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精神卫生法》的自愿原则——基于私法自愿原则的比较

我国《精神卫生法》在"送"、"诊"、"治"、"出"四个环节全面确立了自愿原则。该原则渊源于私法领域,是指精神障碍患者(含疑似)在法定无害的前提下自主决定一方对其提供的精神卫生服务的接受、中止或终止的单方意愿。与私法自愿原则相比,该原则具有单方性、相对性、双方地位不平等性、实施标准国际性、相对方必须接受等特征。精神卫生健康权利兼具"自由"和"权利"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自愿原则的特殊性:精神障碍患者单方自愿的决定权和医疗机构必须接受的法定义务的统一。     

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医学保护性住院治疗——评《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一条

《精神卫生法》将强制住院类型分为医学保护性住院和保安性住院。针对严重精神病患者,若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有伤害自身的危险,可以对其实施医学保护性住院治疗,但其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属性。而《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一条却将医学保护性住院治疗的同意权单独授予监护人,患者出院也需要监护人的同意。此规定缺乏正当性,侵害了患者的正当权利。而这一规定存在的原因有多种,如医疗父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将精神障碍当然地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等。     

论精神障碍患者的自主权问题——以《精神卫生法》自愿原则为视角

在明确精神障碍患者自主权应当受到法律充分保障的基础上,以《精神卫生法》确立的精神障碍患者住院自愿原则为基础,辨析《精神卫生法》对精神障碍患者自主权的保障力度。针对法律制度设置的不健全之处,提出应结合现实逐步完善立法,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自主权问题做出进一步细化和补充,对监护人的监护权做出合理限制和监督,并完善权利救济程序,使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自主权保护有法可依,避免"自愿原则"在实践操作中陷入困境,更有效地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商标"第二含义"的文义解释——兼评《商标法》第11条

在明确商标"第二含义"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如何认定具体案件是否适用商标"第二含义",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难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正确理解和把握商标"第二含义"的法条文义,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界限,文章就商标"第二含义"的文义解释进行了探析,指出<商标法>第11条的不足和立法完善的建议.     

患者隐私权的民法保护——兼评《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二条

<侵权责任法>将隐私权作为人格权加以确认,而第六十二条却仅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个人隐私信息的保密义务,对于患者隐私权的保护略显不足.对患者隐私权的保护还包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未经患者同意不得侵入、窥视患者的私人领域.医疗活动通常不涉及患者私人活动的保护,精神科治疗是一个例外,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对精神障碍者与诊疗疾病无关的个人活动加以干涉、监视.     

六论道德资本——兼评西松著《领导者的道德资本》

道德资本是特殊的资本形式,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培育、应用和管理好道德资本将是企业获取更好效益和更多利润的重要方法和途径。西班牙的阿莱霍·何塞·G.西松围绕领导者的道德资本而展开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和有借鉴意义的理论。     

论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规制——兼论《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二条之法理解析

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行为,目前学界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研究不多,对其法律性质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认识不足。因此,厘清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相关的法律问题并加以规制,对于保障公众健康,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具有行为性质上的不确定性,并非是一种类型化的行政行为,而是属于非类型化行政行为的范畴,其性质上表现为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两种基本形态。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权在日常检查中发布食品安全信息是法律法规设定的职权,不仅不构成越权,而且是其职责之所在。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以及司法控制。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发布,除法律法规的授权以外,至少需要有组织法上的依据,就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尽可能规定出详细的授权范围以及完善的行政程序以及司法救济等,以便尽可能使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法治化。     

孔门后进弟子异同论——兼评《论语新探·后进异同考》

<正> 孔门弟子之子张、子夏、子游、曾参、有若和樊迟等被经学家列入“后进”弟子。他们同孔门“先进”弟子一样,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并不尽同,但也并非如《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所说,孔门分歧和派别对立,发展到后进弟子,其路线性质愈益明显,学派性格愈益成熟①。     

章学诚《易教》篇与六艺一体论——兼论易学与章学诚的学术精神

章学诚的学术精神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贯通,二是经世致用。章学诚以《周易》的贯通精神来总论文史,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所以六经皆史,亦即六经皆礼; 文由史出,故六经皆文; 易象包六艺,故六经皆象。"一阴一阳之谓道",六经皆器,皆为道之用。道不离器,器随历史而变,道也是不断完善的。即器以明道,六经显现的是古代先王之道,应当贯通一体来认识,方可得古代道术之全; 而后世欲明治道,也要本此贯通精神来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方为史学明道经世之学术目的与精神之所在。     

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兼评《跳出国学 研究国学》

去年是中国世界级文化伟人孔子诞生2545周年,10月上旬20多个国家、地区的近300名学者在北京聚会,隆重纪念孔子,研讨儒学,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 纪念孔子,研究儒学,是个敏感问题。这些年来始终有人对孔子存有戒心,甚至把孔子、儒学、国学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对立起来。     

试析《周易》的《彖》《象》二传中的刚健精神——兼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特征的发端

