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关于《周易》道体的深度发明——以王弼、孔颖达道论为理论环节

程颐理学的哲学法眼,无疑就是程颢所标举的"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然而学界关于二程尤其是程颐的天理是如何体贴出来的观照甚少,因此深化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程氏易学与理学的研究而言,则具有更加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文化创新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程颐易学与理学的哲学逻辑架构的深入分析,可以透显出天理本体地位及其核心内涵的理论赋予源自于程颐对于《周易》道体的深度发明:一是"无形只是道"的理论界定,二是"性命之理"的本体发现,三是"道二"的哲学开新。由此,程颐理本论逻辑框架获得源头活水的理论支撑,《周易》道体亦得以高度的哲学活化,易学与理学融为一体。     

道教思想影响下的绘画 以《瑞鹤图》为例

<正>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画面内容极具特色,在内容上使用道教的文化象征符号,在技法上将写实手法与超自然的内容融于一体,用以表现“天降祥瑞”的主题。一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是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的作品,它描绘了二十只形态各异的丹顶鹤出现于北宋汴梁（今河南开封）宫城正门宣德门之上的场景,这既是宋徽宗艺术创作成果中的精品,也是北宋瑞应图的典型代表。     

二程研究的新成果——读《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

<正> 程颢程颐兄弟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他们祖述孔子,扬弃佛道,终于确立了融儒道佛三教为一体的理学体系。理学较之传统儒学更具有思辨色彩,又摒弃了佛道悲观厌世、颓唐消极的成份,从而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受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赏识,被奉为官方哲学,统治中国思想界长达七百年之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判历史人物和某种学说,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是不是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显然,由二程所奠基的宋代理学包含了许多新鲜内容,故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建国以来,学术界对二程的理学思想相当注意,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发表了不少论文。但据我所知,较有系统地研究二程思想的专著尚不多见,潘富恩和徐余庆同志所著的《程颢程颐理学     

宋明理学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转变——以理气论、人性论为例

宋明理学的整体发展呈现出一种从程朱理学二元论到明代理学一元论的转变倾向。其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理气论方面,由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到明代理学的理气一元论的转变;二是人性论方面,由程朱的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元论到明代理学性气合一的一元人性论的转变。这些转变显示出中晚明以后理学现实主义倾向的逐渐加强,并最终演化为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论复制技术对艺术审美的影响——以《蒙娜丽莎》为例

复制技术的出现使艺术品的收藏与传承获得了巨大的空间,它为艺术品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随着不同复制技艺的发展,艺术品的审美过程也开始发生改变。《蒙娜丽莎》摹本和印刷本带给我们的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艺术审美,这其实也就是手工复制品和机械复制品作为两种不同的复制技术对艺术审美活动产生的影响。     

易道与身心修养——以"龙溪"、"近溪"的易学思想为例

阳明后学中的中坚人物“二溪”(王龙溪、罗近溪)论《易》是他们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以万物一体论《易》,体现了《易》心学派的共同特点。龙溪以《易》证心,以《易》证良知,承陆象山、杨慈湖、王阳明而来;近溪论《易》重生生之道,多得之于程明道。二溪论易,体现了泰州、龙溪两大阳明支脉的学术特征。“二溪”与易道有关的修养论对文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思想史的影响也同中有异。     

黄元御儒道易医会通视域下的道论——以《道德悬解》为中心

在《道德悬解》一书中,黄元御会通理学,将"道"释为"太极"以及一段"妙理",称"道"为"无"。黄氏认为"道"生未判之"中气",此气旋转,判而为阴阳二气。这使得"无"生"有"的思想有了"理"生"气"的意味。黄氏结合易学,以河图与五行生成之数诠释"道"与阴阳二气的关系,认为"二气"已判,"道"寓于"二气"之中,并与"中气"合。河图之"五"与"十"符示"中气",且为"道"之所寓。除"五"与"十"以外的八个数虽本为五行之生数与成数,然黄氏视之为阴阳二气生之位与成之位的符示,数原本符示的五行则是阴阳二气升降变化的外在显现。如此,医学中的"中气"被附以形上学的内涵,成为了"道"的体现,而与五行相应的五脏之间的关系则被黄氏视为阴阳二气升降变化的外在显现。基于此,黄氏提出了先后天之本皆脾胃的思想以及独特的脏腑气化理论体系。     

老子思想对道教义理建构的影响以《道德经》第七章为例

五千言的老子《道德经》,无疑是一部垂范后世、辉映千古的人类文化经典.展阅全书,处处可见洞照宇宙真机和人生真谛的道家智慧.几乎每一章、每一句都值得现代人去品味、去体味、去回味.而源远流长的道教,正是老子思想在中国社会土壤中催生出来的最大的文化果实.道教尊老子之道而立教,老子之道依道教而传续不绝.道教在其本质精神上是对老子道家的一脉相承,它的教理教义无不深深打上了《道德经》的烙印.     

