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状腺癌再手术医患共同决策的临床模式探讨

分化型甲状腺癌是一种发病年龄轻、预后良好的疾病,但由于手术不规范化的存在、肿瘤复发和转移的出现,患者不得不面临再次手术的问题;患方对医方所提供的医疗方案存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医方可依据分化型甲状腺癌的特点,应用"甲状腺癌危险度分层评估系统"、"动态危险度分层评估模式",对甲状腺癌术后患者制定前次规范手术医疗方案实施路径和前次不规范手术医疗方案实施路径;医方坚持不时与患方进行沟通,以医疗方案路径的临床模式为基础,以医患双方共同接受的医疗方案为目的,达到医患共同决策,这有利于术后患者获益。     

浅析医患共同决策面临的问题及出路

医患共同决策作为一种新的医疗决策模式,有助于促进患者参与医疗决策,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从而提高患者依从性和满意度,缓解医患关系。从医疗体系、医方、患方三个方面讨论医患共同决策在推广中面临的问题,提出应加大对医患共同决策的扶助力度,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医方应积极发挥职业优势,改变决策思维,提高职业素养,同时在医疗体系内建立医患共同决策分级沟通模式,完善医患共同决策规范操作流程;此外,应通过多部门联合开展宣教的方式,积极引导患者参与医患共同决策。     

临床实践中如何实现医患共同决策

<正>什么是医患共同决策?应该是指医患双方共同决定、共同参与医疗活动,就如何诊断,如何治疗,是否要进行某些特殊检查、检验,如何用药,是否手术,选择何种用药或治疗途径等共同商讨,答成一致。深层次上,应该包涵医疗、预防、保健的全过程,发挥医生与病人的积极性,共同完成预防、治疗和保健这项大事业。笔者对医患共同决策,有如下几点理解。1充分实现医疗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临床工作的第一步是医生充分了解和掌握病人的     

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选择中医患共同决策应用探讨

医患共同决策是医生告知患者治疗方案疗效、益处及风险,而患者告知医生对疾病及风险的看法和疑虑,加强医生与患者的互动,最后由医生和患者共同做出合理选择,提高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得到更好的医疗效果。医患共同决策作为一种医疗决策模式,已被医学界广泛认可。国内外学者尝试在医疗领域多学科方面应用医患共同决策,表现出积极作用,但在中国产前筛查与诊断领域未见报道。本文介绍产前筛查与诊断中医患共同决策特点,国内外研究与应用,进一步探讨中国产前筛查与诊断领域医患共同决策的需求。     

密切医患关系和实现诊疗个体化的利器

<正>近年来,医患矛盾不断增多,恶性伤医事件时有发生,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患方对医疗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缺乏理性认识,认定进了医院就是进了保险箱,而医方对患者家庭文化背景及其自身需求等关注不够,诊疗个体化没有到位,导致双方了解减少,信任不足,从而容易产生矛盾。而医患共同决策可以增进医患间友谊,消除误解,是促进诊疗个体化的利器。1医患共同决策是临床决策的升级版     

基于责任伦理的医疗决策主体之审视

对医疗决策概念理解之不同是造成医疗决策主体争议的根源;患方拥有的只是医疗决策参与权和选择权而不是医疗决策权,应当客观且理性地看待患方作为医疗决策参与主体的作用;共享决策与共同决策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强调的是决策信息的沟通与分享,尤其是患方对医疗决策方案共享的权利,而后者强调的是医疗决策方案的共同制定,尤其是患方的医疗决策权;医生不应因患方参与医疗决策的制定而推卸自己对决策方案所负的注意义务和主体责任,患方参与要求医生应具有更加敏锐的判断力和鉴别力。     

医患共同决策的最佳践行者——全科医生

正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成为我国医疗事业的一大难题。患者对医生不满,医生的职业幸福感非常低,各类因医患矛盾而生的恶性案件也屡见报端。医患矛盾的基础就是医患不信任,其原因纷繁复杂,除了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及医疗服务价格之外,医学专业分工、专业知识背景,医疗行为不确定性,人文关怀和医患共同决策的缺失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是指医患双方共同     

叙事医学助力医患共同决策

医患共同决策是理想的临床决策模式。它强调医患之间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医生与患方之间应彼此交流,相互分享信息,双方同为决策主体,共同选择诊疗方案。但在现实环境下,医患面临诸多的决策困境。叙事医学让医生重视叙事的价值,并要求医生通过关注病人叙事来关注全人、见证病人的痛苦,与病人同在,最终与他们建立归属关系。叙事医学的临床实践有助于化解决策困境,对顺利实现医患共同决策有重要的作用,但需要不断在地化发展。     

医疗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差异与调适

医疗决策是一项在危机情境下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面对疾病的突发性、紧急性、演变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医患双方在医疗决策中存在着认知差异与心理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医患双方不仅在认知主体上存在角色意识、归因模式、心理期望值以及沟通方式等方面的根源性差异,并且受到情绪偏差的倾向性作用和医疗情境的外源性影响。因此,基于有限理性修正医患认知、以同理心促进医患情绪认同、构建医患共同决策的调适模式,是实现有效医疗决策的关键。     

