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范式的效力与边界——马尔库什与哈贝马斯的争论及其启示

为了批判和反思经济决定论与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思潮。其中,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用"生产范式"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围绕"生产范式"的理论重构成为这一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尔库什与哈贝马斯曾就生产范式展开过一场公开的学术争论。马尔库什认为,哈贝马斯将劳动/生产和交往理解为不可还原的两种范式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哈贝马斯则在正面回应中再次强调了生产范式与实践哲学的不相容关系。双方争论的分析框架恰恰揭示出生产范式的理论效力与边界,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式提供了契机。     

劳动、互动和法律规范——论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中的法律规范理论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法律规范思想的研究是其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中的重要内容。他在20世纪70年代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强调主体的社会生产劳动关系对法律规范的决定性,但缺乏主体间互动对形成法律规范的重要意义的说明。马克思的哲学强调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法律规范对经济活动的依赖,故不能说明法律规范自身的独立性和合理性。为此需要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走向交往范式,把交往活动作为法律规范形成并具有合理性的基础。鉴于目前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简要梳理和评价哈贝马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中法律…     

交往行为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与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基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和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之上。他将"理解"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奠基性概念,展现了交往理性的生存论向度。而对于实践哲学、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反思与借鉴,能够阐明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再思考

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交往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但不等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命题是对"生产力-交往形式"命题的深化。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交往内生于生产,生产只有在交往中才能进行。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形成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内在地包含着互动。当交往发展为世界交往时,社会形态发展中的派生形式和跨越现象就成为普遍现象,社会发展道路就形成多样性。哈贝马斯对精神交往及其语言、规范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探讨,但由于对劳动及其与互动之间的关系作了错误理解,因而他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误批",其交往理论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     

关于交往概念的综合理解——由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引发的深入思考

从当代概念论来看,概念不仅是事物本质的反映,而且是理性推理能力的体现。因此,准确把握交往概念有助于更加规范地使用交往概念,也能使使用交往概念真正变成一种理性分析的能力。关于交往理论,哈贝马斯先后发表了《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动理论》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作品,它们反映了哈贝马斯关于交往概念的理解有一个连续性的发展系列。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概念是三个维度内涵的综合统一,它既是行动,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还是社会关系结构的体现。从总体上说,交往概念是三个内涵的统一,三个层级的统一,三个阶段的统一以及三个领域的统一。     

人类尊严、人权谱系学与普遍主义问题

把人类尊严确立为人权基础的思想为人权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罗曼援引"社会想象"为人权奠基,探讨了人类尊严宣称的施为特征以及1945年后人权和人类尊严宣言的历史哲学意义;哈贝马斯试图用人类尊严的动力学来补充权利概念的建筑术,并以此处理人权的文化间性;约阿斯基于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提出了立足于价值交往理论的肯定的人权谱系学,刷新了当代人权论述的理论格局,为人们思考后启蒙语境下的普遍主义论述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中共同体的三个基本层面

"共同体"是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的关键。它有三个基本层面,即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共同体、公共领域中的语言共同体、现代国家中的法律共同体。这三个层面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以不同的着力点(交往、语言和法律)相互联结,汇通系统性整合与社会性整合的资源,共同搭起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虽说哈贝马斯共同体理论不失为一种应对现代社会分裂危机的思路,然而其所理解的共同体是被屏蔽了阶级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没有革命向度的妥协共同体,是压抑了情感冲动的理性共同体,从而难以有效应对当今社会的严重分裂危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该著致力于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联。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社会陷入了困境,他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更新,希望用其交往行为理论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构建。哈贝马斯早期非常重视认识论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仅仅把社会劳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不够的,应该添加交往行为这一维度,但他更加突出交往行为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论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批判

针对伽达默尔提出以"效果历史"理论为核心的解释学普遍适用的观点,哈贝马斯根据对语言、日常交往行为与认识过程关系的分析,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要求,科学理论的形成并不受哲学解释学所提出的认识困难处境的影响。即使在哲学解释擅长的日常交往领域,它也存在明显局限。哈贝马斯在哲学解释学异军突起时主动捍卫解释学方法论意义并完成解释学向批判解释学转型,这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哈贝马斯过分强调带有明显理想性的自由交往理论建构,也遭到了伽达默尔的有力反驳。     

1968的哈贝马斯如何把马克思转变为1951的帕森斯

哈贝马斯理论的社会学本质是通过韦伯把马克思与帕森斯持续不断地融合起来,试图通过“劳动”和“相互作用”,以及后来的“制度”与“生活世界”两个维度来发展出目的理性的制度含义,以及主体间性的含义,并逐渐接受了制度和生活世界这两种范式各自根据两种功能必要条件来发挥作用,以及一般理论架构是社会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能够建立在社会秩序的一般化问题之上,从而在理论范畴上实现了与帕森斯的融合,尽管这种融合以马克思的话语开始,却以帕森斯的话语结束。在此过程中,帕森斯的概念继续存在于哈贝马斯的著作中,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克服其缺陷,而是复制了它们。     

