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联体实践中的认知误区——兼论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

从伦理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医联体实践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其中包括医联体的概念问题,以及医联体实践的后果或效用问题,并对医联体实践后果的解释进行了分析。进而,根据对上述问题的研讨结果,指出我国决策者在建立医联体上存在的认知误区。最后,指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关键是改造我国"支离破碎"的初级医疗系统,使之成为健全的基础医疗卫生系统,并将此置于整体医疗卫生工作的优先地位,唯有在此健全的基础医疗卫生系统基础上,才能使为特定目的建立的医联体发挥有效作用。     

知情同意在中国不适用吗——“文化差异论”的认知错误

知情同意是在当代生命伦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概念,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它已成为医疗实践和涉及人体的医学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伦理要求。不少西方和中国学者认为,由于中西文化显著而根本的差异,知情同意不适宜于中国。指出了“文化差异论”的三个认知错误,即,文化差异论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和医学道德、西方文化以及知情同意的一系列误解之上的。基于文化的差异而拒绝知情同意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必要性,显然不能成立。     

理解正义中的“人性” —— —兼论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在当前自由主义关于正义和人权的讨论中,“人性”(humanity)是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核心要素.然而,正义的问题总是同“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大部分理论家在思考或建构正义原则时,正是由于对“人性”的不同层面的强调导致了他们对正义社会的设想分殊各异.罗尔斯在提到密尔的理论时批评到,密尔的正义原则是建立在人性的某种“统合性”理解之上的,而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不能够作为正义制度的基础.     

“治理失灵”及其救赎——兼论两种不同的社会认知观及行动方案

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好的社会治理"一直被奉为圭臬,是所有社会组织推进治理实践所追寻的终极目标。然而,实现"好的社会治理"首先必须正视治理主旋律中的"失灵"杂音,以"治理失灵"的救赎为契机去规划社会治理的行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失灵"在社会治理中不断蔓延,逐渐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并且形成"治理失灵"的总体性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对"治理失灵"的救赎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生态,对既有的社会认知观做出及时地归纳与反思,这是正确选用社会治理行动方案的认知前提。其实,"治理失灵"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面向未来的社会治理应当放弃既有的"保守主义"行动方案,继而在革新的意义上去不断刷新治理思维、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以及创新治理工具的协同运用。     

康德-图林佯谬及其消除——兼论“图林测试”的道德哲学意义

将具有自由意志的"图林机"看作康德式"理性存在"的一种理想模型,可以提供道德哲学讨论的替代性方法论基础。但是,这里首先会遇到一个佯谬:通过图林测试的图林机要以"说谎"来证明自己是"理性存在",从而违背了(道德的)理性法则。这就是所谓的"康德-图林佯谬"。我们的论证将表明,图林机不会说谎,从而康德-图林佯谬并不存在。     

伊斯兰教认知观——兼谈与中国传统中“见闻之知”“德性所知”的异同CSSCISSCI

认知观也叫认识论。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比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知的来源或者认知观,属于哲学范畴,是与哲学的产生相联系的。 对于知的来源,各种文化有不同的定义。伊斯兰教义学的基本认知,就是通过天地万物的实际存在,而推证造物主的存在与独一。正统教义学主张,世界万物的本质是确定的,是可知的。     

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危机——兼论“中国问题意识”

<正>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烈地意识到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话语革命,从近百年中国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西方学术话语向东方国家渗透的过程以及现代西方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等视域,探讨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以及走出这种危机的路径问题,但由于缺乏对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实质的分析,这些探讨往往囿于对其技术层     

对数字社会主义正义方案的批判——兼论“数字中国”的正义观建构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样态。这一样态在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剧烈变革的同时,也使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萌生数字资本主义将助推资本主义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等规范性理想的正义幻象。作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潮,数字社会主义从“数字主义”“社会主义”“折中主义”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置辩,但由于未能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的窠臼,最终导向失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非正义问题就不可能消解。所以以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为基础,中国在数字时代提出了“数字中国”理念和方案,通过“数字中国”建设,中国不仅摒弃和超越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片面性,还创新和建构了社会主义“高阶正义”,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实践。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印太经济新框架”——兼论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自遏制战略被乔治·凯南提出以来,该战略被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和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印太地区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的崛起,美国已经将战略重点东移,并将遏制目标瞄准了中国。为了打压中国,美国继承并发展了“选择性遏制”战略,将其欧洲和印太盟友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并通过“印太经济新框架”等经济机制、制度对华形成一个遏制网络,其主要目的是试图将中国框定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及地区秩序之下。同时,由于“印太经济新框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针对性,且以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支撑,其必然会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在语词与概念之间的“自然”——兼论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概念化方法

