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从挣脱名相到随顺名相：论章太炎革命主体的话语实践

本文以革命主体对名相的挣脱与随顺为主线，探讨章太炎“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不同时期对革命主体话语实践的思考。在“转俗成真”的《民报》时期，章太炎从两方面要求主体挣脱名相的束缚；其一是祛除宗教的“表象之病”,使革命主体免于“依他”之有神论的束缚，其二是要实现一种超越“遍计所执”名相分别的主体化模式，建立“依自不依他”的革命道德。在“回真向俗”后，章太炎强调革命主体要随顺名相，回归语言运作之中，将众生之“成心”作为思想革命的生产性要素，通过“观其会通”使“成心”向“真如”“正智”所昭示的批判性维度和解放性维度敞开，实现革命主体“以众生为我”的最终旨趣，这也是章太炎的思想革命得以存续的根本方法。     

“生生”与“无生”——以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

本文尝试以熊十力和章太炎的思想为中心，分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生生”论与“无生”论对峙的状况。首先勾勒了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指出在这种批评中已经透露出“无生”与“生生”两种观念之对立。以此为引子，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章太炎思想中的“无生”论和熊十力思想中的“生生”论的脉络，揭示了现代思想史上“无生”论和“生生”论所抵达的深度。最后探讨了两种思想对峙所处的时势条件，从而为当前思想语境中理解“生生”问题提供参照。     

“自贵其心”与“依自不依他”——章太炎革命情怀的禅宗无神论思想底蕴

章太炎平生将其革命理想奠基于传统文化的思想根脉上，尤为偏重于佛学，历来论者多重视其所称之“法相之理，华严之行”,也就是佛教的唯识学与华严学。但实际上，章氏于《答铁铮》文中强调的“自贵其心”与“依自不依他”无神论精神信念，直接来源于中国禅宗思想，章太炎基于禅宗无神论的立场对正统唯识学思想产生了善意误读。“中国化佛教”禅宗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宗教信仰的思想枷锁，汲取了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一种高扬人的主体性，实现了“祛魅”的认识论和人生观。但元明清以来，由于禅宗作为“制度化宗教”而存在，又逐渐失去了无神论的思想锋芒，此其局限。     

“以百姓心为心”:章太炎《齐物论释》阐微

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对象,聚焦于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对于“俗情”、“俗谛”的肯定性阐释,分析了章太炎如何运用佛学的“中道”义来导引其阐释;进而分析了章太炎如何以对“俗情”的肯定来抒发其志在救世的“菩萨一阐提”精神;进而分析了章太炎如何以“两行”之道来绾合“丧我”之义与对“俗情”的肯定,并区分了这种新的“两行”之道...     

法门龙象——革命先躯章太炎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参与百日维新，一，因他纯任自然，生性傲慢，举止怪异，极异，包含着大智、大略，渗透禅的意境，后又投身民主革命，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之一度被人称为“疯子”。其实，他的“疯”极奇、表现禅者机敏、智慧、激荡和狂放的气质……     

章太炎与诸子学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和国学大师。他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墨、法等家学说有深入研究,他在近代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诸子的是非和文化价值,阐述其独到见解。 一 章太炎较早否定了儒家宗师孔子的至尊地位。认为“人事百端,交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章太炎全集》(四)第153页。以下简称《全集》)他认为象康有为等人那样奉孔子为“素王”,一方面丧失了孔子学说的真实内容。“汉武以后,定一     

从“六经皆史”到“古史皆经”——章太炎经史互释的思想史内涵

经史变奏、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章学诚、章太炎等所主张的“六经皆史”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史的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事”的不同态度。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是为了沟通当时激烈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章太炎关于革命问题的一个回答。     

20世纪中国思想家邹容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留学日本,进东京同文书院。1903年元旦, 借留日学生新年团拜会而登台演说,发表“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能救中国”的革命言论。自此,每有类似集会,都“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颇有影响。1903年 4月回到上海,与章太炎同寓,因思想政治接近而建立友谊。5月间,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与此同时,留日期间已开始写作的革命论著完成,柳亚子、蔡元培、黄宗仰等集资,大同书局正式出版,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这一著作就是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章太炎为其作序,刊登于《苏报》,因之     

我坚决拥护神学思想建设

在学校的右侧,距离30米处住着一户人家,全家共4口人。一切重担全担于那位年逾古稀、体力衰微的老母亲肩上。就这位老人来说,丈夫和唯一的儿子已早逝,留下的是自己和一位患“神经病”的女儿(这位患神经病的姊妹是被丈夫抛弃的),还有两个外孙女,患神经病的女儿需常照顾,     

“五四”前期陈独秀的伦理人格思想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同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紧密相联。章太炎首倡“人的解放”,蔡锷决心“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许多人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宣传进步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但由于历史的与阶级的原因,他们中的不少先进分子,     

