与是—应当问题的关系,给予休谟法则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