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挣脱名相到随顺名相：论章太炎革命主体的话语实践

本文以革命主体对名相的挣脱与随顺为主线，探讨章太炎“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不同时期对革命主体话语实践的思考。在“转俗成真”的《民报》时期，章太炎从两方面要求主体挣脱名相的束缚；其一是祛除宗教的“表象之病”,使革命主体免于“依他”之有神论的束缚，其二是要实现一种超越“遍计所执”名相分别的主体化模式，建立“依自不依他”的革命道德。在“回真向俗”后，章太炎强调革命主体要随顺名相，回归语言运作之中，将众生之“成心”作为思想革命的生产性要素，通过“观其会通”使“成心”向“真如”“正智”所昭示的批判性维度和解放性维度敞开，实现革命主体“以众生为我”的最终旨趣，这也是章太炎的思想革命得以存续的根本方法。     

挽劫救世:中国民间宗教的社会关怀

在中国宗教中,民间宗教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的下层民众信仰组织,它留给中国历史的记忆,是基于率真的"挽劫救世"的宣教和解脱民众于倒悬的信仰运动以及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运动."挽劫”是路径,"救世”才是目的,而"救世”则始于"救己”,中经"救人”,最后达致"救世”.     

超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领悟贯彻这一思想,需要明确“两个结合”的时代意义。“两个结合”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面对按照“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普世价值’、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逻辑建构起来的“西方中心论”,“两个结合”力求从哲学维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冲破这一理论体系,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继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此,“两个结合”通过“意义彰显、‘两脉’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明体达用、新的文化使命”的递进环节,实际发挥着确立并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领导权的使命价值。     

论布洛赫的圣经文学批评

通过分析圣经文学中的“苦难与压迫”,布洛赫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宗教革命论；通过探索圣经文学中所承载的“具体乌托邦”,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无神论；通过启用圣经文学中蕴含的“希望原理”,他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文化理想论。以此，结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维度，他活用圣经文学经典，不但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宗教观，而且创新发展出了以“预先显现”为核心的理想唯物主义宗教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种理论贡献。     

为圣人祛魅──王阳明圣人阐释的“非神话化”特征

广义的圣人观包括三方面问题：（１）何谓圣人？（２）人能否成圣？（３）如何成圣？在 王阳明以前,中国古代学者一般比较关注后两个问题,并将之规约为：“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王阳 明经历早年成圣实践的失败,开始自觉反思“何谓圣人？”亦即圣人本质的问题。他将圣人本质规 定为纯德性方面,剔除了宋儒（如朱熹）所尤为强调的知性因素。由此,他还对有关圣人观念做了 澄清,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在中国圣人观的逻辑发展上完成了“为圣人祛魅”的重要一环。     

圣人观念考论

<正> 中国是一个崇拜圣人的国度。如果主要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类型而言,上述判断无疑是可以成立的,无论是反观以哲学、历史学等为主干的中国传统理论型文化,还是考察以礼仪伦常、风俗习惯为要素的中国传统大众型文化,都能发现“圣人”的无所不在以及圣人观念的强大统摄作用。那么中国人所说的圣人以及中国人所拥有的圣人观念究竟指什么,即它们蕴含了怎样的可供我们译析的传统文化信息?这正是本文的主题。如果先提出结论的话,那么可以说圣人乃是千百年来由中国人所设计又被中国人所企慕和迨及的一种理想人格的载体,圣人的智慧和品格就是中国人在生命繁衍和文明创造过程中赖以汲取的力量源泉以及加以奉行的规范准则,甚至圣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具有巨大精神号召力和情感凝聚力的伟大旗帜。因此圣人观念从许多方面表现和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     

一部观点新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介绍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冯契教授的新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冯契教授继《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之后,又一部力作。如果说,作者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系统地整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发扬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方面,取得了很大     

