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医患关系和实现诊疗个体化的利器

<正>近年来,医患矛盾不断增多,恶性伤医事件时有发生,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患方对医疗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缺乏理性认识,认定进了医院就是进了保险箱,而医方对患者家庭文化背景及其自身需求等关注不够,诊疗个体化没有到位,导致双方了解减少,信任不足,从而容易产生矛盾。而医患共同决策可以增进医患间友谊,消除误解,是促进诊疗个体化的利器。1医患共同决策是临床决策的升级版     

患者信任、参与行为对医患信任度影响研究

医患关系已不仅是医生和患者间的关系,还包括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等,直接影响诊疗活动效果。探讨患者信任、医患参与行为,分析影响医患信任度的主要原因,找出改善医患关系的建议,以此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患者信任、医患参与行为等进行调查。个体差异对患者信任、参与行为具有影响,同时患者信任、医患参与行为等各因素对医患信任度也会产生一定作用。多种因素组合影响医患信任度,建议推进分级诊疗;提升诊疗技术服务价值;加强医患沟通,提高双方在诊疗中的参与行为;健全卫生医疗法律法规,规范媒体报道及舆论导向。     

眼科诊疗中的医患共同决策

正为什么要进行医患共同决策,如何进行医患共同决策是目前临床医学界关注和争论的话题。相对于传统的"家长式"医疗决策模式来说,医患共同决策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它是指在是否进行特殊检查、如何用药、是否手术、采用何种手术方式等医疗决策时,在医务人员充分告知患方各种诊疗方案的具体措施、利弊以及风险等的基础上,患方经过权衡利弊,向医方表达其对疾病及相关风险等的观点,双方结合病人自身情况进行商讨,     

论我国医患信任结构的异化及其重建路径

目前我国医患冲突频发,普遍认为源于医患不信任。这难以解释患方选择大医院、对治疗持高期待等看似信任医方的行为。我国医患信任关系的最大问题是信任结构异化,即畸形的体系信任与脆弱的个体信任形成的信任结构扭曲。医学技术的繁荣强化了患方对医方的体系信任,而医学的技术化倾向遮蔽了医患之间的个体信任,一方面导致患方对诊疗存有过高期待,另一方面又导致患方将不良诊疗效果归咎于医生个体,医患冲突由此而生。应从重建合理期待、推行分级诊疗、提倡点对点医疗、推进自由执业等方面重建医患信任结构,从根源上消除医患冲突。     

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选择中医患共同决策应用探讨

医患共同决策是医生告知患者治疗方案疗效、益处及风险,而患者告知医生对疾病及风险的看法和疑虑,加强医生与患者的互动,最后由医生和患者共同做出合理选择,提高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得到更好的医疗效果。医患共同决策作为一种医疗决策模式,已被医学界广泛认可。国内外学者尝试在医疗领域多学科方面应用医患共同决策,表现出积极作用,但在中国产前筛查与诊断领域未见报道。本文介绍产前筛查与诊断中医患共同决策特点,国内外研究与应用,进一步探讨中国产前筛查与诊断领域医患共同决策的需求。     

甲状腺癌再手术医患共同决策的临床模式探讨

分化型甲状腺癌是一种发病年龄轻、预后良好的疾病,但由于手术不规范化的存在、肿瘤复发和转移的出现,患者不得不面临再次手术的问题;患方对医方所提供的医疗方案存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医方可依据分化型甲状腺癌的特点,应用"甲状腺癌危险度分层评估系统"、"动态危险度分层评估模式",对甲状腺癌术后患者制定前次规范手术医疗方案实施路径和前次不规范手术医疗方案实施路径;医方坚持不时与患方进行沟通,以医疗方案路径的临床模式为基础,以医患双方共同接受的医疗方案为目的,达到医患共同决策,这有利于术后患者获益。     

