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道德哲学原则之“三变”

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 的最高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则从自律中证实意志自由,却陷入自我循环;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理性的事实”,主张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自 由;在其最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最终认为意志与自由无关,而只有任性才有自由 。任性直接与行为有关;准则也来自任性,从而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能够并存的条件中开 出《法权的形而上学》,从道德法则对任性的准则的决定中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二者 合在一起,完成了其《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康德关于道德哲学原则的晚年定论。     

智性的情感——康德道德感问题辨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建立在对传统道德感理论的批判之上,但他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改造,将它定义为一种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的先天情感,并在道德哲学中赋予这个概念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以解释抽象的理性法则如何能应用到具体的感性-理性存在者之上。康德的道德感理论的难点在于,一方面要解释道德法则如何能在人心中产生出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情感,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析情感的内在结构解释其普遍有效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建构可以划归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即天性和智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主动的知性和被动的感性被康德定义为完全不同的能力,但道德感作为一种智性情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可以重新界定这种关系。     

朱熹与康德道德哲学契合之探寻

朱熹与康德作为中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对道德的思考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试图通过把握一个超验概念进而展开他们的道德哲学;认为道德法则在本质上是先验、普遍与绝对的;个人的幸福和欲望应从属于普遍的道德法则,主张道德自律;坚持道义优先,拒绝对道德进行功利主义的理解.但是由于两种道德哲学的根本价值指向不同,结果也导致了两种理论的不同遭遇和命运.     

糟糕的康德:伊格尔顿伦理美学的起点

伊格尔顿认为,康德的道德法则仅仅在形式而不是内容上模仿了审美,他还在拉康思想的启发之下将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归入"象征界伦理学",因为那种纯粹形式的道德律近似于拉康的象征界秩序。康德反对英国经验主义基于摹仿的伦理观念,但伊格尔顿指出,康德那种纯粹形式主义的伦理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南辕北辙的,抽象法则不是人类的目的,人的价值应当像艺术品一样,既是类存在也是个体存在。道德法则、美学以及人本身,这三者只以自身为目的。最终伊格尔顿提出,考察文学艺术的美学与人类学价值,必须重返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康德的道德思维方式解析

康德道德哲学有着一种独特的道德思维方式,系统完整,首尾一贯,围绕着人格尊严、人的自由、道德法则、德性等伦理学的核心主题,体现了思入本体的思想方向、证实自由的思维体察、确认法则的思维推演、贞立德性的思维证成等思维方式,构建了一套独立于任何经验、偏好、本能刺激的真纯的道德原则,能有效地指导我们的道德实践。     

康德道德哲学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

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但正是这一点被人们所误解,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效用的学说.然而,综观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看到,康德对道德法则形式化的追求只是其道德哲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另一方面,康德力图使自己的道德哲学走向经验和情感,走向生活世界.这也就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     

情感、认知和意动：康德敬重感的三个维度

对于“敬重”这一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我们可以从情感、认知和意动三个维度来加以考察。从情感的维度看，敬重始于因道德法则对“自矜”的限制和对“自大”的消除从而在主体内心产生的痛苦体验，终于内心情绪激荡消退而达到的平静状态。从认知的维度看，敬重的意识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对道德法则直接规定意志的意识；二是对道德法则至上权威性的意识；三是对道德法则至上权威性认同的意识。这三层意识伴随着敬重的情感状态并构成了由痛苦引起的情绪激荡消退后留存于内心的东西。从意动的维度看，敬重之所以能够成为动机，首先在于人性的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恶意而只是一种心灵的颠倒，从而我们仍然有机会再将其颠倒过来；其次在于敬重对自爱动机的克服，从而使道德法则的权威向主体显现；最后在于主体对自爱原则和道德法则的重新排序，从而道德法则被选择为行为的动机。主体的道德行为并非出于敬重感的强制，而是仍然建基于主体的自主性之中。     

道德法则的现实性重构:在规范与实践之间——对康德道德法则与善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考察

康德对于道德法则与具体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善如何从道德法则中衍生出来的问题,并未给予充分的说明。然而,这个问题恰恰直接关涉道德法则的现实性如何可能,也即道德法则的现实性意义如何体现的问题。本文即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力图阐明道德法则、道德主体和善之间所存有的交互性的张力关系。只有把道德法则置于理性规范与实践自由这种张力性关系中,明确理性法则的现实性重构的维度,道德法则产生的善才是真实的,其现实性的意义也才会展示出来。     

