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的法治反思

21世纪以来,非法治思维和非法治方式在我国医疗纠纷处理中盛行。原因主要有政府未能及时回应医疗纠纷立法的价值取向冲突、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途径不畅、打击"医闹"软弱乏力、建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较晚、未能对医疗卫生提供适当的经费投入、未能合理规划医疗资源和全面推行分级诊疗、患方信闹不信法、医方推诿不守法、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不强。建议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医疗纠纷,政府要全面加强和推进医疗纠纷处理的职责履行,医患双方要依法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司法机关要强化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     

前景理论能否解释花生瓣形效应

为了探讨前景理论能否解释花生瓣形效应(一种风险倾向随决策所涉金额大小而发生变化的效应),研究构建了4个风险概率结构相同但金额大小不同的一系列决策任务,并同时设计两种不同角度的参照点探测任务,以考察博弈活动所花时间的价值或获得情境下对获得的一般期望值能否作为前景理论的参照点,进而使得花生瓣形效应为前景理论所解释。结果发现,以一般期望值为参照点时,前景理论可以对花生瓣形效应作出比较好的解释,但博弈活动所花时间价值不可。     

创新技术采纳中的风险治理:分析框架与研究议程

创新技术的使用正在重塑公共生活,改变治理景象。对于治理者来说,治理创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与不确定性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议题。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议题仍然缺少足够的关注。本文将借鉴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构建一项分析框架,从而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治理创新技术风险提供理论指导。最后,我们也呼吁治理与公共政策学者将创新技术风险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做出一些理论贡献,以实现该领域的成长与发展。     

数字化时代“信息茧房”风险与互联网宗教治理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宗教治理是我国互联网空间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何在数字文明建设进程中，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强互联网宗教治理，化解或降低互联网宗教风险，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这是时代之问，对之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笔者拟围绕着数字化时代的“信息茧房”风险与互联网宗教治理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基于互联网空间治理理论，从国家治理逻辑、依法治理逻辑、综合治理逻辑、技术治理逻辑和网络空间行为主体治理逻辑五个维度，提出建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治理的实践体系，高效精准治理互联网宗教，可以有效将“数字风险”转化“数字机遇”，防范化解互联网宗教领域重大风险。     

风险社会与行政国家再造:一个行政学的阐释框架

通过对风险社会以及古典行政学相关理论的分析,同时结合发达国家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本文认为风险社会所诱发的行政国家的适应性激变,对传统行政国家的三大基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风险国家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类型,风险国家在国家的角色职能、国家能力、制度范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都与传统行政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各类风险的叠加效应,同时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和融入风险国家的双重任务。本文认为只有采用"1+1"的综合融入式建构策略,中国才能有效地应对不同风险的叠加挑战,并将风险治理有机地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当前医疗纠纷频繁发生,医患关系日趋紧张,问题的复杂性呼唤着多种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助人手段,社会工作者在严格秉承专业价值观的基础上,运用三大专业方法,协助医患双方有效预防、和平解决医疗纠纷问题,肩负着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专业使命。     

医疗风险与医疗事故的辩证思考

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医务工作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依法行医和按照规章制度、医疗护理操作常规进行医疗活动的意识在医务工作者中普遍得到加强。但是,随着医疗风险引起的医疗纠纷越来越多,也使一些医务工作者在医疗活动中缩手缩脚,对风险大的治疗由于担心可能引起医疗纠纷而放弃,本应得到治疗的疾病因风险大而不能及时救治。因此,探讨医疗风险与医疗事故的内涵和关系,有利于医疗活动健康发展,真正做到救死扶伤,为伤病员服务。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医疗纠纷问题研究

在社会学视角下,运用科塞的安全阀理论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理论来分析当前的医疗纠纷问题,指出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医疗纠纷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但医疗纠纷也具有"正"功能,对于推动社会法制建设、加强医患沟通、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社会应为医患双方构建平等的沟通渠道和有效的调解中心,使之制度化并不断完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疏解矛盾,并且使敌对情绪有一个排解的通道,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     

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实证分析及完善

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已经在我国部分城市和地区推行。通过对北京与天津地区某些医院和患者走访和问卷调查,了解到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在我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但处理了大量医疗纠纷,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医患关系。但是,在医疗纠纷调解过程中也存在着关于调解制度公正性的质疑,以及医患关系未能完全修复的问题。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医疗纠纷鉴调制度增加调解的公正性,以及将叙事医学理论应用于医疗纠纷调解以加强该制度修复医患关系的作用。     

试论重大医疗纠纷处理中的政府支持问题

如何正确妥善处理重大医疗纠纷,建立有效预防医疗纠纷的社会保障机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妥善处理的一例重大医疗纠纷作了分析和讨论,并进一步对医疗纠纷现状分析,最后得出了解决重大医疗纠纷的启示及建议。     

