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医务人员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面临的伦理问题及对策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是目前解决器官移植工作器官短缺的关键性举措,参与器官捐献过程的ICU的医务人员需要直接面临对潜在捐献者的治疗照护、临终护理、死亡判定等诸多伦理问题.应加强ICU医务人员器官捐献伦理知识的普及教育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保证器官捐献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器官捐献立法完善的若干意见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已有十余载,虽解决了器官捐献无法可依的问题,但因其内容不完备及严格的条件限制,已成为我国器官捐献发展的障碍。从人体器官捐献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立法现状入手,借鉴国外器官捐献立法现状,论述该条例中器官捐献内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器官捐献的三条建议:(1)出台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法》;(2)从扩大活体器官捐献供体范围、适当放宽遗体器官捐献条件、建立器官捐献的有效激励机制、规范器官分配原则6个方面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3)明确脑死亡标准,确立脑死亡立法。     

公众对活体大器官移植的认知态度与对策

对河南地区公众关于活体大器官移植态度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公众赞成开展活体大器官移植;（2）多数公众反对器官买卖,但赞成器官买卖的也有相当大的比例;（3）亲情是亲属活体器官捐献者愿意捐献的主要原因。针对调查结果,我们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促使活体大器官移植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论我国活体器官移植捐献人知情同意权的保障

由于活体器官捐献行为的利他性与无偿性,我国医事法律应严格规范活体器官移植捐献人的知情同意权,以保障其生命健康权。在医师告知义务方面,应采纳理性医师和具体患者标准的折衷说,并明确医师具体的告知范围。在患者同意权的表达方面,应以有无识别能力作为患者同意能力的判断标准,规范知情同意书,并增设医学托辞制度。此外,捐献人应享有知情同意的任意撤销权,但承担接受人基于信赖利益保护而产生的损害责任。     

公众对活体大器官移植的认知态度与对策

对河南地区公众关于活体大器官移植态度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公众赞成开展活体大器官移植;(2)多数公众反对器官买卖,但赞成器官买卖的也有相当大的比例;(3)亲情是亲属活体器官捐献者愿意捐献的主要原因.针对调查结果,我们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促使活体大器官移植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国外器官捐献评估方法介绍

器官移植已成为医学上应用越来越广泛的手段之一。器官移植中器官捐献的分析评估体系作为成熟器官移植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对器官捐献水平和做出客观的评估,包括捐献潜力,即潜在捐献者率（Potential Donors rate,,PDr）和捐献有效力,即实际捐献者率（Actual Donors rate,ADr）（单位：per million population,pmp）。本文将介绍通过对多国器官捐献评估方法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器官捐献中供体评估的主体方法,包括流程、分析方法、适用范围及其积极意义等,希望可以利于我国研究。     

论当前人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措施与问题——德国《器官移植法》修订的启示

中德两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制度都以自愿与无偿为基本原则,因此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即公众的捐献意愿决定性地影响器官捐献的数量。德国立法机关为了促进器官捐献,在德国《器官移植法》的修订中引进了"选择模式",法定机构将向年满16周岁的民众提供有关人体器官捐献的详细解说资料,并定期书面询问其是否愿意捐献。我国现行器官捐献制度尽管规定了多种激励措施,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捐献意愿低迷的现状。德国器官移植制度的新变革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的构想及相关伦理思考

器官移植技术日趋成熟,应用日益广泛,供体器官来源不足成为推广应用这项新技术的瓶颈,适当合理的器官移植补偿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建立一套符合医学伦理学原则且行之有效的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有助于保护器官移植供受双方的利益,缓解移植器官供体来源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的构想,并阐述了其伦理依据。     

"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的构想及相关伦理思考

器官移植技术日趋成熟,应用日益广泛,供体器官来源不足成为推广应用这项新技术的瓶颈,适当合理的器官移植补偿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建立一套符合医学伦理学原则且行之有效的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有助于保护器官移植供受双方的利益,缓解移植器官供体来源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的构想,并阐述了其伦理依据.     

拓宽尸体器官来源的法律思考

世界各国获取尸体器官的法律规定各不相同:自愿捐献、推定同意、有偿捐献、需要决定原则、胎儿供体问题.中国有着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人体器官资源,由于没有可实施的器官移植法律,大量的良好器官被白白浪费掉.中国应该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文,制定正确的拓宽尸体器官来源的法律,为繁荣器官移植事业做出贡献.     

