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病情告知喜好:医护人员、医学生、患者三者差异

为了比较医学生、癌症患者对于坏消息告知喜好与医护人员临床实际做法的差异,使用病情告知问卷对肿瘤相关科室124名实习生、175名医护人员和117名患者进行调查。在总分及"告知方法"、"情绪支持"、"提供附加信息"三个维度上,医护人员临床实际做法得分与患者、医学生告知喜好得分均有显著差异(F=18.850,P0.001;F=33.922,P0.001;F=10.023,P0.001;F=19.262,P0.001),医护人员临床实际做法得分明显低于患者、医学生告知喜好得分。对于坏消息告知沟通技能的培养是我国医学教育的薄弱环节,医学院校应该开设相关课程,而临床医护人员面临的坏消息告知沟通问题严峻,要想达到缓和医患关系、改善临床结局的效果,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医疗坏消息告知程序构建研究

坏消息告知是大多数医护人员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而告知不当所造成的后果有时是毁灭性和持久性的。在案例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医疗坏消息告知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在主要剖析SHARE模式的支持环境的设定、告知坏消息、提供附加信息和提供保证及情绪支持四个方面,以及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医院对坏消息告知的配合机制等国外成功经验后,指出我国应该从环境设定、程序、行为、语言和医院内的配合五个方面进行规范,并在文中进行了详细、明晰的设计尝试。     

生死学视域中的“坏消息”告知

患者被隐瞒坏消息的主要理由是保护其免受恶性病情信息的打击。而主张告知患者坏消息则有四个重要理由。告知坏消息必要但不绝对,最终是否告知应当取决于患者的知情意愿,而且如果告知还需征得家属同意。强调应该由医生告知坏消息,而不是护士、社工、志愿者等。在坏消息告知方式上,强调以医护团队为主体的生死学场域的提前构建,生死学场域的构成则包括医护人员的叙事素养、生死学科普活动以及医院生死文化三个要素,其中生死学科普活动最为重要。

     

提高儿科医生告知坏消息技能的探讨

医生普遍对于告知坏消息缺乏信心,尤其是儿科医生。坏消息会引起患儿家属持久的、情感上的压力。医生的坏消息告知方法对于一个家庭对坏消息的应对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大多儿科医生对于告知坏消息感到一定程度的焦虑。医生普遍希望能够得到关于提高坏消息告知技能的继续教育。国内关于儿科医生坏消息告知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总结了儿科医生在坏消息告知中的重要行为和告知程序,探讨了如何提高儿科医生告知坏消息技能的教学方法,为坏消息告知技能的教学提供参考。     

癌症的认知行为与癌症告知

癌症的认知行为与癌症告知解放军２０１医院（１１１０００）邓郁,王松筠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恶性肿瘤患者的心身障碍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医学界重视。对于癌症可否告知等问题尚存在一些争议。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为此,对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９９４年４月住院的各种类型...     

癌症要告知实情吗？

面对癌症病人,应该不应该告知实情?这是临床医务人员常常面临的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病人得知癌病的途径、临床治疗现状等方面分别论述告知癌症病人实情的理由。探讨了癌症告知策略:面对家属直言相告、面对病人通过交谈了解病人的性格特点、文化层次和情感类型,列举了不同类型的病人告知的方法。论述其告知病情后如何让病人走出误区,消除恐惧,把生存的压力转变成求生的动力,从而达到配合治疗,使病人敢于正视疾病,面对明天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癌症要告知实情吗?

面对癌症病人,应该不应该告知实情?这是临床医务人员常常面临的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病人得知癌病的途径、临床治疗现状等方面分别论述告知癌症病人实情的理由.探讨了癌症告知策略:面对家属直言相告、面对病人通过交谈了解病人的性格特点、文化层次和情感类型,列举了不同类型的病人告知的方法.论述其告知病情后如何让病人走出误区,消除恐惧,把生存的压力转变成求生的动力,从而达到配合治疗,使病人敢于正视疾病,面对明天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美国医生对于医疗坏消息告知的程序及具体方法

坏消息的告知是临床医生遇到的较为困难的情况之一.从交谈的环境、告知的开始、继续交谈、对病人情感反应的评价及处理、病人的遗愿5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美国医生对于医疗坏消息告知的程序及具体方法,从而为我国医生提供参考.     

