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际上提出了其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改变世界"问题。马克思颠覆了传统的学问方式,将他的哲学"最高问题"的破解过程,融入《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个"载体"之中,即不再以纯哲学范畴抽象论述一般的"社会本质"问题或一般的"人的本质"问题,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立足"于"工人阶级"这个"现实的人",依凭"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对改变世界问题的具体破解。     

“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社会主义学说”国际学术会议

2016年4月25—26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由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与加拿大约克大学联合主办,共邀请国内外相关学者40余人,其中外国学者17人。会议主题为“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社会主义学说”,特别讨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重要性、斯蒂格勒与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从应然和实然的区别谈论社会主义的双重维度、列宁哲学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国家问题等相关内容。     

重思“耶稣的受难”

<正>今年的4月19日是普世教会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这一日被称为受难日或耶稣受难节。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的教会、信徒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耶稣的受难,体验耶稣基督为救赎世人所经历的痛苦。例如在有些地区,信徒通过背十字架的方式亲身体会耶稣所受的十字架之苦;有的教会或基督教团体,以走苦路的方式,尝试还原耶稣走向各各他的十四站,以此来默想耶稣所走的十字     

重思马克思的“人民”概念

青年马克思在运用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驳斥黑格尔对君主国家的论证时,强调了人民在政治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但在黑格尔那里,人民其实也只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抽象理念,人民、人民主权以及民主制看似激进的政治主张其实并没有逃脱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逻辑。即使如此,马克思也没有放弃人民与民主的理念,而只是放弃了政治国家层面的超验预设,追求通过物质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改变实现人民的真正出场。今天重新理解人民这一概念,不能将其看作经验现实观察的结果,它有一个历史生成并出场的过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与追求,本身具有积极的价值意蕴,这是其他主体话语包括公民、阶级、市民、个体话语所不能取代的。人民作为政治主体地位的现实呈现依然是值得奋斗的目标,应积极促成人民所蕴含的政治理想的实现。     

重思荀子的“大清明”

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本文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该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大清明"的认知之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可见,如果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与道德相分的心灵模式,或许可以收获一种更加丰厚的心性观念。     

重思马克思恩格斯的“形而上学”观

本文从方法论和哲学分支学科的视角考察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形态,梳理了形而上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确切定位,认为无论是作为方法论还是作为哲学分支学科,形而上学在具体的范围内都有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而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形而上学在当代正日益凸显出强大的发展势头。     

重思马克思“劳动分工”思想的源头

学界对马克思的劳动分工思想源头何在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争论主要围绕马克思分工思想源头在于斯密抑或弗格森的问题来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斯密源头说与弗格森源头说各执一端,此两种说法均影响深远。回顾斯密、弗格森和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起源、性质、结果的理解,将使我们从非此即彼的理解走向一种综合性创造的思想史理解,这也是今天勘定马克思思想起源复杂性的内在要求。     

重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三个回合的论战。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聚焦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降格处理,主要体现在将鲍威尔人的解放的主张降格为政治解放的主张。这一降格处理根源于二者思想的深层分歧,即是否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只有承诺这一前提,才能说鲍威尔只能达到政治解放的高度而达不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未澄清并重视此前提而径直将鲍威尔的主张定性为政治解放,既会掩盖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关切,也会模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深层分歧所在,不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到之处。     

“《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说之重思

从分析"好看"、"阶梯"、"四子"的含义入手,以《近思录》和朱子《四书》所收"四子说"的比较为中心,证明以《近思录》为《四书》阶梯既不符合该书编撰意图、内容主旨,亦与朱子《四书》优先原则,及朱子治学经历、教学之道相冲突,当是陈淳之见,而非朱子之言。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理论探究中的四重视角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论探究 ,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由发萌而日趋炽盛 ,以致形成了时下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市民社会运动”。此一基于现实层面的研讨与反思 ,因其关涉跨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战略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 ,因此 ,它所表现出的深度、广度 ,在某种意义上为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一种全新视野。引起了包括哲学界在内的中国政治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文化学界等人文学科的广泛兴趣与深切关注。它们分别从各自学科的不同角度 ,分析、探求市场经济中国发育、创构市民社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     

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重思“自然历史过程”

本文认为,不能仅仅在实践主体性意义上贬低自然,也要肯定作为正当性和合理性意义上的两种自然:作为社会历史前提与基础的自然和现代人类实践塑造的社会历史的自然。由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只能是以现代文明的诞生、发展和前途为核心的历史,没有尼采永恒轮回说超越现代文明史的意义,更没有恩格斯永恒循环说的天体运行史意义。从自然正当论视角看,绝对的自由、完满的利益和谐,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想象。马克思类似语汇的表达只具修辞学意义,没有实质性意义。所以,回归正当性意义上的自然与超越意识形态塑造以及历史累积意义上的自然是一致的。     

