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新春秋学“原情”思想探论

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淳等研讨《春秋》,著书纳徒,成一派之学。啖助一派解读阐发《春秋》的具体逻辑与思维方式,"原情"乃其中核心要义。所谓原情,一曰以合于忠道之情而断褒贬,二曰比类孔子之意而释经文,三曰推重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基于原情思想,啖助等倡导从宜权变,从而形成独特的春秋学说。     

苏辙《春秋集解》对啖氏师徒《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啖助、赵匡、陆淳是唐中后期治《春秋》颇有建树的人物,其《春秋》学思想对北宋苏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辙对其所采取的"择善而从、取舍由经"与以权变思想阐发《春秋》微旨的治经之法作了大量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儒"牵经以就传"的治学弊端。针对啖氏等治《春秋》所采取的否定《左传》史料价值与"舍传求经"的做法,苏辙重申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强调解经应以史为据,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啖氏等《春秋》学对北宋《春秋》学所造成的"逞意说经"的流弊。     

陆淳对啖助、赵匡《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基于对陆淳《春秋》学撰著和相关文献的分析,从《春秋》宗旨的解读、《春秋》辞义的显隐、对"三传"的评价和"无经之传"的取舍等几个方面考察啖助、赵匡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陆淳对二者学说的取舍、继承和发展,可知陆淳较好地结合了啖助和赵匡的思想并有所发展,理顺了唐中后期新《春秋》学的思想体系,确立了该学派启发后学的两个重要发展方向,即走向义理和经世的经学研究,对新《春秋》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贡献。     

经学的转折:啖助赵匡陆淳的新春秋学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贽）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人陈振孙说：“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清末学者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列》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学者,皆此一派。”（《经学通论》之四《春秋…     

理学背景下的春秋断案——胡安国《春秋传》的伦理观念与情境分析

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春秋学者,同时也是理学谱系中的一个大家。《春秋》是传统儒家五经的重要典籍之一,被视为孔子所"笔削",寄托着"微言大义"。胡安国继承汉代《春秋》学特别是董仲舒详绎的"原心定罪"之传统方法,并将由理学引出的"天理人欲之辨"融入到对《春秋》的历史情境分析当中,强调《春秋》为"史外传心",具有事理交融、体用兼备之不同寻常的意义。胡氏以理解经或借史明义的做法,是理学之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特殊展开与构造。伦理观念之历史的情境分析,有别于心性善恶等方面的抽象论理,兼具历史与理想的双重性格,是理学伦理思想的实证性说明和经世之愿的具体落实。因而,胡氏《春秋》学的研究必然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重要进路之一。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陈其泰西汉时代,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大盛。《春秋繁露》归纳并阐发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重要命题,符合于武帝时代的政治需要,由此构建起公羊学理论的总体框架。“王鲁、故宋、新周”这组命题是基于历史上制度演变...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从“正品年份”时代变化规律论孔子作《春秋》

前苏联计量史学家 Д·B·杰奥皮克用“描述统计法”研究《春秋》十二公的“正品年份数” ,得出了孔子未作《春秋》的结论。本文用“概率统计法”建立了描写“正品年份”时代变化规律的数学模型 ,按十二公的“在位年数”及 11个“等距时代”分别进行了X2 检验 ,发现数学模型与历史实况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无法“拒绝”孔子作《春秋》的“史学假说” ,由此纠正了杰奥皮克的失误 ,得出了《春秋》系孔子所作的推断性结论。     

论朱熹对孔子《春秋》的认识和评价

经孔子整理而成的《春秋》，自它问世后，便激起人们的持久兴趣。孟子率先揭示出孔子《春秋》的精神实质，经过司马迁、董仲舒等的进一步发挥，遂使《春秋》不仅荣居“六经”之位，而且被奉为史学之圭桌。随后，不同的时代，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春秋》学”，《春秋》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经过五代十国社会动乱而建立起来的宋朝，所面临的问题是：亟须加强王权统治、抵御“夷狄”入侵、重建纲常伦理。孔子《春秋》再次成为时代学术的一个热点。上自统治者下及一般儒生，都希冀从《春秋》中阐发出“奖王室，尊君道”…     

重论孔子的历史文化定位问题

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极大,但对他的评价在古今却存在巨大差异。之所以会如此,往往与政治上的需要或影响有关。如汉武帝尊儒是为利用孔子儒家缘饰汉代政制;为迎合武帝,董仲舒首启孔子《春秋》素王说推尊之。近代五四把孔子作为与科学、民主对立的旧文化传统的代表予以批判,其极乃有"文革"批孔视之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并利用战国封建论证成之。如果去除此类政治因素客观公正地评价孔子,首先必须改变春秋是礼崩乐坏时代的消极认识,承认周礼是西周春秋以来具有承前启后积极意义的文化发展成果,孔子是利用周礼为中华民族缔造文化根脉的集大成圣人。     

