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协议法律规制之我见——以代孕双方权利义务为中心

为体现规制代孕协议的公共政策和公平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对代孕协议的订立、生效和当事人基本权利义务的分析,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应对代孕协议的订立和效力进行较多干预,代孕母亲应在身体自治权得到尊重的范围内负有避免出生缺陷的义务和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代孕双方享有相应的解除权以避免根本利益的损害.     

困境与出路：骨髓捐献的法理分析

面对骨髓捐献供体的严重短缺,捐献人的随意反悔以及法律规范的缺失,从法理的视角,认定骨髓捐献的性质是合同行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分析捐献合同的人身性和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捐献人的任意撤消权、受益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受赠人的公益责任,以权利制约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保持当事人的权利平衡,这有利于维护骨髓捐献公益性行为的良性发展。     

困境与出路:骨髓捐献的法理分析

面对骨髓捐献供体的严重短缺,捐献人的随意反悔以及法律规范的缺失,从法理的视角,认定骨髓捐献的性质是合同行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分析捐献合同的人身性和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捐献人的任意撤消权、受益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受赠人的公益责任,以权利制约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保持当事人的权利平衡,这有利于维护骨髓捐献公益性行为的良性发展.     

论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

厘清医师说明义务的内涵、性质能够使患者和医师明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护患者知情同意权.对于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有主张医师的说明系患者有效同意之逻辑前提的“承诺无效说”;也有“医疗合同上的附随义务”的观点;还有认为其应是一项法定的注意义务.在对这些观点进行评析后提出此义务应是一项法定的合同义务.     

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种相关性。一种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关系:一个人的权利,必然是他人的义务;反之亦然。这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必然的、客观的、事实如何的关系,亦即所谓“权利与义务的逻辑相关性”。另一种则是基于这种逻辑相关性的“权利义务道德相关性”,亦即一个人的权利应该是对他自己的义务的交换: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应该等于他所负有的义务;而他所行使的权利则应该至多等于他所履行的义务。     

论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

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人类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该也必须履行对自然的相应义务。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类享有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同时负有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义务;其二,人类享有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发展的权利,同时负有可持续发展的义务;其三,人类享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负有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义务。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的实质是利益问题。     

人权的儒学进路

麦尔登反对自然权利说,而将权利根植于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道德社群之中,在其看来,一个人拥有权利就意味着他与他人处于某种道德关系之中,他也有义务履行或是避免某些行为,以支持他人的道德努力。所谓权利,就是从应当履行或避免某些行为的人或人们的角度来看的道德关系。麦尔登不赞成个人主义单子式的独立、自主的自我观,呼吁一种对人的具体实在的观点。麦尔登重视家庭的地位,认为人们从家庭中来学习如何实现对他人的义务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应得,并将其扩充至家庭之外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中。麦尔登的思想很多与儒家是相通的,为将权利观念融入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     

台湾地区“代孕”立法最新进展及其启示

2007年3月21日,台湾地区在广泛调研、民主决策的基础上,终于颁布实施了《人工生殖法》,使争论已久的代孕人工生殖问题与《人工生殖法》正式脱钩,另行规制;此前,《代孕人工生殖法》草案也已经出笼,拟有条件开放代孕人工生殖。相关草案对代孕者、受术夫妻、代孕中介、代孕契约、亲子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具体规定。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对祖国大陆完善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生殖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病人的权利与医疗机构的义务

病人的权利与医疗机构的义务 ,是指在提供与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 ;病人的医疗权利和医疗机构所担负的执业义务。病人究竟有哪些医疗权利 ?医疗机构负有哪些执业义务 ?这一问题在调整医患关系中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关系到医疗机构依法行医 ,政府依法治医 ,公众和舆论依法评医 ;是判断医疗机构执业的是非曲直的基本准绳。弄清这一问题 ,对于病人权益保护立法 ,对于医疗服务合同的研究与推广 ,对于医疗事故纠纷的正确处理 ,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民法理论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代孕的伦理争议

代孕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一种事物.与传统的生育方式不同,代孕的妇女在产下孩子后,对后者不拥有父母通常对子女所拥有的权利.这引发了极大的伦理争议.许多代孕的批评者或者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或者认为这种行为在当代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背景下是不道德的.但前一种批评仅适用于代孕者在产后改变自己心意的情形,而后一种批评则不能说明代孕本身是不道德的.在公平的背景下,基于自愿基础的代孕应该得到伦理层面上的认可.     