胡塞尔时间分析中的“原意识”与“无意识”——兼论J.德里达对胡塞尔时间意识分析的批评

“意向性”这个表达———如海德格尔所说———即便在胡塞尔之后也仍然“不是一个口令 ,而是一个中心问题的称号” ;但同时也为海德格尔以及后世所普遍承认的是 :通过胡塞尔的分析 ,意向性获得了“一种原则性的揭示” (参见海德格尔为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所撰写的“编者前言” ,见Husserl,Ⅹ ,S 2 5。以下凡引《胡塞尔全集》仅标出卷数和页码 )。这个基本确定同样适用于并且尤其适用于时间意识的问题领域。因为毫无疑问 ,通过他的意向性分析和研究 ,胡塞尔在时间意识领域中引发出诸多的讨论 ,并且因此而开启了更为宽阔的视域。…     

从“本一”到“合一”:重思王夫之的天人关系论

通过阐释张载的本一论与合一论,王船山辩证地考察了天人之间的分合异同关系,其论析蕴含着未分-分-合的时间维度和逻辑环节,包含有事实与价值、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等不同识度,体现出船山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辩证思维和既以人合天又以天合人的中道思维。他所区分出的天之天、人之天、物之天等既新颖别致又意涵丰富。他提出要“以天为宗,以人为归”、“化天之天为人之天”,从中或可看出其综合理学三大派的努力和特点。     

评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哲学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一方面反映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广大居民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无意义的这种悲观情绪;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无论在什么境遇下都应该振作起来,经过“自由选择”去实现自己生存的价值。“存在先于本质”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自由选择”就是萨特哲学的核心。萨特的“存在”(存有)概念是比较复杂的。首先,他将“存在是第一性的作为一个原则     

超越“市民社会”:重思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权利与权力及其相互关系,一直被视为法律中的重要现象;以权利制衡权力也被视为现代民主的重要成就。权利与权力的这种关系,又往往被划归到不同的主体,即个体与国家。这些理解,其实是基于以契约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主张。权利与权力的对立,根本上来说是产生自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马克思在其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借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以及对犹太人问题的探讨,分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背景、后果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分析从根本上来说,是超越了市民社会的原则,超越了原子似的个人,以"社会化的人类"为新的立脚点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权利与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重思“物化”——从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的区分入手

<正>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中,"物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有关讨论却极少注意到,中文的"物化"对应着两个德文词: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在相关的汉译中,这两个词很不统一:Verdinglichung一般被译为"物化",但Versachlichung却在不同     

笛卡尔的“我思”理论及其内在矛盾

自奋卡尔宣布“我思,故我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意识便成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文将通过探讨笛卡尔的“我思”命题,以揭示此命题对笛卡尔哲学地位的确立的意义,揭示此命题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以后哲学发展的影响。一、“我思”是哲学自我意识的确立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转变的标志是笛卡尔的“我思”。“我思”的确立,不仅表明哲学的“自我意识”由幼稚转向成熟,而且表明整个近代哲学开始由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转向对“自我”本身的认识。这种转向始于“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为了理解这个命题的真…     

重思感性活动——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

“感性”是康德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共同出发点,但康德看到的是“活动的感性”,而马克思强调的是“感性的活动”。从表面来看,这只是词语的颠倒;从内在机理来看,却是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活动的感性”引申出科学知识与道德信仰的划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感性的活动”则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彰显着实践活动涵摄认识活动的一体关系,其理论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人对自然合理性态度的形而上学根据只能是“感性的活动”,它内在蕴含着“人应当怎样行动”的绝对道德律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前提、凭借人的理性能力确立的改变世界所应遵循的普遍价值原则之一,对人的经验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范导性作用。     

辩证法的合法化努力及其问题——论萨特的“辩证理性”

一、辩证理性提出的背景、特征与内涵萨特后期认同并接受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但他认为这种辩证法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发展到斯大林模式的辩证法后,更需要予以反思和纠正,否则它是不合法的。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了辩证法的合法化(可理解性)问题,就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辩证法的反思:批判经验在我们     

意向与时间化——胡塞尔时间构造中的发生问题

时间化与时间构造的奠基结构间具有如下实事关联:第一时间化(滞留化)与通过回忆实施的第二时间化,分别展示为意向双枝在具体当下以及纵意向在意向双枝中的奠基构造,作为时间化之基础的原时间化展现为具体当下在原活的当下中的奠基生成,而世界时间化则贯穿了整个时间构造的意向进程;在此基础上,对原时间化之根源的追问将指向一种在原信念中对原融合的原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