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工程和对未来时代的责任（上）

本文首先对用权利来解决未来世代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诉诸权利不能完全解决未来世代问题，而且还遇到许多其他困难，有必要来个范式转换，或建立新的概念框架来解决未来世代问题，西方权利观点所立足的个体论是不适宜的。在新的框架中自我应该由关系中的自我或关系自我来代替。不伤害未来世代，将设法有利于未来世代，是我们世代的责任，即使要影响一些幸福或利益。在基因工程中治疗与增强之间存在着道德的界限。不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和从事积极优生学。将基因工程用于增强目的的基础是错误的生物学决定论或遗传学决定论以及将社会问题医学化。它也是将现在世代的价值观加于未来世代身上。它给未来世代造成不可预测的危害之大将超出我们的预料。     

生生:在世代之中存在

"生生不息"展开的是一个不同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新的生存论结构,本文称之为"在世代之中存在",这一新结构揭示了海德格尔自身的生存论分析所缺失的诸多面向。在世代之中存在的"我"首先是一个勾连世代,渊源有自的"此身",其源初地面向他人的存在即"亲亲"。它在"孝"中展示出"共世代"的结构,并在"家"中落实这种"承世"的存在,"家"由此而获得了存在论的地位。在世代之中存在的"现身情态"展现了"此在"的"在家之乐"。同时,在世代之中存在使"学"与"教"成为生存论结构中的必然环节,并使"跨世代"的"筹划"成为可能,由"世代"形成的"历史性"因此对此在发生影响。最终,它在祭奠"亲人之死"中延续"共世代"的结构,以"慎终追远"的方式保持生存中超越的维度。     

动物伦理的几个理论焦点与道德难题

人类道德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人类道德关怀对象逐渐扩展的历史。动物伦理是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逻辑必然。但动物伦理存在着几个焦点问题和道德难题:人类确立道德是为了什么?即人类道德的目的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即动物是否具有自为的内在价值?动物是否拥有权利?这是当代最新颖、最富有挑战性的伦理学问题。动物是否应该得到道德关怀并受到道德对待?即动物是否应当成为"道德共同体"中的道德顾客或道德承受者?     

论代际正义视域中的“非同一性问题”

"非同一性问题"是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非同一性问题主要关注那些决定未来人存在的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否被允许,该理论认为那些存在依赖于看似有害行为的人,并不能认为其自身受到了这种行为的伤害。该观点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悖。帕菲特和雷曼分别为非同一性问题提供了后果主义和契约主义的解决方式,这两种解决方式存在一些有待克服的难题。义务论有可能成为一种解决非同一性问题的可行思路。     

论医疗大数据患者隐私权的请求权

医疗大数据患者隐私权的请求权是指权利人(患者)所拥有的基于对自己的医疗信息和身体信息请求他人(医师或者医疗机构)为或者不为特定行为的权利,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利。这种请求权属于一种实体权利,作为一种实体性的权利具有实体法法理基础。损害结果扩张、主体利益多样性、因果关系无法判断、隐私的救济手段太弱导致患者隐私权的请求权实现具有一定障碍,可以通过完善《侵权责任法》和物权法平衡权利竞合利益,以及通过医疗大数据技术创新实现。     

机器人怎么可能拥有权利

本文从机器人拥有权利的技术障碍和道德难关两个层面,批驳了那些声称机器人拥有道德权利的所有理据,论证了机器人不是人,人对机器人不存在道德问题,机器人自己也不会制造道德问题,机器人也无法做出道德判断。本文旨在于借助机器人有无道德权利问题,为阐述道德的功能、权利的享有所需具备的前提条件,道德权利的契约论基础、人同机器人关系中所体现出的主人与工具之固有地位的不可错位、人的私密的心灵花园的不可触碰等伦理学里的一些重要话题,提供一个新的机会与样本。     