大学生对人体器官移植相关问题的伦理道德认知

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人体器官移植持肯定态度,认为移植器官的分配应依次遵循医学、前瞻性、年龄等标准;人体器官买卖有违人类伦理道德、会带来新的犯罪与社会的混乱;强迫死囚捐献其身后器官是对其人身权与人格尊严的侵犯。可见,人体器官移植应在充分考虑效用、生命伦理及公平与公正的基础上稳妥发展。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伦理审查与监督

在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为尸体器官时,无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常没有针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做伦理审查。基于此现状,结合国内《执业医师法》《侵权责任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探讨在医疗机构环境下,公民逝世前后的器官捐献伦理审查和监督制度,以进一步尊重公民的尊严和意愿,保护隐私,避免医生职务利益冲突,规范和完善公民死亡判定与器官捐献工作流程,切实维护公民权益,增进社会公众对器官捐献伦理的认识和支持。     

大学生对人体器官移植相关问题的伦理道德认知

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人体器官移植持肯定态度,认为移植器官的分配应依次遵循医学、前瞻性、年龄等标准;人体器官买卖有违人类伦理道德、会带来新的犯罪与社会的混乱;强迫死囚捐献其身后器官是对其人身权与人格尊严的侵犯.可见,人体器官移植应在充分考虑效用、生命伦理及公平与公正的基础上稳妥发展.     

移植协调员在DCD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

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基石,而协调员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自2010年3月我国推行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适合中国国情的DCD工作成为器官捐献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充分发挥协调员在DCD工作中的作用,提高DCD捐献率和供体转化率,以有效地促进和推动DCD工作,是急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     

潜在的器官供体来源:“次优”遗体器官研究现状

器官移植是很多终末期患者(如晚期癌症、肾衰竭等)的主要治疗方法,但是捐献器官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提高活体器官以及遗体器官的捐献率,但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潜在器官来源,即那些因为捐献者年龄太大、病毒感染(如丙型肝炎)、心死亡等各种原因被放弃的"次优(suboptimal)"遗体器官。受益于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前被认为不适合进行移植的次优遗体器官现在变成了潜在的供体。因此,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对国外关于"次优"遗体器官的研究进展进行详细的介绍,以期为致力于器官移植事业的中国临床工作者提供一些研究方向。     

骨髓捐献人中途拒捐的民事责任探析——基于信赖保护的视角

基于捐献行为的公益性、单务性和人身性,各国法律赋予捐献人任意撤销权,但是出于对捐献人允诺的信赖而改变自身处境的接受人利益也应该得到保护.从信赖保护的视角出发,在血型高分辨检测之前,捐献人一旦签订了捐献协议,即负有保护接受人信赖利益的义务,捐献人虽然有权中途拒捐,但应当承担信赖赔偿责任.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析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有推定同意权的“亲属”的限定范围过窄,阻却了第二、第三顺序亲属实施推定同意的权利;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未排除实施器官移植的专家的参与,可能影响论证结果的客观性,且伦理审查时限不明;在违反《条例》的法律责任中,排除了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器官且其家属也未表示同意捐献尸体器官,而对其实施器官摘除的情形。缺失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明知器官来源不合法或实为买卖器官却加以利用并实施器官移植的法律责任。建议尽快根据《条例》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以确保《条例》的正确实施。     

国际标准器官捐献及分流系统联席会议召开

由教育部和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国际狮子学会眼库、中国器官捐献及分配联盟医院等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国际标准器官捐献及分流系统联席会议”于2007年1月20日～22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器官移植的临床医生、相关的法律工作者和伦理学研究人员等约200人参加了会议。     

人体器官商业化之争:误区和对策

当前,关于人体器官可否商业化之争中存在两个误区：器官商业化的概念误区和反对非法器官交易的措施误区。要想在禁止器官商业化的前提下切实有效地增加器官来源,应在法学上和伦理学上明确人体器官的性质;明确界定器官商业化的概念和范围;制定相关法律和配套措施,倡导自愿无偿捐献,允许有偿捐献,严厉打击器官移植犯罪。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的伦理学思考

首先简要讨论器官捐献激励的概念,概述了国际组织关于激励的若干规定,重点阐述研究和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提出应避免混淆激励与报销、补偿、奖励等相关概念;直接或变相的经济激励形式应明确禁止,医疗救助、人道救助与经济激励在器官捐献实践中须有准确界定;此外,考虑到一定形式且限定金额的间接经济激励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有效提高捐献率,政策的制定应最大限度避免社会不公平以及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最后,基于国情以及国家殡葬改革制度,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基本丧葬费用的支付在我国实践中存在合理性,但需加以规范并完善其实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