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域下庄子“吾丧我”阐释——以《庄子》内篇为核心

“吾丧我”之说源自《庄子·齐物论》,因其深刻的哲学意味,为历代治庄者所关注。“丧”是整体上的“减法”状态——从“我”之中剥离出去一部分,“吾”是高于“我”存在的某种理想的人格状态。“丧我”,即消解以“形体之我”为基础、以“精神之我”为核心、以“人物关系之我”为张力碰撞凝合而成的“我”,复归自然之“吾”。通过以“吾丧我”为线索的一系列“互文性图景”的建构,庄子不断深化消解一切“不齐”,表达“复归于道”的寓意。看似文字游戏的“吾丧我”,实则凝聚着庄子对个体生存境遇、精神世界的关注与思考,也是其为“我”摆脱束缚与局限,走向开放的生命提供的途径。在纷争加剧、矛盾凸显、人与他者关系更为紧张的今天,“吾丧我”之说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透视庄子的批判精神

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庄子》 ,那么这部书表明 ,庄子是极富批判精神的。联系到后现代主义思潮 ,似乎可以说 ,庄子的批判 ,在总体上具有通过“解构”而导致虚无的“后现代性”。但是 ,庄子的批判最终又不可归结为“后现代性” ,而有其崇高的目标和追求。这是因为 ,其一 ,庄子的批判 ,主要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化”所造成的异化。其二 ,庄子“解构”“礼乐文化” ,是为了追求和展现一种理想的境界。这里所说的批判“礼乐文化”的异化 ,集中体现为庄子对于“待”的揭露和消解。在庄子那里 ,“待”的基本内涵 ,就是有所依赖。由于有所依赖 ,…     

“无己”与“无用”:从个体逍遥到天下秩序——《庄子·逍遥游》的政治空间

从不同的角度疏解《庄子·逍遥游》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通过对《逍遥游》文本的细致疏解,拈出“无己”与“无用”这一对概念,进而考察每一个概念的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庄子看来,“己”与“用”存在密切关系,有“己”才谈得上各种具体之“用”,从而产生功用和利害观念,最终将人引入“有待”的各类条件限制之中。因此,庄子希望消除一“己”之偏私,以至“无己”,以脱离条件限制之域,摆脱一切功利性具体之“用”,进入“无待”的“逍遥”之境,也即“无用之大用”。因此,“无己”是“无用”的基本前提。同时,由“无己”开启的“无用”又是庄子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的独特言辞,《逍遥游》以尧与许由对待天下和治天下的态度将这一点加以彰显,并最终由“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无为逍遥的道体意象将个体的自适其适和天下秩序呈现出来。     

古之道术总论——《庄子·天下篇》今读之一

《庄子·天下篇》描绘了华夏文明在上古时代的兴起与演变，堪称华夏文明初生之际的一部精神史、心灵史。《天下篇》既是通往先秦学术思想世界的津渡，也是打开先秦学术思想大门的钥匙，因而具有重新识读的价值。《天下篇》全文三千余字，总体结构是先有一个“总论”,后面是关于六家的“分论”。作为篇首的“总论”部分，篇幅将近六百字，主要概述“古之道术”的由来，以及庄子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大事因缘。     

神性与人性的交响曲──读赵林《西方宗教文化》

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曾有见于人类精神的原始圆满性的破坏而大加感叹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D摆在我们面前的《西方宗教文化》一书，其主旨正在于揭示西方原始的圆满人性如何向分裂的人性下     

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与“天”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以其天道观和认识论为基础的。安之若命和与天为一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庄子认为人无力胜天，亦不能违命。苟子在《解蔽》篇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苟子对庄子的批判是公允而且切中要害的。“命”与“天”是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关键。“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与上帝同义，所以“天”当时为一个宗教范畴。“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天”与“命”在…     

楚地宗教与《庄子》中的神异之境

对于“至人”、“神人”等理想人物及其精神境界，《庄子》中有多处神秘主义的描述。将其与《楚辞》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些神异之笔明显带有楚地宗教观念的痕迹。但是，借助于既超越又遍在的“道”的思想，庄子改造了脱魂升天的神秘宗教信仰，而他所描写的那些向天界飞升的神异人物形象，则表达了一种个体渴望在低微的生存状态中达致高伟之境的精神理想。     

《庄子》对理想人格的塑造

《庄子》一书洋洋乎十余万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庄子·天下》,下引《庄子》之文只注篇名）,不为王侯将相之安邦治国,不为圣人君子之普渡众生,只为要塑造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天下》）,“乘天地之正,而...     

