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己之心”与“向上一路”——心传与道统的话语竞争作为鹅湖之会的“后传”

本文从宋代儒佛互动的大背景上看朱陆之争。朱子对陆象山的批评往往牵涉到大慧宗杲与张九成。朱子将他对后者的印象投射到陆象山身上，才产生了他对陆象山的某些评价。朱子批评陆象山向孝宗进言时“向上一路未曾转拨”,“向上一路”是禅语，与“传心”相关，呼应的是二陆的鹅湖传心诗。朱子此语是批评陆象山没有转变王苹、张九成等人“借禅说儒”向皇帝进言的方式。如果士大夫放弃严谨的知识本位与经学权威而效法禅宗，恐将邯郸学步而进退失据。朱陆之争不只是伦理学、工夫论之争，也涉及士大夫在政治、宗教与知识三种权威的互动关系中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     

“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

"格物致知"语义甚丰,程颐、朱熹将其解说为"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有将"理"与"心"分作两件的危险,故遭到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反对。陆象山和王阳明都坚持"心即理"。"心即理"在陆象山那里主要是理不离心,"无心外之理",而在王阳明那里,更有"心即是理",所以他于"心外无理"之外,更提出"心外无事"。与程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说成"致知格物"。而"致知格物"实则就是"致良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心学虽然维护了"理"与"心"以及"致知"与"格物"的一贯,但却导致了"致知"在"格物"之先这一明显不合《大学》所言序次的尴尬局面。经典诠释如何在忠实原意的条件下又有创造性的发挥,真是一个大问题。     

陆象山与杨慈湖师弟关系辨证

慈湖与象山,固有师生之谊。然慈湖之学,并非主要得力于象山,而是在其父亲的教诲下研《易》、并深造自得的结果。慈湖对象山学之贡献,更多体现为对陆门声势的壮大。考察慈湖、象山师弟之授受关系,可知后世以慈湖最得象山之真传,不啻为儒家心学史一大误会。     

心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正> 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谈心学自然联想到中国文化的前途。但这个题目很大,限于篇幅,只讲述一个提要。一、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大陆流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书,均把陆(象山)王(阳明)哲学称为“心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辞海、辞源也都把“心学”等同于“陆王哲学”。这虽只是一种称名,但也是一种理解和概括,原来颇为不妥。因为心学本不专属于陆王,正像气学不专属于王充、张载一样。陆象山说:“圣人之学,心学也。”(《象山全集·叙》)他这样说,决不是为了故意     

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东汉末年 ,经今古文的融合已是经学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 ,在融合经今古文时 ,掺杂谶纬并且解经烦琐。王肃经学作为魏晋经学的代表 ,直接师承于荆州学派。荆州学派和王肃继续沿着“郑学”融合经今古文的道路前进 ,但却坚决反谶纬 ,解经尚简约。正是站在这一角度 ,可以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论王阳明与陆象山的学术承继关系

王阳明与陆象山的学术承继关系曲折复杂,"龙场悟道"是阳明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历练不自觉地走上了象山的"向内求理"路径,其后他对长久以来蒙受"禅学"之冤的象山学加以肯定,认为象山继承了儒学正统,并以替象山辩诬、褒扬象山学为己任,澄清了把"向内求理"等同于"尊德性"的错误认识。他对他的"知行合一说"与象山的"知先行后说"所存在的分歧进行了疏解,认为二者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并不妨碍最终在心体的实质工夫上达成一致,但象山在"致知"、"格物"的理解上仍然沿袭了历来儒者的旧说,这是他把工夫讲得不够切近、显得有些粗的地方。     

陆王心学与心灵生态的培育

陆王心学直承《孟子》,以本心为人生之发源。陆象山的立其大、王阳明的致良知皆在尽心知性上立论,由内而外扩充人生的精神宇宙,以使人生充实而有光辉。把内圣践履看作一个精进不已的过程、通过知行并进成就自我是陆王心学的真精神。徐梵澄先生晚年力作《陆     

论陆象山易学“易简”之道与心学建构

学人多从工夫层面宏观论述陆象山的易简之学,探讨朱陆"易简工夫"与"支离事业"之异,然"易简"不仅是其心学工夫论的总体代名词,更是构建其心学体系的核心精神。象山赋予《易传》易简之道以新的内涵,使易简原则融贯于心体论与工夫论中,他于道体建构上化繁为简,将万理归于精一本心,并强调发明道体自然简易,以"先立其大"为前提主张在为学成德上去繁就简。象山的易简之学将天理的自足性纳入人心,以突显人之本心自明自足为最终立意,其以易解心的致思理路为后世心学易之形成开启了门径,"易简"亦由此成为心学一脉建成自身思想体系的重要依据。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针砭宋明陆王心学之弊,对扭转清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容忽视。 一、对陆王心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首先,他认为明朝的灭亡,陆王心学要负主要责任。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     

良知与认知的中国之辩——从“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的互动观之

利用比较哲学的方法,从"知什么"(knowing that)和"知如何"(knowing how)的区分出发,以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为考察中心,重思知与德之辩。从孟子的良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从四端始发的小良知到涵盖宇宙的大良知,其中的中介环节就是陆象山的"吾心"。王阳明的良知既非"知什么",也非"知如何",而是一种良觉,即对至善的一种道德直觉。既然致知非知,那就揭示出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的张力。关键问题在于,从陆象山到王阳明恰恰割裂了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并试图用前者去涵盖与包纳后者。尽管从陆王心学开端就已割裂德与知,如今恰恰要找回认知与良知的本然关联,这也是中国哲学可以贡献给世界的独特之处。从人类的真善关联来看,"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恰为真善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中国古典哲学尽管更倾向于在"以真导善"上逡巡反思,但也在"以善启真"上给当代发展以诸多启示。     