作为科学的伦理学何以可能 ——康德的纯粹实践哲学及其使命

康德认为,伦理学是一门和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的道德科学。纯粹实践哲学的使命即是将这门科学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基础之上,使之成为可能。道德法则是理性不受感性所决定的因果性,即自由的因果性,它和自然因果性一样都源自于人的理性自发性。义务行为指向目的,但后者不是行为的内在要素,因而不是纯粹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更不是道德科学的基础。完整的义务行为内在地包含着诸多经验性内容,但后者也不是纯粹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只是行为在认识论上的根据。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康德“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理想交往共同体”之比较——从阿佩尔视角解读康德的尝试

阿佩尔对话伦理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预设了对后者的两个基本判断,即康德的道德哲学受限于主体性哲学,并且是一种严格的原则伦理或意向伦理。但从阿佩尔的视角反观康德则不难发现,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终极奠基的努力,以及他所强调的对话伦理学的责任伦理之维,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很多思想环节中都已有所体现。康德有关目的王国的思想就是其中一例。康德的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的理想交往共同体概念在内涵上非常相似,目的王国的法则与理想交往共同体之规范性前提以及目的王国的首领和理想对话的共识之间也存在对应性。这种比较最终得出,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和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对话原则之间具有同构性,两者既包含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是检验具体规范的程序性原则。这些都表明了康德与阿佩尔相似的思想洞见。     

感性的禀赋何以是告诫人的实践理性——对康德良知思想的一种分析

合理解释感性的禀赋与实践理性在良知定义中的共存,是阐释康德良知思想的关键。康德论述的良知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具有理性的普遍形式、被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接受能力而能够被同时称为感性的禀赋、道德的禀赋与心灵的能力。同时,良知根据道德法则告诫人们有作出赦免或宣判的义务,对主体的动机以及理性自身作出判决,并且产生被主体感知的感觉,集告诫、起诉、判决以及间接的动机功能于一体。因此,不能将良知理解为一种经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能将其本质理解为一种理性的道德情感。良知兼具主体接受性与客观普遍性,其真正的本质是自我审判的纯粹实践理性。以良知为切入点反观纯粹实践理性,可以发现,纯粹实践理性自身就具有实践的力量。     

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

康德伦理学被视为义务论的典范,因而许多研究主要围绕其"义务"(Pflicht)概念展开,探讨自律的意义和道德法则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康德著作中不乏关于"目的"(Zweck)的论述,甚至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建构了一个体系完备的目的体系,这对于深入理解义务和幸福、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而言尤为关键。本文尝试对康德关于目的概念的定义和目的论体系的建构做出考察,进而分析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从而分析目的何以沟通自然与自由的问题,并阐释将作为道德存在的人视为创造的终极目的的价值和意义。     

以西释中,还是以西化中?——以康德自律道德哲学为参照

康德道德哲学被称为自律道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律道德哲学通过理性意志自我立法的学说,对道德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道德的基础、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义务的绝对性、道德行动的动力等作出了系统而有创意的回答。然而,康德自律的道德哲学并非凭空提出,而是要回答近代西方道德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现代中国的某些学者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将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也说成是康德意义的自律道德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结论忽视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殊的问题语境和切问思路。本文在梳理了康德自律学说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之后,将儒家哲学与之比较对照,证明将传统中国哲学说成是康德式的自律道德哲学是郢书燕说,不能成立的。以西方现代性哲学来包装中国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有创见和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被遮蔽和歪曲。     

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康德历史哲学的基础

作者认为,康德历史形而上学的意义不次于《纯粹理性批判》在其自身领域的重要性,它将哲学问题由存在领域转向义务领域。普遍世界历史观采用的是先验方法,与目的论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大自然的计划。如果说康德伦理学追求个体的自由及其道德独立性,那么其历史哲学则强调人类只有通过社会这个媒介,才能实现其真正的道德任务。人类自身的二重性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本质,也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动力,由此决定了社会政治的真正任务,由此方显启蒙运动的真正意义。     

论康德的道德自由观

“道德自由”在伦理学中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不仅要合乎规范,而且要出于意志的自愿,从而能够培育人的心灵不断地向善,达到“真、善、美”的和谐境界。本文拟对康德的道德自由观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便为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提供借鉴。一、道德自由的内涵当我们对道德自由进行界定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道德与自由的关系。在康德看来,“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被明白地思想到,那么我们决不会认为我们有正当理由去认识某种像自由一样的东西(尽管…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

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学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他批判地接受了情感主义者的"道德情感"概念,后者贯穿康德道德哲学的始终。不过在不同时期,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内涵和作用不尽相同。在成熟时期,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主要指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敬重感充当了道德的动机。不过围绕道德动机存在着诸多争议,针对情感因素在动机中的作用,也存在理智主义与情感主义两种相对立的解释。然而如果将人类的道德状态描述成一个由道德现实到道德理想的渐进而无限的历史进程,那么两种解释都可以被包容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