公孙龙“离坚白”新解

公孙龙是战国中期以“离坚白”著称的名家代表人物。庄子称公孙龙“困百家之智,穷众口之辩”(《庄子·天下》)。《汉书·艺文志》注中引刘向别录说:当时有毛公者,“与公孙龙并游平原君家,亦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然而,后有人认为公孙龙是“割裂各种感官之间以及感觉和理论思维之间的联系”,说他“否认各种感官的相互联系     

《庄子·天下篇》的主旨和成文年代新探

现存《庄子》中的《天下篇》是一篇有重大价值的鸿文,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问题纠结,聚讼纷经,迄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该文最大的问题是：成文年代问题和主旨问题。搞清这两个问题,对理解该文的历史价值是十分必要的。一、《天下篇》的成文年代《天下篇》的成灾年代约有三说：一说作于战国中期或后期,定为《庄子》一书的后序,出自庄子本人或庄子后学之手。最早持此说的,当推晋代郭象。他在《庄子·序》中说：“庄生……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按：“内圣外王”一语见于《天下篇》,他当然…     

论林希逸对《庄子》“异端”之名的辩解

在儒、道的抗衡当中,道家经典《庄子》被儒学正统捍卫者冠以“异端”之名,宋代理学家批之尤甚。理学家林希逸则一反宋儒辟《庄子》为“异端”的主流,从情感与义理两方面为《庄子》辩护。在情感上,林希逸力图调和庄儒言语中的对抗,缓释儒学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偏见。他认为《庄子》书中讥讽儒家的言论,是庄子言词“怪”“偏”、作文“鼓舞”“过当”导致,庄子“愤世疾邪”本非戏侮儒家,庄子亦非不敬孔子。在义理上,林希逸认为《庄子》“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并以此为基点,论证了庄子理会世事、知精粗本末为一、性地融通、正心修身,一一反驳了以往的儒家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批判。     

政治之善何以可能--墨子民生政治思想对当代社会公权规约的启示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祸频繁,值此境遇下民之所想、民情如何与民之利益何在,关乎民生,乃人之天赋本性,是为民性。墨子认为“民生为甚欲”,政治当以便于民“生”为旨归,关注天下百姓的生存环境,止争息乱,“一天下之和”;同时,为政还要下通民情,“明民之所是所非”,“信民、爱民”,从而实现“政通人和”;而政治之义在行“利民之治”,谋天下百姓之利。若此民性可彰、善政可为。以此为鉴,功利民生确应成为当下执政党的道义性担当,并以此引领权力的规范运行,防止公共利益的异化,让“权为民所用”带来“令人愉悦的经验感受”,权力之善才能善待民性而富有“生活”意义。     

道与存在之序——《庄子》哲学的一个视域

在《庄子》哲学中,道作为第一原理,不仅构成了存在的根据,而且体现为存在之序,所谓“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庄子·天道》),便表明了这一点。从哲学的内在逻辑看,《庄子》重齐物,“齐”既以统一性为指向,又与“杂”相对而包含着条理性和有序性之意;在“齐”这一层面,道同时展开为统一性原理与秩序原理。存在的秩序本身又有多重的呈现形态,以天地之序为形式,它既展示了形而上的意义,又表现了审美的维度;在社会之治中,它与人的实践方式或“在”世方式相联系,其中伴随着自然与自发的互融与互动;通过“游心乎?之和”及“守其一”,心或精神…     

“真知”是对“认识活动之本质”的认识——认识论视角下的庄子“知”论解读

庄子的“知”论历来被视作境界论,而非认识论。如果我们以认识论的视角去解读庄子的“知”论,会发现庄子所谓的“真知”并非是对“道”的体认,而是对“认识活动之本质”的认识。庄子认为“真”的本义是“倒下的人”,引申为“主体性的消解”。所以“真知”的内容为：“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前主体性的活动,而非通常所理解的主客二分下的活动(“俗知”)。这一方面揭示了认识活动的本真面目,另一方面也消解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避免了陷入由“俗知”所带来的“认识论困境”。     