论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与学官制度

清儒重申汉学有本,重师法、家法,现代以来的经学研究多落其窠臼。汉代经师强调师法、家法的地位与博士官有关。汉朝立经学博士,以经学为施政教、选人才的依据。经学的政治应用要求经学相对统一,而这并不合于经学之为学术思想的本性。因此,汉代政治多次重申恪守师法、家法,但汉代的经学屡屡突破师法、家法,在不断地演进。东汉后期外戚、宦官掌权,经学的政治地位下降,是以师法、家法混同。汉代师法、家法的兴衰是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合与离的表征。清儒以汉儒重师法、家法是清代学术之争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对汉代学术的客观认识。     

子学和经学

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唐代进士科人才经学贡献述论

以诗赋辞章见长的进士科人才中不乏通经之士。其经学贡献主要表现在任职于中央各学馆，担任生徒的经学教育工作；供职于太常寺，根据儒家经典为朝廷制定礼仪典制；撰写经学著作，阐述自己的经学见解等。进士科人才的经学修养既基于科举考试中有帖经、策问等经学内容的现实需求，也与家学熏染及自身好尚密不可分。进士科人才的经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新旧学风之递嬗并促进了唐学向宋学的转关。     

蒙文通经学思想探析

蒙文通(公元1894-1968年),四川盐亭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成都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其学术由经入史,经史贯通.其经学思想承著名经学家廖平而来,又加以发展,在现代经学思想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然以往学术界对蒙文通经学论述较少.本文就蒙文通经学思想的几个方面加以探析,以就正于方家.     

杨简杂禅辨正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慈溪人,谥文元。曾筑室德润湖上,更名慈湖,学者称慈湖先生①。杨慈湖为象山门下高弟,全祖望说“文元（慈湖）为陆氏功臣”②。四库馆臣也认为,“简则为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门之有黄斡”⑧。黄宗羲评价其学术地位说：“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④。近人钟泰谓：“陆门之有杨慈湖,犹朱门之有蔡西山也”⑤。这都表明,慈湖是象山门下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弟子。甚至“其立言宗旨,已开新会、余姚之派”⑥。其学说在陆王心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慈湖生前身后备受“近禅”、“是禅”之讥,理学史上评鉴慈湖学术,这个指责亦所在多有。因此四库馆臣总结说,“其讲学纯人于禅,先儒论之详矣”⑦。从唐宋开始,儒学视二氏为异端,直至中晚明才有所转变⑧。在儒林或道学中人看来,“近禅”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对心学一系理学家“杂禅”的问题,虽然学界近来有所考辨,一些沿袭之谬得以澄清,但于慈湖尚缺乏全面深入的检讨。而慈湖思想与佛教的关系究竟如何,关涉到其学术的宗趣和定位,确有专门研究的必要。本文从辨析慈湖的态度与行迹和回应“世儒的批评”两方面加以考察,希望使慈湖“杂禅”的问题得以辨正和嫠清。     

诗意与诗义的各得其所——从李光地《诗所》看宋明理学的终结

宋明理学是脱胎于传统经学的儒学新思想与新形态,这种新思想与新形态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并最终趋于成熟与稳定,清初理学重臣李光地是其重要代表。本文以李光地的晚年《诗经》学代表作《诗所》为对象,通过对他释传《诗经》语境还原的重要方法以及各得其所的目标考察,进而分析他由辞求意、观其所兴的诗意体会,与曲尽事理、小大兼举的诗义阐明,充分呈现李光地如何由经学转出理学,以及使理学与经学分离,以综合的方式消弥存于经学中的理学多样性,从而既使脱胎于经学的理学成熟,也促其终结。     

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

两汉皇帝自武帝起有 1 7人在诏书中征引经书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汉经学发展的轨迹。这一现象展示了政治与经学互动的规律 :经学政治化与政治经学化。此后 ,引经据典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为文的传统 ,历千年而不衰。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导面是消极的     

《潜夫论》与汉代经学

东汉王符的《潜夫伦》，是一部政论性的古典名著。严格说来，王符本人并非专注一经或几经的经学家，《潜夫论》亦不属于说经解经的经学著作。但由于这部名著是在汉代经学统治时代完成的，其人其书同其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今天从中亦可“观见”当时经学的情况，包括经学统治所造成的思想影响、经学两派在后来的融合、经学复杂的社会作用以及经学的衰落和经学向玄学的过渡，等等。汉代经学的统治，从政治思想开始，遍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我们从王符《潜夫论》中可以看到，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汉…     

经学与政治:宋代《尚书》学研究的反思

<正>西汉以降,历史上的经学往往带有政治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以往一些经学史研究,倾向于一种"抽离"的方式,或考证著者、版本,或辨析经解异同,都是把经学当作一种纯粹"学术"。此外,还有一些经学史研究,因受到后来某个历史阶段学术趣味或价值取向的影响,得到的对某一时期的经学认识与实际情况差别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