通过回顾学界近年对于“自然”含义的研究,梳理其中所见的语文学及观念史等方法,以此说明这些研究方法背后的理论预设。针对“自然”义的诠解性尝试强化了“自然”意涵的收束性,并且呈现出概念性的特征。概念的意涵总是在一个先在的概念化思想操作中被预设的,即概念是以“可定义性”为前提的。收束性的意涵探究一方面奠基于概念性的预设和概念化的操作,另一方面意涵探究的结果又使得“自然”成为体系性思想分析和建构的工具。以此提示,在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中,对“自然”等关键性语汇的概念性预设与概念化操作需要有方法上的自觉。语词的可概念化并不等同于语词本身具有概念性,我们需要对“概念化”及其必要性保持自觉。在此基础上,让语词回归经验并凸显其“非概念性”可能是必要的。     

“陈蔡绝粮”的叙事演绎与主题分类——兼论中国古代哲学故事的构造方法

《论语》之后,"陈蔡绝粮"在历史上至少被演绎出26个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依据思想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构造或叙事类型。这些不同的组别内部以及组别之间,依据大小思想主题的不同,又有着相互勾连之处,从而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叙事演绎与主题分类。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可以归纳出构造或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故事的五种方法。     

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上)——兼论传统的人文维度及其意义

Today, Marx is acting as the most incontrovertible symbol of the new ideology on Chinese Mainland, and Confucius is being thought highly by the official and the folk again. The coexistence of Marx and Confucius means some sort of compromise between modernism and tradition. Actually, even in the last century’s counter-tradition period, the Chinese still did not walk out of the tradi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ust depend on the apparent or subtl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Even if the tradition is bein...     

“高尚”并非儒、道隐逸的共同性质——论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在有着深厚隐逸文化传统的中国,把隐逸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高尚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历来人们的共识。然而,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成一家之言的统一的隐逸思想,中国隐逸思想分为儒、道两派,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隐逸以合乎道义为准则,道家隐逸则以追求适性为目的。在儒家隐逸思想中,"高尚"的确是隐逸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质;不过与之迥异其趣的是,高倡"道法自然"的道家却并不认同"高尚"这个人为的概念,并且认为恰恰是这个所谓的"高尚"性质才导致了隐逸的蜕化,使之沦为"禽贪者器"。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从古至今的人们总喜欢不加区分且自以为是地把一顶"高士"帽同样强行扣戴在道家隐士的头上,由此便形成了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从语境看董仲舒义利观的一段学案——兼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

汉代董仲舒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一般理解为要求人们只讲道德礼法,安贫乐道,不讲谋取经济利益。宋儒程颢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遗书》卷二五)其后成为儒家义利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朱熹、吕祖谦称其可以为(儒者)法矣。(《近思录.为学大要》)后世的批评者们也从这个角度理解。如叶适说:‘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     

正统性的两种语境:概念重置与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潜力——兼论中古道教的“无异端性”

通过简要重述不同文化语境中异端与正统的概念内涵变化过程,说明在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差异,进而说明对于异端和正统的基本内涵理解带来传统中国文化对信仰融合度和均质性的理解。以此为基础,提出以下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在面对中国宗教或信仰文化时,我们以源自基督宗教传统、并且带有明确基督宗教传统内涵的概念展开讨论,对于理解中国的信仰文化与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会造成误解?这种误解的根源是一种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削足适履"式概念套用带来的问题,还是在信仰特质理解意义上"张冠李戴"式的文化语境的错置?进而提出概念的重置可以从什么程度上凸显中国信仰文化的特质和进一步理论反思的必要性。     

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验证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兼论《周礼·考工记》“■”的形制与功能

《庄子·达生》“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必须结合《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加以理解与验证。“■”是悬挂钟、磬之类大型组合乐器的木质结构,具有“承重”与“发声”的双重功能,雕刻猛兽作装饰,从而收到“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的美学效果。树木的原生形态与“■”体装饰动物之间天然的相似性,尤能凸显其“拨尔而怒”的猛厉神态。这种“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受到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思想影响：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审曲面势”的工匠文化传统,亦遵循儒家“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知者创物”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老子“大制无割”的政治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逻辑延伸,而且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