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性与天道思想的情境化面向

天道、性命等观念代表了儒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先秦儒家尤其是孔门之仁学,并不注重对天道、性命等观念作客观学理的论述,因其认为天道、性命并非现成的和外在于人生命的客观存在对象。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生境遇中,通过人的情感现象来揭示天道、性命作为超越性价值的内涵以及两者贯通为一的真实意义。孔子的“成人”说体现了他视人之生命作为“非现成性”存在的基本认识;他又从忠恕来把握人的情感规律。此即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人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之中,依忠恕情感规律过严谨的道德生活,从而体悟到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生命的超越性意义,正是孔子下学上达即天道性命之贯通的真实含义。因此,在理解孔子天道、性命思想时,不能忽略其情境化的面向。     

道家与道教的“理身理国”思想——先秦至唐的历史考察

本文考察了先秦至唐道家和道教“理(治)身理(治)国”思想的发展。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围绕着身理(治)身与理(治)国的关系进行过不同层次的探讨。从“天人合一”原则出发,道家和道教各派不仅将身与国比拟为结构和功能相似的有机系统,而且对于理(治)身与理(治)国的终极基础和实践原则作了深入地剖析。随着语境的变迁,特别是在唐代,原道家语义被转换或开掘出新的内涵,故“理身治国”的实质内涵也在变化。“理身理国”观体现了道家和道教各派对个体生命及其生存状态的深度人文关切。     

"生"之理念及其实现——儒家道德哲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儒家道德哲学以"生"为主线演绎了其内在逻辑:首先由人对天之生德的觉识确立天道,使天道成为人道的根据和法则;再以仁德配天之生德,此乃人道;最后实现从人道到天道的超越,达到天人合德,即合外内之道。     

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中西和谐美学话语——儒家的“中和美”与古希腊的“和谐美”比较

“中和美”与“和谐美”是先秦儒家哲人与古希腊先贤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中,针对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分别独立建构的美学话语体系。把外在的宇宙精神与内在的个体修养融合在一起,使外界的宇宙之“和”立基于人类本性内部,从而把“美”的追求与“善”的设定统一起来,这是儒家“中和美”的独特品性;古希腊先贤则从个性的独立发展,个体欲望的满足出发,把数学和形式逻辑作为其和谐美学理论的基石,使审美与认识相结合,把古希腊的和谐美学同客观自然之“真”统一起来,形成了西方美学的科学理性传统。     

王艮源于“身”的治理思想研究

"身"是王艮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思想。首先,王艮视身与天下国家统一于"一物",以"本末"分析此物,得出"身"为本的结论。"身"具有个体、身躯与精神的三重内涵,王艮视身躯之"生"为根本,进而推衍出"身"生为身之根本。他以"即事是道"解"道",故"尊身为道",又将"道"具体化为"百姓日用"。其次,王艮以"身"生为普遍原则,从个人之安身与百姓之安身两个层面构筑社会治理的理路,而治理效果最终落脚于个人修身层面。最后,王艮将身与心分离,从顺性乐心与反己自修的统一来推进修养工夫的落实。王艮从"身"本体出发向"身"本性的回归,由"身"思天下,以安身治社会、反己修身的治理思路超越了以往阳明学致思模式,有别于传统儒家政治治理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董仲舒王道视野下的人性善恶论

与先秦儒家人性论多从人的完善角度出发立论不同,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为了王道政治的实现。董仲舒认为,人性包含善恶两个方面,而这是由天道的阴阳决定的。天道是王道的形而上基础,但却并不具有实在的地位,因此,天道要实现王道政治就必定要落实到人上,而由天道决定的人性因而也就不能是尽善的。这一论说的目的是给王者留下施政的空间。     

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论的演变

君臣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论经历了从忠君到“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诛暴君”、“天下为公”的演变过程。这与汉宋儒者营构的“君为臣纲”、“君臣之义”有根本的区别。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等人把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性精神又向前推进一步 ,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发生重要影响。如何充分利用儒家学说中富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资源 ,服务于新时代的民主理论建设 ,仍是思想界面临的重大任务。     

追寻天道性命相融合的文化教养生活——早期儒家礼乐本原论发微

礼乐文化是古代中国公共生活秩序与教养生活的根基。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的局面促使以承继斯文为己任的儒家致力于礼乐本原探索,并开拓了“性与天道”两大终极思考路向。儒家首先肯定情感为礼乐之内在生命本原,认为情生于性,礼乐既是情性之发显,又通过对情的疏导与节制,追求“中和之道”,以实现生命葆真与社会稳定之目的。同时,礼乐制度又...     

《庄子》与《管子》散论

《庄子》与《管子》之间有着较复杂的关系,它们都以“道”、“气”解释世界和人的存在,把“道”作为价值和意义的根据,但《庄子》更多关注的是个体性的存在,即治身问题,而《管子》则服务于治国之道,把治国与治身相结合。《庄子》对“名”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拒斥功名,《管子》不同之处在于把“名”与法术相结合,运用于政治。     

论寻乐顺化与周敦颐的道学知行观

论寻乐顺化与周敦颐的道学知行观关童宋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整合与变革时代。当时的士大夫们鉴于唐末五代的变乱无主，而在北宋中期开始努力把宋初以来形成的歌舞升平的个体求乐之风异化为寻求人生之大乐———“道”乐，并借先秦儒家的“孔颜之乐”来使之规范化，又进...     