动物权利论的疑难与美德伦理学的启发——兼与李剑研究员商榷

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拥有权利,因此人类有道德义务回应动物的权利。但权利论缺乏足够的依据支撑自己。李剑等人的“弱权利论”没能很好地论证动物为何拥有权利,雷根等人的“强权利论”则过于极端地主张动物与人类的道德权利平等。实际上,不必依赖对动物权利的证成,人类也有道德的理由保护动物。从行为者美德出发提供道德规范的美德伦理学,能为动物伦理学的工作带来许多有益启发。借助“距离相对主义”和“人类物种身份”的思想,动物美德论能够回应它所可能面临的道德相对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批评。     

人权实践的概念维度:拉兹政治人权观的批判性分析

拉兹是当代西方政治性人权观的代表人物。从权利的利益论出发,拉兹依据人权在国际实践中限制国家主权的功能,把人权看成是二战结束以来人们针对国家拥有的普遍权利。尽管拉兹的政治性人权观表征了当代西方人权理论的重大发展,但他对人权的论证并没有能够充分阐明全球化时代的人权。为此,应对他的人权观进行修正,并把人权理解为每个人依据人的尊严而拥有的限制国家权力的普遍权利。     

论汤姆·里根“动物权利”中的价值

在诸环境伦理学中,汤姆·里根的权利论是复杂的,也是精粹的:它兼具道义论与功利论的考量,但又不是两者的折中。这种特点突出地反映在"动物权利"的价值意味中。里根对固有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理解相比彼得·辛格与保罗·泰勒的价值论,展示了权利论、功利论与道义论之间在价值层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通过对里根道德实践主张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两种价值的"实践力"是不对等的:相比生命价值,固有价值是其价值论的核心并具有压倒性的"权力"。可以说,汤姆·里根的权利论架构是对传统价值论的一种扬弃。然而,里根关于生命价值之阐述的实证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有待完善的。     

“能力进路”视阈下的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

在以理性为根基的权利话语体系之外,纳斯鲍姆对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问题提出了"能力进路"的探讨。她认为动物具有力图兴旺地存在着的能力,因此也自有一种尊严,人类应以一种"体贴的家长主义"态度来对待动物能力与尊严。"能力进路"以能力为依据,以尊严为导向,旨在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未能深入分析的动物问题提出理论批判,并试图构建一种跨物种正义理论,为理解和把握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同时这一进路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与理论缺陷。     

“拥有诸多权利之权利”何以可能——论阿伦特的人权理论

以自然法为基础的现代人权观念,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原则,因而往往陷入"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的泥潭,很难解决现实中"人权灾难"带来的诸多问题。有着"无权利"切身体验的阿伦特认为,从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权利即"拥有诸多权利的权利",才是最基本的权利,主权是人权的最大保障。具有公民精神的个人以积极行动参与公共生活,既可形成团结的共同体,也可实现个人的权利,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冲突也因此得到了和解。     

基因权的法哲学之辩

目前国内的基因权研究方兴未艾,尽管发展较快但仍存在不少误区。它作为新型权利不同于传统权利,需从法哲学角度予以辨明。基因权究其本质是生命体保持"本类"的权利,也是任何生命体都理应拥有的"自然权利";以遗传为主要功能的基因旨在维护自然界秩序,因此"秩序"应当成为基因权的最高价值追求;在现有基因权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很明显,未来基因权研究应更多地转向非人类中心主义;基因权的谱系既包括私权也包括公权与生态权,因此,基因权涉及到私法、公法和生态法等领域。     

人们拥有跨国迁徙的自由和权利吗?——对社群主义跨国移民伦理的反思

关于人们是否拥有全球层面上的迁徙自由权利的问题,世界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世界主义者认为跨国自由迁徙是一项基本权利,并倡导一种开放边界的跨国移民伦理。社群主义者认为跨国迁徙不是一项基本权利,并主张一种关闭边界的跨国移民伦理。本文逐一考察并剖析了社群主义为其论点提供的四个理据:自由结社的需要、保护民族认同、维护本地文化的独特性以及领土权,认为这四个理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难以为社群主义所主张的关闭边界的跨国移民伦理提供证明。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世界主义把跨国迁徙自由当作一项基本的权利来加以维护,更具有前瞻性与生命力。     