医患共享决策的价值意蕴、影响因素及辅助工具

当今社会,受消费行为和人权意识的影响,患者愈发渴望参与到医疗决策的过程之中。医患共享决策体现了对患者自主权的尊重,并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品质。然而我国的医患共享决策起步较晚,面对的困难复杂且多样,需要克服来自患方、医方,以及医疗决策过程本身等方面的因素。患者与医生的有效沟通,是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使然。在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中,决策辅助工具为实现共享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现有的决策辅助工具尚不完善,尤其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决策工具。     

临床医疗中知情同意的实践与思考

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和社会对医方所提出的要求,也是医方应尽的法律和伦理义务。医方应充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性,积极、有效地履行注意和告知义务,以切实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实现。它不仅体现了医疗工作对人及其权利的尊重,也会对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共同决策:弥合分歧,营建医患同心的医疗

医患两个不同主体的差异与分歧,不同历史条件表现不同;社会角色、对疾病的认知、身份与利益是当今医患间差异的突出表现;医患共同决策贯穿于医疗全程,包括充分听取患者及家人的倾诉、向患者说明诊疗安排、接受患者及家人的质疑和释疑、及时了解治疗后的身体感受、在沟通中实现医患间的情感交流,它对于弥合医患间差异与分歧、形成最佳诊治方案,消除医患间的疑虑、调动患者的依从性和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以及形成医患间的共情,均有重要意义,是营建医患同心医疗的最佳途径。患者参与决策潜能的挖掘和重构医生的权威,在于转换医生的思维,掌握主体间性的认知方法和身体哲学的新理念。     

医患的圆融——基于骨科保守治疗个案的叙事研究

以广东省某地级市三甲医院骨科为研究场所,用参与式观察法研究真实情境下骨科门诊及病房的医患交际,通过个案叙事揭示保守治疗中医患沟通存在的问题,提出好的医患沟通应具备的要素:医方充分了解患者病情,并予以充分告知,提出首选治疗方案;患方听取并理解医方的解释,提出疑惑和想法;医患双方互换观点,患方明确医方的医疗原则,医方把握患方的需求和目的;在满足患方合理需求的基础上,双方达成共识,作出最合理的临床决策。     

知识图景vs.生活世界:关系空间内的医患沟通及其启示

在因诊疗形成的关系空间内,医患沟通的本质是来自患方的社会认知与来自医方的知识认知之间的交流。基于知识图景的医方话语传递成为医疗空间内医患沟通的主要方式,这容易导致专断权威、忽略患者经验和情感。欲使医患关系更加融洽,有赖于患方基于生活世界的认识能否为医方所洞察和理解,进而使医学专业知识能够被生活世界建构的经验所理解、信任和遵从。目前主观上的医方情感沟通的动力不足,客观上的沟通时间匮乏,导致了医患沟通的障碍。应当从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促进沟通从疾病转向体验、尊重和促成患者的自主决策等方面着手,实现知识图景与生活世界的交融,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化解患方暴力维权之探索

本应唇齿相依、和睦相处的医患双方却纠纷不断;因纠纷而致的杀医事件屡屡见诸媒体。主要原因是医方处于强势地位,它有冷处理医患纠纷的底气和实力,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患方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就选择了暴力维权。在尝试化解患方暴力维权的调查中发现,医患双方对减少和规避医患纠纷的共识是:医方要有高超的医术,能够真正利用好诊疗技术来治病救人。然而医者并非上帝,不能满足患者所有的医疗需求。医方应让人们认识到医学的局限性,并以医术和医德的合奏来彰显医学救助同类的终极价值。     

医患关系与医患共同决策关系辨析

密切医患关系和医患共同决策是在当前医疗状况下发展我国医疗事业必不可缺的两个重要条件。同时,密切医患关系和医患共同决策又存在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密切医患关系可以有效促进医患双方沟通顺畅,促进医患相互信任,为医患共同决策提供前提保证;医患共同决策可以让患者依从性更好,从而让患者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因而增加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为密切医患关系创造有利条件。两者共同作用,可以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有效动力,让患者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让医疗技术发展得到更广阔的空间。     

