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孔子诗学”是孔子儒学的一种哲学形态。“兴”从横向、纵向上撑开了“孔子诗学”的思想体系。“兴观群怨”是一种与“风”“雅”“颂”不同的思想结构,是对儒学人生意义的全幅涵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道德生命的形成与实现历程。“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政治文明审视

孔子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以仁释礼”的“仁治”(人治)思想。孔子的“仁治”思想是对周人“礼治”思想批判、创新的产物。周人“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神治”到“礼治”的转化,但周人的“礼治”思想仍然处于“神治”思想的束缚之中。孔子的“仁治”思想冲破了“神治”思想的束缚,实现了从“礼治”思想到“人治”思想的转化。孔子“仁治”思想所包含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内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形态,并为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经验教训。     

归依三宝是在家居士学佛修行的入门基础

佛弟子中大分两类,一是出家众,二是在家众。出家众中,若是受了具足戒的男性学佛者,佛教称为“比丘”,新译为“苾刍”;若是受了具足戒的女性学佛者,佛教称为“比丘尼”,新译为“苾刍尼”。在家众中,若是受了三归五戒的男性学佛者,佛教称为“优婆塞”,新译为“邬波索迦”;若是受了三归五戒的女性学佛者,佛教称为“优婆夷”,新译为“邬婆斯迦”。“邬波索迦”是梵语upqsaka的音译,“邬波”意译为“近”,“迦”意译为“事”,“索”是男性的通称,若是“斯”,便是女性的通称了。而“邬波索迦”与“邬婆斯迦”,实际上就是指亲近承事三宝的在家男居…     

朱熹"太极"观对前人的超越

宋代以前的易学中,“太极”一般被解释为“气”或“元气”;亦或被释为虚无实体．而宋代朱熹对“太极”进行了新的阐释,超越了前人的“太极”观,通过阐释“太极”,确立了理本体论,完成了理学派的本体论的体系．     

从世间际到实际：“二谛”之“观”下的涅槃——以《中论·观涅槃品》为中心

对于佛教“涅槃”说,其内部的各个派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涅槃”说。其中,尤以大乘中观学派的“涅槃”说而独树一帜。中观学派以“缘起性空”为出发点,提出了以“实相为涅槃”的“涅槃”说。其于强调（涅槃的）“实际”同“世间际”的毫无差别、二者均为“性空”（无自性）且不可执著的同时,亦将涅槃之理想境界的追求立足于对世间事物之实相及其空性的把握和体悟上。而于“空”的理解则离不开“二谛”之“观”。因此,若从世间际到实际是为通向“涅槃”之必由之路的话,那么,“二谛”之“观”则可谓是该“必由之路”的指路明灯。     

《诗经》"德"范畴的形上义蕴

《诗经》“德”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确立了“德”作为一个哲学和伦理范畴所特有的形上义蕴,开启了一条从形上王国通向现实人生的道路。“柔”、“惠”、“直”、“恭”、“温”、“善”等诸多道德规范和道德条目的内涵开始向“德”渗透,德性思想和意识逐渐生成。“德音”、“德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则为“德”范畴在哲学和伦理向度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

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     

"征兆":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初论

齐泽克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揭露了意识形态的不完整性。在他看来,“征兆”作为沟通前符号界和现实界的桥梁,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看似完整的象征秩序中打开了缺口,挑战了意识形态的“真实”,因此“征兆”是意识形态的“崩溃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的自由”和“等价交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排犹主义”就是这种征兆。     

“真知”是对“认识活动之本质”的认识——认识论视角下的庄子“知”论解读

庄子的“知”论历来被视作境界论,而非认识论。如果我们以认识论的视角去解读庄子的“知”论,会发现庄子所谓的“真知”并非是对“道”的体认,而是对“认识活动之本质”的认识。庄子认为“真”的本义是“倒下的人”,引申为“主体性的消解”。所以“真知”的内容为：“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前主体性的活动,而非通常所理解的主客二分下的活动(“俗知”)。这一方面揭示了认识活动的本真面目,另一方面也消解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避免了陷入由“俗知”所带来的“认识论困境”。     