个人权利与共同善:公共卫生政策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解决

个人权利与共同善在公共卫生中的冲突有四个方面:预防免疫、强制隔离、知情同意和信息公开。个人权利优先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所谓的共同善之名来干预个人权利;而共同善的优先论认为,以共同善之名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或干预能够得到伦理辩护。但是"优先论"不是解决伦理冲突的有效方式,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情景主义的思路,运用反思的平衡法进行伦理辩护,提供公共卫生措施的可辩护性条件。公共卫生以共同善为基本价值导向,但同时必须谨慎对待个人权利,防止公权力的无限扩大而有损个人利益。     

和平主义伦理的合理性之争

纳维森认为,和平主义的伦理学要么仅仅是一种无法激发"哲学上的兴趣"的个人偏好,要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和平主义既主张人们有不受暴力侵犯的权利,又反对用暴力手段维护这一权利,但拥有权利恰恰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权利。然而,即使我们拥有某种权利,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去捍卫这一权利。而且,和平主义的伦理思想不一定必须建立在对权利的信奉之上。同时,即使一位和平主义者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有义务坚持非暴力原则,这也不能说明他的和平主义不具有哲学基础。因此,纳维森对和平主义的批判是无法成立的。     

论儒家义务论伦理的内生现代性转化——兼与陈嘉明教授商榷

陈嘉明教授在《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一文中认为,儒家义务论伦理是一种单边式义务,权利缺失是儒家义务论的根本缺陷。因而需要引入西方权利观念来建构我国现代义务伦理。实际上,我国儒家经典著作中不乏关于双向性义务与权利的相关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义务论伦理具有开化出现代性义务论伦理的可能性。在重视权利之于义务重要性之余,必须意识到权利实现是以义务遵守为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在这点上中西文化具有通契性。故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务论伦理能内在衍生出现代权利概念,即义务本位能够开化出权利自由。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思考──兼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理解

一、社会公平的含义和基本原则 公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主要是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即个人在享有社会权利和承担社会义务时与社会上其他人相比较是否合理的问题。美国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５页）在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它们深刻体会到只追求效率不顾社会公平所付出的十分沉重的代价;因此,从实践上都着眼于把确保社会公平从而达到社…     

生命保护的推断论理由

推断论伦理学家就堕胎和安乐死的问题而提出的命题,主要是澳大利亚人P.辛格的那些命题,一直引起激烈的论战。推断论将生命保护理解为一种利益保护,它使个体的生命权利依赖于成为人的那种特性。按照推断论的观点,不是所有人类的个体都是人,因而就不能赋予非—个人的人类个体以生命权利——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应的结果的。不管对P.辛格的命题在感情上的反应多么可以理解,光靠这些命题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因为重要的是研究这些命题所引用的证据,研究那些已经决定了推断论的问题表述的前概念。只要推断论的潜在的前题不受到怀疑,人们也许将无法摆脱单纯的口头侮辱。     

论人权的道德性——兼与莫纪宏教授商榷

有关人权究竟是法律权利还是道德权利的问题是人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莫纪宏教授提出了"人权的非道德性"观点,但是否定把道德作为人权的本源并不能推出人权与道德权利没有相关性这一结论。道德是为了调整人们现实的利益关系,满足个体的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这里的利益不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概念,而是人类共同的、天然的、相通的利益,这决定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人权,正是这种人类共同的、相通的利益的抽象表达和诉求,道德的利益基础决定了人权构成了现代道德的基础和核心,决定了道德与人权的相关性。人权是法律之合理性的必要前提,是作为法律之根源的道德之最核心、最本质的内涵。     

关于身体权的中西考察

身体境况在西方经历了"危险"、"消失"与"高扬"三个宏观历史截面,这与东方身体权利图景的递变依次对应,并与东方"境界论"和西方"权利论"的人文话语息息相关。本文以考察身体与身体权利的线性或断裂关系为进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历史沿革作出对比性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