被尊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是部放射着诱人的神秘色彩的古籍,历来有关《周易》的分歧和争议也最大。特别是它的“十翼”问题更多,如“十翼”是否为孔子所作?编定成书在何时?……几乎是人言人殊。笔者的看法是:《周易》的“经”是卜筮之书,在社会意识的形式上属于宗教范畴;而“传”则是理论,开始进入哲学的领域。“十翼”并非同时形成,而是有一     

法理视角话代孕——兼析《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

可行性上,代孕的社会需求旺盛、社会供给充沛、技术成熟可行;认同度上,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禁令管辖系统范围内,民、商、学和实务等社会各界更多取向认可和开放(有偿)代孕。试图对代孕本身及其相关主体、现制和社会意识进行法理学上不设预定的求证与解析,尽可能探求出一有据、可信且具说服力之答案,最终得证——有偿代孕不具正当性。该论证过程的另一副产品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在法理上合法、有效,虽有瑕疵但可补正。     

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信与创新——兼评《公共生活的发生》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腾飞已为世界所承认,但解释经济腾飞、引领政治、社会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显得比较薄弱。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着力点及落脚点只有深深植根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实践,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彰显意义与价值。这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秉承"文化自觉"心态,禀赋现实关怀,突破狭隘的学科领域,抱持时代赋予的强烈使命感进行历史考察和论证,关注现实中的治理困境和潜在的社会危机,以敏锐头脑和犀利目光洞察这些危机的方方面面及其形而上学的根基,自信而公允地展现和评述西方社会发展和知识累积的总体性面貌,进行理论创新。这种创新首先要在广博的历史叙事和交叉性学科视野中展开分析,在批判性反思的深度中立论,建构起逻辑连贯的思想体系,最后以概念的深度阐释与分析框架的创新进行理论构造,完成真正跨越学科界限的累积性理论目标与表达的清晰结合,使哲学社会科学直面社会现实,打造释放理论雄心的学术精品。     

论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思想转向——兼评拉宾的“交叉说”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克罗茨纳赫笔记》被统称为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时期"的作品。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构成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的重心。对此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已广为学界所接受的苏联学者尼·拉宾的"交叉说",即《克罗茨纳赫笔记》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创作之中;二是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2卷(MEGA~②I/2)编者的推论,即《克罗茨纳赫笔记》可能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在MEGA~②I/2卷文献学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确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之间,这一文献学事实对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完成研究主题由政治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转向,及其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支撑作用。     

论数理逻辑中的非反推理演算——兼答《辩证逻辑究竟是不是逻辑?》

正统数理逻辑实质上仅只涉及了逻辑常项(非范畴词)及其非演算(一),而逻辑变项(范畴词)及其反演算(～)实质上至今未进入数理逻辑学家们的视野.然而,事实上前者与后者之间有正反对称互补关系.缺失后者,导致了前者根本无法克服的单调性;补上后者,正统数理逻辑将会扩展成为非单调性的逻辑——这对发展计算机的推理技术,对解除大批似是而非的逻辑矛盾(悖论),将具有重大的技术意义和理论意义.     

朱熹仁公关系论——兼考《朱子语类》“惟仁然后能公”条

仁与公的先后关系是朱熹晚年反复探讨的议题之一。而朱子语录与书信中存在两种对此截然相反的记载。经考辨可知,黎靖德本《朱子语类》卷六中“故惟仁然后能公”一句当作“故惟公然后能仁”。由此可证,即便基于仁、公的定义及内外关系,“仁先公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朱熹关于二者的先后仅有“公先仁后”一种明确主张,意在豁显作为去私工夫的公对于仁性在现实中无碍显发的前提意义。“沙水之喻”化解了“仁内公外”与“公先仁后”两种朱熹仁公关系论之间的表面矛盾,进一步呈现其对于内在性理与外在工夫的兼顾。朱熹既强调本然仁性的先天禀受,在晚年则更加重视实然仁德的后天流行。     

中国抒情传统的智慧美学精神——论郭昭第教授及其《中国抒情美学论要》

郭昭第教授《中国抒情美学论要》立足非二非不二思维基础,围绕中国文学抒情之创作、文本和阅读传统,系统阐述和彰显了中国文学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阐释与反阐释平等不二的智慧美学精神,从艺术视域尤其是抒情视域建构了中国智慧美学理论体系。     

善本《甘泉先生文集》及其史料价值——兼论甘泉与阳明往来书

<正>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明嘉靖十五年刊刻的《甘泉先生文集》,其文字多于通行的《甘泉文集》一至二倍。甘泉为湛若水(1466～1560)号,湛若水与王阳明齐名,《明儒学案》说“先生与阳明分主教事”,他是明代哲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学派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主要派别之一。湛若水字元明,广东增城人,曾从学于陈献章(白沙),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庶吉士,擢编修。正德中奉母丧归,庐墓三年,遂入西樵山讲学,嘉靖初入朝,升侍读,后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人性论根据——兼评唐镜的《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人性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人性论及其善恶问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论前提,孟子的"人性善"为实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恶"则揭示了实行德治的必要性。唐镜先生在《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一书中提出孔子的"人性可塑"思想是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理论基石,为我们进一步从人性论角度清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德治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