孔子“三畏”:“天人之合”的信仰建构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信仰的基本认知范式,也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所在。本文试从孔子“三畏”入手,通过梳理先秦语境——“巫的传统”、阐释“天人之合”的内在脉络、揭示“圣人形象”的伦理处境,指出孔子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个范畴转换了西周“德性—礼乐”文明传统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圣人—仁学”的天人模式,但同时也给后人的信仰实践留下了许多模糊的空间。     

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     

“气质”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以王廷相对“生之谓性”的阐发为中心

明儒王廷相以孔子的“性相近”批判朱熹的“性善论”,并且重构了“性善论”人物谱系,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生之谓性”的阐发这一线索。在王廷相的“气质”人性论中,先天“气禀”所带来的“善性”与“恶性”在整个人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重点在于后天通过“变化气质”以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通向“善性”与“恶性”,其差别在于是否研习、践行“圣人之教”。王廷相通过区分两种“知识”系统以及设定人人都有“为善之才能”,为个体向善准备了理论前提。而其对人性滑向“恶性”的警惕,凸显了“圣人之教”的重要作用。     

论《周易》的道德谱系

《周易》是一部人学著作,也是一部道德著作。《周易》构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谱系,这种道德谱系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意识、自我意识道德化四个层面构成。《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系起来,从而有了“人道”,也把“道”与“德”联系起来,从而有了“道德”。《周易》在性命之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的形成、演化及人性的内容;又在“人”与“道”的基础上构建了“成人”与“做人”的道德谱系。《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接起来是人学,把“道”与“德”联接起来是伦理学。天道、人道等统一于性命之理的命题之中,成为了道德谱系的奇特内容,从而人也就成为了道德谱系的本体。     

“事之空性”——和辻哲郎对海德格尔的超越

和辻哲郎关于“事”的哲学思考,既有西田几多郎思想的影响,亦有以西田思想为媒介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批判性接受过程。具言之,和辻关于“物-事”关系的思考,起初只有作为“事”之“事”性的“行”,即只有“事”的一极。在受到海德格尔用具理论影响后,和辻尝试恢复之前被“事”所压抑的“物”,创造出“物”与“事”的两极构造。最后,“空”作为一切现实性的主体性根源,通过否定的辩证运动使“主体”再生,“物-事”的两极构造被转化为“物-事-者”的三极构造。总之,和辻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方法,打破了实体性的自我同一的“物”的基始性,确立了“事”之“空”性,构建了有别于海德格尔“此在”伦理的关系伦理。     

汉语本体符号新释

汉语“本体”由“本”与“体”两个符号组成,截然不同于印欧语系的 ontology。汉语“本体”与“体”“本”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中华先哲的问学之旅,即是立“本”生“道”、“本体”与“体”“本”的和合相生之旅。汉语本体构成了汉语思维进行诗性超越的根基,它独特的创新意识表现为追“本”溯源、返“本”开新,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本体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自现代以来,ontology 式本体之理解遮蔽了汉语“本体”的“本”来内涵,汉语“本体”符号亟待摆脱ontology 的“殖民”,而返回母语故乡。     

论“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

“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其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伦理”话语及其传统的核心范式在于“伦理地思考”,在考察“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必然走向“伦理地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其要义包含了三维结构：从“实体性”出发的“伦”意识,“在一起”的“理”智慧,以及居“伦”由“理”的伦理情怀。值此之故,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从“伦”出发而辩证复归于“伦理实体”的精神之旅,成为弥合“分裂的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以“伦理”为标识区别于其他现代化形态。     

物我两忘：道教审美情趣探源

道教从先秦道家那里继承了“道法自然”的美学趣味,形成了以“淡漠”、“怀虚”为特征的审美心态,一心“无气”、“无形”的审美态度,以及从内外世界的统一之中感受和得到“气顺”、“清静”的审美乐趣。因此,道教得道之“乐”,就成了无处不在的、超乎功利和物欲的审美之“乐”。这种向内追求的审美论,与中国佛教的美学观类似,对古代美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子产“救世”政治伦理思想的合理内核

子产政治伦理思想是围绕“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救世”主线展开的.为了在春秋末世维系郑国的贵族统治,子产在为政治国中,因地制宜,因时变通,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作封恤”、“作丘赋”、“铸刑书”、“兴乡校”、“焚载书”等不仅稳固了郑国的国势,而且建立起了宽猛相济的统治秩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朴素的“救世”实用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