心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正> 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谈心学自然联想到中国文化的前途。但这个题目很大,限于篇幅,只讲述一个提要。一、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大陆流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书,均把陆(象山)王(阳明)哲学称为“心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辞海、辞源也都把“心学”等同于“陆王哲学”。这虽只是一种称名,但也是一种理解和概括,原来颇为不妥。因为心学本不专属于陆王,正像气学不专属于王充、张载一样。陆象山说:“圣人之学,心学也。”(《象山全集·叙》)他这样说,决不是为了故意     

现代性弊端及其超越:毛泽东的“革命”方案

毛泽东的"革命",既是一场驱动着古老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卓绝的努力,同时又强烈地体现出对于"现代性"弊端进行反拨的价值维度:针对现代性过程极易产生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他试图通过一场全方位的文化大革命实现权力重组,以巩固其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针对现代性过程中所带来的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经济模式,他试图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来寻找一个"发展"和"公正"的结合点;针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他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来破解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这一历史性难题。在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致力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弊端,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现代化方案,成为毛泽东"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     

“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

“两个结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体三翼”的叙事框架和“一本两基”的内在逻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深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发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机制,一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相联系,就会释放出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马克思主义既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潜力,也为理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产生了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合力动能。基于“一对二双向互化”和“三翼互促”的历史原则,强化“两个结合”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极为重大。一方面,将从理论层面实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将从实践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在不断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过程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之...     

政治理论领域中的"亚里士多德革命"

经历了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公元12世纪初之后的近200年,亚里士多德著作先是经过阿拉伯文转译,后来经过希腊文翻译,重新为西方所知晓.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基督教信仰和神学构成了全面而深刻的冲突.在政治理论领域体现为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奥古斯丁政治传统的冲突.阿奎那的百科全书式神学/哲学体系力图调和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基督教神学,教会对阿奎那体系的承认标志着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合法化.合法化后的亚里士多德理论爆发出了教会未曾逆料的政治后果,不仅政治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于神学的学科,生发出许多与现代早期政治理论直接相关的重大论题,而且在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中,王权派逐渐占据上风,王国成为"政治实体",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国家论"在此过程中占据了政治理论舞台的中心.     

转向生活世界的伦理学变革

转向生活世界的伦理学变革,使当代伦理学研究从对普遍化的道德原理和道德体系的知识论建构转向对以现代性问题为背景的现实生活世界的道德关切.在这种变革中,当代伦理学研究实现着从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变,引发了应用伦理学的勃兴和德性伦理传统的当代复兴,从而使伦理学的人学价值意蕴得以彰显.当代伦理学的发展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实现问题意识与理论意识的互动、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整合、道德共识与差异伦理的和谐.     

清凉圣地红色之旅

一、塔院寺毛泽东路居旧址，五台山塔院寺的巍巍白塔是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标志。多少年来，它记载着一个难忘的史实：毛主席从延安去西柏坡的途中，在白塔旁的方丈院住宿，点亮了方丈院的灯光，迎来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     

论中国近代"道德革命"中的理性精神

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虽有偏激之处,但主导精神还是理性的。这主要表现在:它只批三纲而未正面触及五常;虽对传统的义利观、公私观、理欲观作了批判,但并未离义而言利,并呼吁节欲;虽宣扬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但所提倡的乃是合理利己主义和健全的个人主义;虽然学习西方,但对西方又有所反省。     

Revolutionary Claims and Visions in Psychotherapy: An Anthropathological Perspect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semantic problem of revolution in psychotherapy is followed by some justifications for a critical and subjective approach to this discussion. Alleged revolutions in the field are critically examined, followed by an envisaged revolution and its possible ingredients.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concept of a revolutionary new human, with affective-somatic and embodied-mystical examples given. Obstacles to such revolution are briefly examined and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human sickness or anthropathology is discussed, along with the notion of an anti-anthropathological revolution.     

先秦时期婚姻道德观的演化

在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婚姻关系和婚姻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总的来说,婚姻关系由相对宽松和自由逐步过渡到严格和规范,婚姻观念亦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内的"男女之别"渐次过渡到婚姻及家庭生活领域内的"从一而终",并最终使"夫为妻纲"的观念初步形成.婚姻道德的提出本身是对于婚姻及两性关系的规范,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在男尊女卑的前提下,这种规范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女性的片面的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