哈贝马斯与霍耐特团结观之辨析

哈贝马斯认为,团结指的是主体之间在交往共同体中互相尊重,彼此负责并包容他者的关系,它以正义为基础并以普遍语用学和主体间性为前提;霍耐特认为,团结是个体对共同体做出的贡献和成就得到认可和重视,而对共同体产生的休戚与共的忠诚感,它是主体间性基础上的承认的第三种模式.通过对二者团结观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与哈贝马斯语言理论相比,霍耐特承认理论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普遍语用学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 ,是我们深入把握哈贝马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入口。可以说 ,普遍语用学的研究是交往行动理论研究的一个缩影。不理解普遍语用学就不能理解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与交往行动理论的研究一样 ,哈贝马斯也是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普遍语用学的基本构想的。首先 ,哈贝马斯在对结构主义、行为主义、经验主义语言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批判中把自己的语用学和其他各种不同的语言学和语用学区分开来 ,从而显示出他自己的语用学的特殊性。在哈贝马斯看来…     

衰落之后:后期批判理论中的理性之光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宣称,理性在自我清算中已终结自身,因此置批判理论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背离传统理性观,通过合理重建为理性寻找新的基础,以挽救启蒙传统中的批判能量,激起了广泛的批评。在超越了"理性启蒙"和"理性他者的反启蒙"时代而进入"理由"的时代后,哈贝马斯召回与慎思纠缠的认知主义时刻,诉诸"理性评判"和"给出理由",从而达成合理共识,彰显了交往合理性的价值;但将合理化扩展至社会领域时,对理性的社会功能,依然需要保持警惕。     

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与方法论贡献

面对复杂的社会境遇,哈贝马斯显明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在重构道德话语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彰显了其伦理之思的义务论、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特质,从而有效抗撷了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挑战与诘难。基于多元的社会语境,哈贝马斯在恢复道德社会整合功能的意旨中,实现了道德命题理解维度从"语义"到"语用"、伦理致思方式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转换。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辨析——以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为视角

海德格尔试图揭示的是实际生活原本的"没落-反没落"的动荡不安和艰难,哈贝马斯试图达到的则是普遍共识意义上的真理,这使得后者不得不面对一些难题;哈贝马斯的认识论和主体哲学的立场和思路,难逃"反思"范围的方法,使得他不能彻底地把握前理论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作为意蕴、境域的世界是哈贝马斯所谓的生活世界、三个世界、社会、系统、语言的源泉。     

20世纪“市民社会”概念的三次重要转变:葛兰西、柯亨和阿拉托、哈贝马斯

20世纪的市民社会概念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转变,渐次增加了文化和象征维度、网络和运动维度、交往和商谈维度,这分别主要归功于葛兰西、柯亨和阿拉托、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概念上的这些转变以及理论上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不仅对于市民社会研究,而且对于当今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主与正义间的良性循环可能吗——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中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在早期著作中,哈贝马斯已经触及了民主与正义之间关系失衡的问题,但是直到后期著作中,他才将这一问题主题化。凭借基于交往理性的理想语境——自由民主的法治国——的设定,哈贝马斯将民主与正义引入程序主义的循环论证中,认为民主程序为正义提供合法性,而正义为民主程序提供社会基础和价值目标,试图在民主与正义间建构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然而,哈贝马斯对这种"良性循环"的论证脱离了当下晚期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关系,注定成为乌托邦的空中楼阁。     

社会中心论的范式特质与多重进路——以国家中心论为比较对象

理论范式作为解释社会政治事实时所形成的框架结构,其理论范畴集中体现着社会科学的抽象性,其因果机制凸显了解释进路的多重可能性。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分别以"社会"和"国家"为理论内核来探究社会事实中的因果关联,开放出"由社会解释国家"和"由国家解释社会"两种相互对应的知识进路。在国家中心论的视域中,政治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范式都呈现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范式特质,在多重分析进路背后具有共同的理论逻辑。社会中心论的范式身份在与"国家中心论"比照中得以确立。以此为范例分析不同范式的差异和同一范式之多重进路,能够使我们形成理论范式的认知自觉,从而更好地理解既有的理论,进而创生出新的知识。     

宽容:"他者"在场--从《包容他者》的道德视域出发

西方的"宽容"理念经历了一个历史性演变:从神学世界观的"上帝宽恕"到房龙先生的解放意义的"宽容"再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包容",在此过程中随着被观察视野的不断拓展而获得越加丰富和深化的本质内涵.以哈贝马斯为例,他的<包容他者>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伦理道德视域,由此出发,他既考察"宽容"的世界观意义,检视"宽容"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活价值取向,也为现实生活世界设定了"包容"、尊重与团结"他者"的交往伦理原则.     

康德、哈贝马斯及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哈贝马斯提到如果把第一人权转入实在法,要实现已经刻写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严格的道德要求,就会产生一种法律义务。作者认为要解读这一观点,需要借助康德哲学中的一个要素,即实行强制性法律秩序的道德义务。通过对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及康德理论结构的分析,特别是对人的尊严和天赋权利概念的比较研究,作者论证了哈贝马斯的人的尊严概念相当于康德的天赋权利概念,它们都构成了人权的基础。由于二者对人权以及法律的强制性有着共同的认识,所以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能再次形成康德的论证结构,即以道德为基础的权利义务。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义务构成了现存的和未来的法律秩序的基础,并进而提出了所有行为者都有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