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以《丈夫》为例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之一,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沈从文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他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沈从文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丈夫》,以湘西某河畔的妓船为写作背景,讲述了妻子在船上"做生意",丈夫逢年过节偶尔来探望的故事。小说《丈夫》典型地体现了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浪漫主义,一方面是城乡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另一方面是"回归自然"的创作倾向。这也是沈从文独特的浪漫主义精神追求和创作手法。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水本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之影响

从水崇拜与太一生水入手,探讨了水生万物与肾藏精、主生殖的关系,太一藏于水、行于时与《内经》八风九针的关系,盖天说与《内经》之海的关系,水为道与精气学说理论的关系,阐述了水本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重大影响,以及对中医继承发展的意义。     

论幽溪传灯以《止观》悬合于《楞严》的思想特色

幽溪传灯于晚明力弘天台教观,使得天台宗在当时呈现复兴之态.传灯作为天台宗僧人,一生对《楞严经》非常重视.其指出《摩诃止观》与《楞严经》遥相契合,并处处以《摩诃止观》的教观思想拟配《楞严经》中的义理.通过分析传灯融合《止观》与《楞严》之方式,发现其对《楞严经》的解读不是一个单向的诠释活动,而是一个交互的诠释过程.在这个交...     

朱子鬼神观管窥——以生死、义命和理气为中心

朱子鬼神观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学界对此关注尚不够。本文以朱子为中心,上溯至二程与张载以至孔孟,着意区分朱子鬼神观的多层次与多侧面,从儒家富于人文理性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考查朱子对生死的态度及其对义命学说的新见。在论述朱子以理气学说阐释鬼神观时,指出朱子反对安排布置之论与反对设教说,这些须在辟佛背景下方能体贴出其本意之所在。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早期道教的美学思想 以葛洪《抱朴子》为例

<正>道教美学思想源自老子哲学,《道德经》在哲学层面对“美”进行了简要的阐释;庄子在继承老子哲学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且“在其中突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和美学趣味,客观上建立了道家美学思想框架,奠定了道家—道教一脉美学思想发展的基础”。（潘显一、殷明：《论道教美学思想的发展与嬗变》）庄子的道家美学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早期道教各派的改造、创新,于隋唐时期形成相对成熟的道教美学思想,并且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     

李通玄与日本华严思想——以李通玄对明惠的思想影响为例

李通玄对日本华严思想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日本镰仓时代华严思想家明惠的思想中。在《解脱门义》中,明惠基于李通玄的三圣圆融观、佛光观等,对华严宗的理论和实践做了重新阐释。明惠在继承李通玄思想的同时,结合日本佛教的特色,对李通玄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吸收了弥勒上生信仰和密教信仰的要素。明惠的华严思想最重要的特色是建立佛光观等观想的仪轨,将在中国展开的义理华严改造为仪轨华严。     

罗钦顺的易学思想——以《太极述》为中心

罗钦顺认为《周易》的宗旨就在于"穷理尽性"。《太极述》是罗钦顺在易学上的一个创造,其中讲述了太极之义、太极之全体、太极之妙用,及人物之性、圣学体用之全等问题,建构了一个宇宙万物及人生性命的演化的总过程。     

吉藏的华严思想——以《华严游意》为中心

三论宗僧侣对于弘扬《华严经》有着重要的贡献,而吉藏所撰之《华严游意》便是此系华严思想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华严游意》的考察,重点分析了吉藏对于化主一异与本迹问题、净土四义与净秽二土问题、同明因果与因果不同问题的诠解。既关涉到《华严经》的核心经义,也体现出三论学派尤其是吉藏对于《华严经》的特色诠释。吉藏以三论宗特有的论辩模式、根本预设、四句及二谛理论等,借《华严经》经义而畅游本宗之宗义,这可说是吉藏华严思想之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