美国医生对于医疗坏消息告知的程序及具体方法

坏消息的告知是临床医生遇到的较为困难的情况之一。从交谈的环境、告知的开始、继续交谈、对病人情感反应的评价及处理、病人的遗愿5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美国医生对于医疗坏消息告知的程序及具体方法,从而为我国医生提供参考。     

癌症—保密还是告知？

对恶性肿瘤病人是隐瞒还是告知真实病情是一个需要医生慎重处置的问题。若处理不当,将会影响到病人的病情转归、治疗效果以及患者的求医行为。本文从伦理和实效两个方面分析了癌症保密与告知的利弊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处理原则。     

提高医生告知坏消息的技能——两种常用沟通模式

医生、医学生都对告知坏消息感到压力大,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模式讲述如何告知坏消息,是坏消息难于告知的重要原因。在国外,对于坏消息的告知,最为常用的两种沟通模式是SPIKES模式和ABCDE模式。这两种模式均描述了有效传递坏消息的程序和步骤,并强调了告知坏消息中的关键点,包括对病人同情心的表达,认可病人的情感,了解病人对坏消息的理解及接受情况,为进一步的治疗提供信息等。介绍了这两种沟通模式及其教学方法,为医学院校病情告知技能相关内容的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家庭癌症告知过程及类型分析

将癌症告知看作一个家庭过程,以患者-家属为分析单位,阐述确诊及病程信息如何在家庭中流动,以及告知过程中患者和家属的角色演变。研究者对12位肺癌患者、7位家庭照护者和2位医生进行半结构访谈,并对访谈数据进行主题分析。家庭癌症告知是一个关乎患癌事实如何在家庭内流动的过程。围绕确诊、治疗和临终安排三个阶段,详细阐述了病患和家人的多种角色的演变,并基于此构建了两种家庭告知的理想类型：病患决策型和家属代理型。患者以往家庭角色、家庭沟通系统和疾病具身性体验是家庭癌症告知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

     

癌症病情告知的家庭主义模式

癌症病情告知涉及到的是一个不同于癌症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问题。中国癌症病情的告知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家庭主义模式。家庭主义模式的确立,可以从患者的脆弱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辩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癌症病情告知的家庭主义模式面临个体权利意识觉醒和家庭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挑战。有必要确立一种程序性的家庭主义模式,在尊重癌症患者知情权的基础上,按照家庭主义模式设计患者行使知情权的具体程序,在保障患者知情权和发挥家庭照护作用之间求得平衡。     

告知患者癌症诊断的利弊分析及有效告知的方法

告知患者癌症诊断是肿瘤科的核心问题。法律和医学伦理原则要求医务人员应掌握肿瘤患者的心理和其他方面的特殊性,及时、充分地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严格履行肿瘤患者的知情同意原则。本文旨在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的利弊及有效告知癌症诊断的方法进行分析,以期为临床肿瘤医疗、护理工作提供指导。     

告知患者癌症诊断的利弊分析及有效告知的方法

告知患者癌症诊断是肿瘤科的核心问题.法律和医学伦理原则要求医务人员应掌握肿瘤患者的心理和其他方面的特殊性,及时、充分地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严格履行肿瘤患者的知情同意原则.本文旨在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的利弊及有效告知癌症诊断的方法进行分析,以期为临床肿瘤医疗、护理工作提供指导.     

癌症患者家属决策癌症诊断告知状况的初步调查

癌症的致命性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人类对癌症有着特殊的认识。在东方国家,家属在癌症诊断告知的过程中起着决策性的作用。本研究对194例癌症患者家属进行调查,探讨家属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的认识以及医生、患者等的观点和行为对家属决策过程的影响,初步揭示国内癌症诊断告知的实施状况及所存在的问题,为临床医护人员有效告知癌症诊断提供依据。     

医护人员对癌症告知态度的调查研究

为了了解医护人员对癌症告知的态度,对634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护人员不十分赞同将真情完全告知患者,其告知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知情愿望,他们比较认同家属拥有决策权,且普遍认为患者不是充分知晓病情.因此,医护人员应该增强告知认识,尊重患者告知意愿,引导家属告知观念,努力提高患者知情程度.     

告知癌症患者真实诊断信息的策略

癌症死亡率高的特点,使人们“谈癌色变”.由于考虑到癌症患者得知诊断结果后产生不良影响,现在我国大多数临床医生还在采用隐瞒的告知方式.笔者通过对不告知癌症患者真实诊断的利弊分析以及告知真实诊断的理由论述,提出解决的策略,旨在帮助临床医生解决临床告知中的难题.     

医护人员对癌症告知态度的调查研究

为了了解医护人员对癌症告知的态度,对634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护人员不十分赞同将真情完全告知患者,其告知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知情愿望,他们比较认同家属拥有决策权,且普遍认为患者不是充分知晓病情。因此,医护人员应该增强告知认识,尊重患者告知意愿,引导家属告知观念,努力提高患者知情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