朱熹的易学思想

“理”是宋代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学之得名即因这个范畴而来。“理”也叫做“道”，故理学亦名为道学。此道即《周易》所说的包括天地人在内的三才之道，此三才之道统称为性命之理。北宋五子作为理学的代表人物，同被列入道学传之中，皆以《易》为宗，致力于对此三才之道、性命之理的研究，因而就他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而言，也就具有理学的共同的特色。但是，在北宋五子中，周敦颐、邵雍的易学属于象数派，张载、二程的易学属于义理派，由于象数与义理判为两途，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相互之间过从甚密，在易学思想上却是无法交流，不…     

十九世纪“理”概念英译的实践与演进

理学的西传得益于"理"概念的译介。《印中搜闻》、《中国丛报》、《中国评论》三种报刊及麦格基、理雅各等人的汉学著述中关于"理"的译释,保存了十九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最原始的文献记录。翻检中学西传史上"理"的英文对译,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在接受中国理学文化时的心态以及曾经出现的分歧与争论,后者对于理学文化的西传无疑产生过推动作用。     

杜预“经承旧史”说探析

"经承旧史"是杜预《春秋》学的基本观点,认为孔子据鲁史记修成《春秋》,旧史遗文实为《春秋》主体。此与汉儒极力倡导"孔子作《春秋》立素王,为后世立法"的论调截然不同。在史料来源上,杜氏认为《春秋》专据策书,而《左传》兼取简牍,在记事上两者构成解释关系,但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杜氏新说的形成与魏晋学术的新发展,尤其是史学化的倾向关系紧密。     

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孔子时代的“君子”和“小人”

春秋中期之前的"君子"、"小人"概念,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道德褒贬含义,而是指代两大不同等级的社会人群,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春秋中后期,即孔子时代,"君子"、"小人"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有了道德含义,进而"君子"成为道德、文化的代名词,失去了与人的出身等级之联系。这一转变的背后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历史由传统的贵族制时代向官僚制时代演变,推动了君子、小人概念的演变。亦即词汇意义的演变过程,打下了深深的中国文化平民化走向的烙印。     

《穀梁》“西狩获麟”义解

历代学者多用"获麟绝笔""获麟乃书"指向"西狩获麟"及《春秋》文本的结束,指出孔子书写《春秋》与"麟"的关系。《春秋穀梁传》未曾出现关于"绝笔""始书"等有关书写的词汇,但范宁以降的《穀梁》家多以"文成麟至"诠释《穀梁》"西狩获麟"义,然而这种诠释并不能从《穀梁》传文体系中获得依据。就传文而言,其要点在于诠释"麟"而不是"获麟",其目的在于论证"麟"之于"中国"的意义,用"不使麟不恒有于中国"诠释"麟"之于"中国"的象征与永恒。传文虽然没有提及孔子及其书写,但从《穀梁》的诠释中,仍可以看出孔子撰写《春秋》之所以在"西狩获麟"搁笔,饱含孔子对中国文化与未来的期许与守望。     

胡安国《春秋传》对灾异论的发展与创新

灾异论是早期儒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历来评论者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构建,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胡安国的《春秋传》,对汉儒董仲舒等人的灾异理论、中唐啖赵学派"天人相分"的思想和宋初诸儒的灾异说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强调"以人胜天""以德消灾"和"天人合一",但胡安国此处所谈的天,极具"理"性的色彩,少有神性的痕迹。因此,其《春秋传》更加注重唤起王者内在的道德自律和理性自觉,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

子夏是孔子后期的弟子 ,他果敢率直、为人勇武 ,善与贤己者处 ,孔子生前 ,子夏曾经出仕 ,孔子去世后 ,他主要在魏国西河讲学。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 ,也有所侧重。他尤善于《诗》《乐》 ,曾作《诗大序》 ;他也研习《尚书》 ,但不如他经 ;他擅长《易》理 ,今传孔子《易传》很可能出于子夏的传述 ;他于礼学则长于丧服研究 ,撰有《丧服传》 ;于《春秋》学 ,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谷》二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子夏修习儒经 ,擅长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孔子“述而不作” ,他整理编订六经 ,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子夏所传经学 ,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明初,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沿袭太祖朱元璋的文化政策,尊崇孔子与孔子之道,对程朱理学"益张而大之",命臣僚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尽管永乐时期的儒士更加谨守程朱之绳墨,但如杨士奇等台阁重臣的道学主张中仍带有一定的心学色彩,更有道衍及其所撰《道余录》对于程朱理学的抨击,表明永乐时期儒学与思想界隐含着复杂或者说是多样的形态。     

《公羊传》中的齐学气象

《公羊》《谷梁》二传本是同源,但在后来公羊氏的"展转授受"后产生了分化,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义解说和系统传承。《公羊传》在时代交替与齐风齐韵的影响下,解说风格明显呈现出了齐、鲁观念交汇与新、旧思想掺杂的地域与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尊王""尊周"的等级思想、仁政爱民的理想情怀、"讥变古"与崇权变的情感纠结,以及浓厚的血亲"复仇"观和夷夏新民族观。这些思想观念既继承了鲁国《春秋》的原典精神,更凸显出社会转型下的齐学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