医患共同决策的最佳践行者——全科医生

正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成为我国医疗事业的一大难题。患者对医生不满,医生的职业幸福感非常低,各类因医患矛盾而生的恶性案件也屡见报端。医患矛盾的基础就是医患不信任,其原因纷繁复杂,除了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及医疗服务价格之外,医学专业分工、专业知识背景,医疗行为不确定性,人文关怀和医患共同决策的缺失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是指医患双方共同     

中国医患共同决策心血管病领域研究现状与展望

医患共同决策(SDM)是指患者参与医疗决策过程,与医生一起充分沟通讨论不同医疗选择的利弊后做出最终决策的医疗模式。这一方式有助于让患者参与医疗决策过程,从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增强医患间信任,提高患者满意度,最终改善长期预后。本文通过介绍SDM定义、要素、应用场景以及决策工具应用,进而以国外心血管病SDM研究为背景,最后介绍中国首次开展SDM研究如他汀选择、慢性闭塞性病变(CTO)选择的内容与结果,结合这些研究开展推进的情况,指出中国推广SDM研究的问题和可能解决方案。     

医护患共同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实施路径——以乳腺癌为例

医护患共同决策有利于帮助患者参与到临床治疗决策当中,提高患者依从性,改善治疗效果。这并非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讨论与选择即可达到的。共同决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医护人员、医院、患者及家属的共同参与。医护人员需要了解并分析影响患者参与共同决策的因素,加强彼此的沟通,鼓励帮助患者参与当中;而患者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疾病相关知识才能更好地参与;医院作为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载体,其所提供的恰当支持在共同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医护人员应分析了解乳腺癌患者参与共同决策的现状,以促进医护患共同决策的有效实施,为乳腺癌患者的顺利诊疗多做贡献。     

新时代下医患共同决策的机遇和挑战

正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是指患者和医生都参与到医疗决策过程之中,医生为患者提供必要的资料信息,向患者解释治疗和替代方案,让患者选择符合他们独特文化和个人信仰的治疗方案的过程。医患共同决策理念首先于1998年由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在一份《质量第一: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国内多数学者将"shared decision-making"翻译成"医患共同决策",也有部分学者将     

保留还是切除——骨科疾病治疗中的医患共同决策

研究证明医患共同决策能够促进患者参与治疗,增强依从性,从而提高医疗效果。但是上述效果的取得并非仅仅与患者讨论选择治疗方案。部分骨科疾病面临保留修复病患部位或者切除置换病患部位的艰难选择,上述两种方案都涉及各种伦理问题,因而共同决策并不容易。本文认为医患共同决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医生、患者、医院的共同参与。医生需要意识到技术上最优并不总是对患者最合适,要在了解患者价值观、经济状况等基础上开展知情同意,帮助患者进行决策。而患者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决策。因此,医院在其中的角色非常重要,例如对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教育培训,从制度上提供支持,如合理的工作负荷、流程、场地等,以促进医患共同决策的有效实施。     

医务人员对医患共同决策辅助工具的态度研究

循证医学实践要求在临床决策中整合最佳临床研究证据、医者经验、患者自身价值取向与所处具体临床情境。使用决策辅助工具进行医患共同决策可作为一种实践模式,有必要了解来自临床一线医务人员的态度。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于国内11省及3个直辖市共32个城市的51所二级和三级医院发放问卷,探究使用决策辅助工具促进共同决策实施的可能性。对1 212份问卷的分析显示,73.2%的医务人员认可患者是高质量临床决策的参与主体;支持患者获知诊疗决策依据、认同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积极效果与高学历等正相关。     

医患共同决策最新研究进展

医患共同决策在国外《医学决策》杂志已经讨论了近10年的时间,并且涉及医患共同决策的各个方面,包括医生、患者方面的研究,社会反应,共同决策发生的条件等等。本文综述了近3年来,美国《医学决策》杂志及相关文献关于医患共同决策探讨的内容,尤其近年对医患共同决策的医患双方参与人群特点的研究,医患共同决策的社会规范制定研究和医患共同决策发生条件及经验总结。通过对国内外的共同决策研究的分析,以期能对缓解我国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起到促进作用,并能够最大限度地让患者参与到对自己疾病的决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