谎言会发芽

每个人少年时代几乎都会经历一段荒诞不经、充满幻想、心血来潮的时期。我的“神经病”发作是在十岁左右的时候，一会儿想当科学家，在家里用铁丝等工具制造飞机，希望能够“试飞”成功；一会儿想当歌唱家，每天中午，大家都在午休的时候，我的个人演唱会正式开始，我那公鸭似的破锣嗓子彻底惹怒了大家，     

思孟五行说新解

荀子《非十二号》对子思、孟轲的批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抵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于思唱之，孟柯和之，世俗之沟犹音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河之罪也。”这里的“五行”，苟子没有明言是什么。唐人杨惊释为“五常”，是为五种德行，即仁义礼智信。从章太炎开始，人们对苟子的思孟五行说提出了许多新看法。章太炎、郭沫若、范文澜。杨荣…     

孙、老、韩合说

传言十年前毛泽东同志说过,《老子》是一部兵书。前人也有此论议。唐代王真说,“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叙表》)。王夫之说,“言兵者师之”,“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也”(《宋论·神宗》)。章太炎说它“约《金版》《六韬》之旨”     

欧阳竟无思想中的三个论题

作为知识形态的近代中国佛学的诞生,欧阳竟无为的出现,无论从学术方法、思想创发的深度还是系统方面,都可以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章太炎说他“所见深博士出恒人上,不欲　窑韫　效师拳者所为”（章太炎：《支那内学院缘起》,《中国哲学》第六辑,三联书店１９８１年版）,实非虚言。内学院的佛学方向和规模在竟无的思想中,基本得到确定,后学只不过对其学说加以更加细密的演绎和语言文献上的支持。由于竟无的思想过于精简且详于性理,致使后学研究内学院的学说,每于吕　多所抉择而于竟无之学,则未能尽其堂奥。本文并无意于就竟无之学…     

评《章炳麟的哲学思想》

<正> 何成轩同志的《章炳麟的哲学思想》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评价和介绍章太炎哲学思想的专著。可以说,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章太炎思想研究的深入。因为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它的内容十分深奥,索解为难,向来很少有人研究,或者有研究亦不甚系统。何成轩同志的专著从以下几方面考察剖析了章太炎的哲学思想: 第一,作者对章太炎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作了历史的考察。章太炎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一生经历了剧烈动荡的时代,他受到近代中国空前尖锐的阶级矛     

无穷过：中印佛学探讨的一个哲学问题

对“无穷过”的讨论广见于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哲学传统。在本体论领域,它往往被用来推导第一因;在具体概念和命题的讨论中,它常被用来作归谬论证。中、印哲学家如庄子、郭象、龙树、世亲等人都探讨过无穷过问题,脉络清晰。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哲学家如智俨、法藏等人将两大传统熔于一炉,提出“无尽缘起”说。近代哲学家章太炎基于其“齐物哲学”立场对此有所回应,提出了不同看法。无穷过问题在佛教中具有两重面向：在本体论上,因佛教无需建立第一因,故不存在无穷过问题;在具体概念辨析中,印度佛学运用“俱生相待的闭环”的论证方法来解决它,而华严宗则以“无尽缘起说”对之加以解决。     

马一浮与章太炎的国学观比较研究

马一浮和章太炎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二人的国学观各有特色,在国学的性质层面,马一浮认为国学是经学,而章太炎视之为史学;在国学的研究方法上,马一浮采取的是宋学的义理取径,而章太炎更倾向汉学的征信精神;在国学的立场上,马一浮主张儒佛互摄而以儒为宗,章太炎肯定佛儒相资,徘徊于真俗之际,却以佛法为高;在国学的价值判断上,马一浮主张日新,从六艺的超越性层面肯定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等时代价值,而章太炎提倡存古,更多地展现了为故国保存文化典籍、延续历史记忆的民族情怀。     

章太炎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探索

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是以革命家现身的。他在1906年6月出狱东渡日本之后,撰写了许多文章,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思想;同改良派、立宪派论战,斗志高昂,文字犀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页)。在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形势下,章太炎提出了一整套以佛教法相唯识宗为基础和主干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作为革命的思想     

论章太炎向唯心主义转变的原因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风云一时的革命家,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他的一生经历是复杂而曲折的,其哲学思想曾发生过许多变化,前期和后期的观点尤其有着性质的区别。 1896年,章太炎走出诂经精舍,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拥护西方近代科学,宣传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直到1903年5月,他在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时候,还高呼“竞争”、“公理”、“进化”的口号,表现了蓬勃上进的革命精神。斗转星移,三年过去了,1906年6月,当他从与世隔绝的上海西牢来到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东京中国留学生和革命者中间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