忘生死而顺自然

“养生”是庄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涵,从其养生观念可以关联到庄子哲学的整个体系。庄子哲学的出发点与儒、墨、法等家不同,并不注重对于现实社会问题尤其是所谓国家大事的探讨,他主张生命与生活是大事。庄子玄虚论道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论人之生,故而在《庄子》中提出诸如“活身”“全形”“尊生”“卫生”“达生”等一系列养生命题。庄子谈养生最根本的立足点在于他把人视作自然界一物,《秋水》篇言:“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只不过是万物之一。四海之内,在天地之间只算得一粟,而天地在宇宙之中又犹如薒米,在这薒米之上有万物,人是…     

从“络马首，穿牛鼻”的诠释看儒家人物之辨的多重面向

自《庄子》提出“络马首，穿牛鼻”是否符合牛、马本性问题以来，传统儒家纷纷做出了不同回应。程、朱认为牛之穿而耕、马之络而乘是“天理自合如此”,从天理本体论为“络马首，穿牛鼻”奠定了先天合理性基础。湛若水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理感而义形”的结果，他强调的是人与牛、马——物的交往过程中，仁性即道德意识的呈现，当此仁性之呈现即为天理即为义。王船山批判了程、朱的解释，他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用物之道”,其合理性是人类赋予的，是人道自决、与物流通的结果。人与物——牛、马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再面向存有论，而是通过基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自由权衡的道德实践过程中贯通彼此。儒家对“络马首，穿牛鼻”问题的不同阐释，共同蕴含着光辉的道德理性，揭示了儒学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创新精神。     

魔镜、女人不在与苦等戈多——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象》解读

拉康①其人与拉康研究在当今中国似乎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容否认,他对“人”的深刻剖析,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另一方面,中国学界对拉康的研究非常少见,哲学层面的探讨更是阙如。然而,在时下众多对拉康不负责任的滥用中,终于有了严肃的哲学话语:张一兵教授的《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象》②。一西方对理性的批判进而发展为对主体的消解,“人”以其过剩而饱受批判。而理性与主体意义上的“人”,在中国却是持续缺席的。长达数千年的君父统治下,人是父母的“遗体”,主体性根本无从谈起。而上个世纪初的“五四…     

以《内篇》参观之——王船山对庄子与其后学的分疏

作为其庄子定位论的重要内容,船山对庄子与其后学的分疏是通过对《庄子》各篇进行文本辨伪和思想澄清来完成的。在他看来,《庄子》全书只有内篇和杂篇之《寓言》《天下》为庄子所作,内七篇意皆连属、别为一宗,是庄子思想的系统表达,《寓言》《天下》二篇则为其书之"序例";除此九篇,其余皆为他人作品。为廓清庄子与后学的差异,船山以"浑天"为终极视域,参照内篇的思想要旨和文本特点,逐一疏解了纯驳相间的外篇和博引泛记的杂篇,并从中剥离出了为老子作训诂者、黄老、形名、乐死、养生等非庄子思想。他对庄子思想的重构,正是以内篇为基础,通过批评外杂篇中那些偏离庄子之旨的作品,同时表彰那些发明庄子真义的作品而实现的。     

《庄子》与《管子》散论

《庄子》与《管子》之间有着较复杂的关系,它们都以“道”、“气”解释世界和人的存在,把“道”作为价值和意义的根据,但《庄子》更多关注的是个体性的存在,即治身问题,而《管子》则服务于治国之道,把治国与治身相结合。《庄子》对“名”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拒斥功名,《管子》不同之处在于把“名”与法术相结合,运用于政治。     

古之道术在墨禽——《庄子·天下篇》今读之二

根据《庄子·天下篇》,“古之道术”在庄子时代破裂四散之后,墨翟、禽滑厘传承了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可以称为“墨禽之道术”。如果着眼于墨、禽二子与“古之道术”的关系,着眼于《天下篇》描述的整体图景,亦可以概括为“古之道术在墨禽”。这种道术的基本精神是“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简而言之,就是节俭、自律、救世。按照《天下篇》,墨子与禽子可以相提并论。这样的安排,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禽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地位,有助于我们从更多的角度理解先秦时代的学术思想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