疫苗安全恐慌的心理成因与应对策略

疫苗安全恐慌是由负面报道或阴谋论引发的公众对接种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怀疑，其后果是导致大面积的接种率或接种意愿短期骤降，它可从信息内容、个体层面的风险感知和群体层面的风险氛围三方面进行解释。公共卫生工作者可通过重建公众对疫苗可预防性疾病的风险感知等策略来预防和应对疫苗安全恐慌，网络平台也可通过信息治理以遏制错误信息的流行，但仍需发展系统的理论以理解疫苗安全恐慌的形成机制并促进公众对正面疫苗信息的积极分享。     

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路径——以基因编辑技术的规制为例

基因编辑等新兴科技引发的科技伦理风险正在对一部分传统社会秩序予以解构和重塑,科技伦理治理是应对此种新型风险的时代范式。法治化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旨在推动其他社会规则向法律制度的转变,保障治理的规范性。法治化过程需要实现“伦理与法律”“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利益平衡。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强调对伦理问题的全过程治理,风险预防是主要目标,应当在治理前端构建伦理风险监测机制,在治理中端强化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完善是法治化的首要目标,制度供给是推进治理的核心路径,应当制定科技伦理基本法,加强科技重点领域的专项立法,并治理后端建构和落实相关的法律责任机制。     

国际竞争下中国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安全、伦理及政策探讨

在21世纪日益激烈的生命医学国际竞争中,合成生物学作为典型的双刃剑型新兴科技,在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之下,巨大的风险阴影正初露端倪。密切关注了合成生物学在军事领域的巨大潜力,解析以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新兴生命医学科技在生物安全安保、伦理规范、知识产权和公众认知等诸方面可能对总体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与问题,观照发达国家先进的监管和治理方式,尝试提出我国合成生物学安全、伦理与政策法规研究的策略建议,以期促进中国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创新与发展。     

日本医疗纠纷防范处理措施研究

日本的人文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我国相近,而日本医院精细化的管理,医师协会创立的医疗责任保险以及有效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使得日本的医疗纠纷发生率一直较低.通过分析日本在防范医疗纠纷中以上几方面的成功经验,提出对我国医疗纠纷防范的启示,为我国当前医疗纠纷的防范和处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与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纠纷的急剧攀升与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和途径较为单一、过分倚重诉讼有直接的关系。要改变医疗纠纷的现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必须克服法治等于诉讼的误区,建立以法律规范为指导,以预防机制为基础,以非诉讼解决机制为主要方式,以法律诉讼为最终途径的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风险治理：百年回溯与理论思考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风险驾驭能力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方法,立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和风险治理"这个基本命题,将历史与现实、观念与实践融为一体,回溯梳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进程中治理风险的轨迹。研究发现,党的风险治理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相统一、使命感与责任感相统一、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结晶,在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系列风险治理制度。从历史、现实和制度三个方面研究党的风险治理,有助于总结和弘扬风险文化,深入思考党如何进一步增强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构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风险治理制度。     

论当前医疗纠纷的表现特点,处理及防范对策

报道本教研室４３年３１６例医疗纠纷尸检资料的分析结果,结合实际工作经验与体会,论述当前医疗纠绿的表现特点,处理对策和防范措施。认为近年来医疗纠纷逐渐增多;发生科室以妇产科和外科多见;医疗纠纷中非医疗事故多于医疗事故。处理对策建议是：遵循法律,注意程序,讲究方法,公平合理。指出完善医疗管理是防范医疗纠纷的关键,提高医疗水平是防范医疗纠纷的根本。     

对构筑和谐处理医疗纠纷事件模式的初步探索

当今社会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存在着患方冲击医院的现象,医院迫切需要和谐处理医疗纠纷事件的参考模式,与政府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接轨。对和谐处理医疗纠纷模式方面作一初步的探索,包括人性化的处理流程,院方相关处理、接待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心态及处理时的注意事项等,与同仁共同探讨。     

防范医疗纠纷的载体建设——天津市人民医院投诉中心的绩效浅析

利用现代医学伦理的人本理念,将投诉中心作为防范医疗纠纷的载体,有效地解决就医者的投诉接待和处理,无疑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尝试。通过对投诉制度建设、投诉处理标准化流程、有效投诉信息的利用等方面的经验性论述,阐明了投诉中心的载体建设,为减少医疗纠纷、加强伦理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风险知觉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风险知觉是指人对潜伏于环境中的危险的主观评定方式或评定值,以“不确定性”为本质特征。在对心理学领域中关于风险知觉研究的三个历史阶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介绍了不同时期风险知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指出已往研究在风险值评定和危险源识别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理论、测量、扩展三方面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