"道"何以"生法"--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命题的追问

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的命题,学界已有的几种观点都是立足于它的功用加以分析和阐释。如果我们进一步对该命题中的基本概念作细致的辨析,可以发现,在帛书中具备“生法”功能的不是“道”,而是包含着周期性法则(四时)和对立性法则(阴阳)的“天道”或天地之道。这一点可从该书以“天道”充当治国活动根本依据的有关设定中得到证明。“道”借助于“天道”来派生“法”,进而也被设定为治国活动的根本依据之一,体现着帛书在转向为治之思的路向上,既要突破老子的局限,又要坚持道家基本立场的矛盾。这一矛盾还表现在其后的黄老学者或著作关于为治理则的不同抉择上。     

天人相别: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天主要指自然之天,人主要指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天人学探讨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一致坚持天人相别说。孔子罕言天道、远离鬼神,从而倡导人道。孟子以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然之天取代自然之天,回避天道。荀子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老子》以为天道无亲,以区别于亲亲之仁道。《庄子》提出天人不相胜,以为天人之道不同,主张存天道而灭人道。墨家将世间分为天、鬼与人三等,在区别天人的同时,力图将人道输入天道,看似统一二者,实则弘扬人道。这便是先秦儒墨思想家们别天人的目的:通过分别天人,削减天道对人道的影响力,以突出人道的地位。     

治国先治身

浅谈《管子》养生之道。《管子》对养生之道论述得十分精辟而透彻。在《中匡》中桓公问管仲国君怎样才能建立人民爱戴、邻国亲睦、天下信任的威信。管仲回答说：“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天下。”他把治身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治国,最终在治天下。这里讲出了身体是事业的根本,是创业的基础。接着桓公问怎样才是治身,对日：“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义命之辨

义命之辨既是儒家对人的道德与命运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是儒家对人的生命之终极关怀。对此,孔子、孟子、荀子和《易传》儒者提出了"知天命"、"正命"、"各正性命"等观念。在先秦儒家看来,命固然是对人的客观限制,但同时,也正因为有它,才彰显了人的生命及其创造力之伟大,尤其是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对人的生命之重要意义。     

道·人·史:《淮南子》的论治维度及思想史意义

《淮南子》以论“治”为全书主旨,而其论治又从“道”、“人”、“史”三个维度展开:其一,道为《淮南子》论治的基础,道有能治之功;其二,人为《淮南子》论治的中心,人有可治之性;其三,史为《淮南子》论治的起点,史有证治之用。其书对“道”、“人”、“史”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既体现了先秦思想资源的深切影响,也表明了汉初学术务实致用的倾向。     

“大同”之道与“大学”之道——论先秦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与“具体设定”

<正> 重视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探究,是儒家思想的一贯特色。尽管先秦儒家就已经逐步形成从“终极关怀”到“具体设定”的人生哲学理论,并统名之曰“道”。但是,直到《礼记》成书之后,才在其《礼运》篇和《大学》篇中得到系统、完整和集中的表述。《礼记》成书时代虽晚,反映的思想却是先秦的。其中关于“大同”之道和“大学”之道的论述,不仅为古代士大夫们所熟知,直至今天,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们对其虽不能背诵如流却也并不会陌生,可谓影响深远。把儒家的伦理政治观放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和“具体设定”的视角来观察,就不难看出儒家原本十分美好的理想原则,是怎样通过“具体”的操作方案的“设定”而逐渐扭曲变形,从“作人之学”变为“治人之学”,即由“人学”变为“治学”。当然,这些都是从宏观思致趋向的角度,以长时期历史阶段的尺度来考察衡量,支流、细节和例外都予舍弃。     

邵雍: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

对于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将其“象数学”体系视为推演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对其“性命”之学关注不够。本文集中探讨邵雍《皇极经世》和《击壤集》的“性命学”体系,认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先天推论后天、以物理推论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学是他“心学”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逻辑展开,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为本性,以先天象数为心法。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儒家的道德修养与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贯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旷达,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达到了一种“天理真乐”的生命境界。     

何以修己以安民？——人的需要与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

孔子儒家之“学”不外是一种修己安民的君子之学,亦可说是一种以君子为治体的修己治人或经世济民的道德政治学。“儒者,人之需也”,孔子儒家之学实为适应人的需要而生,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乃是其一切理论主张的重要根据。从适应人的需要特别是参照或借鉴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人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和阐释孔子儒家之学的本质义涵,尤其是君子之学与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要而言之,孔子儒家的君子之学及修己安民之道的核心要义、最具深意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是对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或人民生活的各种需求与愿望所做出的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回应。正唯如此,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理念才能在历史上逐渐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产生共鸣,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     

身观与心证——《庄子》“忠恕之道”发微

忠恕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儒家的经典诠释史上,通常是强调其道德层面的意涵。章太炎别出新解,一是称忠恕之道是求知的方法论,内含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学原理;二是说庄子继承孔子的忠恕之道,其中包含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双重义谛。就德性的层面言,相对于儒家的尽己、推己说,庄子主张“才全而德不形”,反对将道德形显发用出来;就知识的层面说,忠指身观,恕指心证,前者是验事以成理,后者是据理以事量,犹如逻辑学中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透过对庄子忠恕之道的阐发,不仅丰富了忠恕的意涵——忠恕因而成了解读庄子的人生哲学及其认识论的重要概念,还可由此观照孔子与庄子、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思想关联。     

董仲舒的“仁学”刍议

“仁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董仲舒的仁学,是上承先秦儒家仁学、下启宋明儒家仁学的中心环节,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值得作一认真深入的研究。 一 “仁”这个概念。早在儒家学说创立几百年前,就在社会上比较广泛地使用了。当时,它主要是被用作一种对有善良品德的人们的赞美之词。孔子最早把它系统化,并发展为“仁学”,使之成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思想。但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家,却赋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