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相关性问题

权利和义务往往被视为一对形影相随的范畴。然而 ,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并不像通常看上去那样容易把握 ,在涉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时更是如此。对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 ,罗斯所概括的四个独立的陈述应该说比较全面。它们包括 :1A对 B有权利意味着 B对 A有义务 ;2 B对 A有义务     

伦理与法律对冲下的代孕思考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使代孕成为可能,因女性子宫机能障碍而丧失生育能力的夫妇可以借别人的子宫获得与自己有遗传关系的子女,因而代孕有其社会必然性,合理的非商业化的代孕渐被多数国家接受并立法。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但是近年来国内不少地区代孕现象屡见报端。通过对代孕现象的探讨分析,建议应从对社会和个人有利的原则出发,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严格的法律政策,允许代孕技术的合理应用。     

论“见危救助”的道德义务

人们负有见危救助的道德义务,这一义务的基础在于人权理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生命、健康与安全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一权利,当有人处于险境需要救助时,在救助行为不会损害救助者巨大利益的情况下,目击范围内的潜在救助者有义务对受害人实施救援。当目击范围内的潜在救助者不止一人时,救助义务在所有潜在救助者之间分担。救助义务的分担遵循"有或无"的原则:当有人处于险境而无人救助则有;或者有人救助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帮助则有;当受害人脱离险境则无。     

代孕合法化的争议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主张代孕合法化或有限合法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本文基于公序良俗的本土性和时代性特征，采纳以尊严为中心、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话语体系，秉持明定主义的理论立场，结合对权利泛化现象的辩证分析，论证代孕在观念日新的当下并不具备合法化的法律和现实基础，禁止代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应当坚持的立法选择。我国现行禁止代孕的立法设计还存在不足，以致代孕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应尽快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法》,协调各相关监管机构开展联合执法，加强行政处罚力度等，从不同维度对代孕行为进行打击和监管，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从合作生殖的视角对代孕生殖含义的伦理辨析

代孕生殖技术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一直备受争议。代孕生殖的技术概念包括完全代孕和部分代孕两类。基于遗传学联系、情感联系和伤害风险的考量,只有不孕夫妻提供精卵、代孕女性孕育分娩的完全代孕在实践中可行。同时,基于合作生殖的视角,虽然代孕生殖可能引发人们对传统婚姻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种种论争,但是通过完全代孕技术帮助不孕夫妻的代孕女性不是破坏婚姻关系的所谓"第三者",代孕女性"生而不养"的事实亦不应被斥责为不道德。     

论道德权利

在道德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道德义务的实质,即是社会和他人对个体的行为要求。但是,由于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可能只是单向的义务关系,因此,有社会和他人对个人的行为要求,也必然有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行为要求,这种行为要求,属于道德范围的,便是道德权利。道德权利的客观基础便是社会和他人对个人利益应负的责任。     

公正视角下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公正与权利和义务密切相关.公正所涉及的权利和义务,应是严格意义上的相互对应、必然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完全义务"(即狭义的义务)如何分配的问题,即不论是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还是非基本权利与非基本义务,也不论是法定权利与法定义务,还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一方的权利,必然是他方的义务;反之亦然.     

论艾滋病人及艾滋病毒感染者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艾滋病防治条例》,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精巧的设计。本着保护人权和预防疾病的需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在医疗活动、人身权益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都进行了很好的平衡。     

权利优先、还是义务优先——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受试者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性思考

对“权利与义务”从“公正”方面进行了解读,论述了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受试者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受试者权利优先”是平衡两者关系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受试者权利优先”的具体策略：首先尊重受试者的权利（首要性）;当受试者的权利与受试者的义务出现一定矛盾时,应该把尊重受试者的权利放在首位（至上性）;在尊重受试者的权利中,化解两者矛盾。     

论艾滋病人及艾滋病毒感染者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艾滋病防治条例》,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精巧的设计.本着保护人权和预防疾病的需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在医疗活动、人身权益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都进行了很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