影响抗肿瘤治疗决策的相关因素

临床决策模式包括家长式决策、知情决策和共同决策,理想的模式应该是医患双方参与的共同决策模式。临床决策具有高度复杂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个人性格、年龄、婚姻状态、文化程度、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经济费用、医疗风险、病情程度、社会保险等。肿瘤科医生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给患者提供最准确的、获益最大的治疗方案,充分告知患者及家属治疗利弊,和患者一起做出正确的临床抉择。     

接纳与疏导愤怒:“平等武装”理论对医患关系的启发

"平等武装"原则是具有对抗性法律程序中的核心。在医患民事法律关系中,"平等武装"不应仅在医患纠纷出现后的对抗程序阶段。根据对"医闹"演变的分析,认为"平等武装"是患方追求与医方在力量相对平衡的条件下对话与合作的内在需求。故应当接纳患方非理性的愤怒情绪,在医患民事法律关系产生之时为患方提供"平等武装"的机会,以此来实现疏导患方的愤怒,引导患方理性面对医患合作、保证法律适用的公平、提高患方知情同意的决策能力。     

患者社会经济地位对医患沟通行为的影响研究

良好的医患沟通是减少医疗纠纷、改善医患关系的有效途径。探讨患者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影响到医生的沟通方式与患者的沟通偏好,从而提高医患沟通质量,实现医患沟通"零距离"。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某市2所三甲公立医院门诊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患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医生语言沟通行为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然而与患者参与医疗决策及权利维护行为之间有显著性差异。建议医生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注重沟通方式与技巧的运用,尊重患者自主权利,增强患者参与医疗决策能力,同时利用医务社会工作者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共建平等和谐医患关系。     

医患的圆融——基于骨科保守治疗个案的叙事研究

以广东省某地级市三甲医院骨科为研究场所,用参与式观察法研究真实情境下骨科门诊及病房的医患交际,通过个案叙事揭示保守治疗中医患沟通存在的问题,提出好的医患沟通应具备的要素:医方充分了解患者病情,并予以充分告知,提出首选治疗方案;患方听取并理解医方的解释,提出疑惑和想法;医患双方互换观点,患方明确医方的医疗原则,医方把握患方的需求和目的;在满足患方合理需求的基础上,双方达成共识,作出最合理的临床决策。     

《侵权责任法》背景下临床决策新路径与方法探讨

我国新颁布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对临床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需要我们医务人员高度认识新法律的地位与作用,需要认识临床决策的真正内涵。通过深化医患沟通职能建设、患方参与医疗小组、健全医患权益协议书、加强患者医学与健康教育等,探索临床决策的新路径和方法。     

医患关系与医患共同决策关系辨析

密切医患关系和医患共同决策是在当前医疗状况下发展我国医疗事业必不可缺的两个重要条件。同时,密切医患关系和医患共同决策又存在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密切医患关系可以有效促进医患双方沟通顺畅,促进医患相互信任,为医患共同决策提供前提保证;医患共同决策可以让患者依从性更好,从而让患者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因而增加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为密切医患关系创造有利条件。两者共同作用,可以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有效动力,让患者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让医疗技术发展得到更广阔的空间。     

《侵权责任法》背景下临床决策新路径与方法探讨

我国新颁布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对临床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需要我们医务人员高度认识新法律的地位与作用,需要认识临床决策的真正内涵.通过深化医患沟通职能建设、患方参与医疗小组、健全医患权益协议书、加强患者医学与健康教育等,探索临床决策的新路径和方法.     

新时代下医患共同决策的机遇和挑战

正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是指患者和医生都参与到医疗决策过程之中,医生为患者提供必要的资料信息,向患者解释治疗和替代方案,让患者选择符合他们独特文化和个人信仰的治疗方案的过程。医患共同决策理念首先于1998年由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在一份《质量第一: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国内多数学者将"shared decision-making"翻译成"医患共同决策",也有部分学者将     

医患共享决策的价值意蕴、影响因素及辅助工具

当今社会,受消费行为和人权意识的影响,患者愈发渴望参与到医疗决策的过程之中。医患共享决策体现了对患者自主权的尊重,并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品质。然而我国的医患共享决策起步较晚,面对的困难复杂且多样,需要克服来自患方、医方,以及医疗决策过程本身等方面的因素。患者与医生的有效沟通,是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使然。在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中,决策辅助工具为实现共享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现有的决策辅助工具尚不完善,尤其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决策工具。     

医患共同决策相关问题思考

医患共同决策作为西方较常见的临床决策模式,对减少决策失误和增进医患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但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患者的家庭结构、疾病认知度与就医模式等严重影响着医患关系和决策自主性;在医生与患者的责任分担上,专业壁垒的存在让医患共同决策可减轻医生决策压力的理论设定受到质疑,患者对医生既信任又怀疑的矛盾心境也使医生的角色进退两难。因此,医患共同决策模式作为较理想的决策模式在中国临床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从知情同意到共同决策:临床决策伦理的范式转移——从Montgomery案例切入

知情同意颠覆了传统的家长主义范式,彰显了对患者主体性的尊重,然而对于同意偏狭的解读决定必然残留父权主义的痕迹。其价值预设的先天缺陷,导致对现实解释能力的逐渐枯竭。英国的Montgomery案的发生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现象,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对该现象的修复与纠正,并确定了医患共同决策作为医疗决策范式的合法性。传统一体通用的知情模式日渐式微,而被医患共同决策模式所替代。共同决策模式对知情同意的超越体现在:医患的主体间性是对单主体性的超越,是信息共享对价值单向度流动的超越、是对话模式对告知模式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