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篇有两段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记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从统一说明德与政的关系,“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从对立说明德与政的关系;德与政的对立,指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德与政的统一,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总要求。朱熹在解说“为政以德”的时候,提出:“政之为言正也,所     

荀韩李之比较研究

<正> 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李斯都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和韩、李虽为师生关系,但他们的思想学说却颇不相同。因为韩、李曾经师事过荀子,所以向来不少论者认为韩、李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治思想,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有人明确提出,荀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史上由礼到法过渡的桥梁。有人把秦始皇、李斯所实行的一套政策,也说成是来源于荀子的学说,甚至把焚书坑儒的责任也算到荀子的帐上。谭嗣同指责荀子的思想“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仁学》)。梁启超也说:“曾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李斯坑儒,     

论庄子思想中“道”与“行”的关系

庄子主张道不可知、不可言，而且不可行，因为道是自然境界，人不能以刻意的方式进于自然境界。但是另一方面，道又是可“行”的。合于自然境界的行为，是以朴实无我的方式去行事，包括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物关系。庄子道论不只是抽象的“境界”，更重要的是重建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交往关系。道与行的问题，和道与知、言的问题一样，都是这种新交往关系的一部分。     

论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庄子之“道”

庄子之“道”的本质意义只有在其赖以产生的古汉语原初语境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和说明。通过对“道”字的语源学考察以及《庄子》文本中“道”字的语义分析 ,可以看出庄子之“道”作为道路、途径、方法的本质含义。“道”离不开人的“行”与“言” ,人可以“有道”、“得道”、“为道” ,并借助于“道”来“通”“达”某种境域。“道”虽然具有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 ,但始终没有脱离其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原初意象。庄子之“道”就是要探索一条通往精神和生命安顿之所的道路     

《鹖冠子》哲学中“道论”之探析

“道”这一概念,自《老子》以来,已成为道家哲学的学派判准与依归,但是此一概念,自《老子》而后,其内涵因着《老子》后学的不同发展,其概念内涵也有所不同。战国末期之黄老道家《鹖冠子》一般认为仍承袭着黄老道家之道论,但《鹖冠子》对于“道”的关注显然有一歧出之发展,这一歧出不仅在于对天道阴阳的重视,更在于将“道”置于“天”之下,“道”除了作为四时运行之规律、度量准则外,更有所谓地道、人道之说,“道”成为事物之“道”,甚至有“圣生道”之说的提出,说明了《鹖冠子》之于“道”,作为一黄老学者已将“道”返回经验事物之抽象理则,代之而起的是圣人之道、成鸠之道。     

老子“道”论的人学深旨

老子“道”论的立论宗旨是什么?是出于一种人类学的关怀,还是出于一种宇宙论的旨趣,这是关系到老子“道”论的根本性质乃至关系到老子整个学说的根本性质的首要问题,然而,这也是一个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道”论是自然主义的,是宇宙论的,仿佛老子学说的兴趣是在于探讨自然宇宙的奥秘。而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这种来自儒家道德本位主义立场的批评就更加久远地影响了老子学说的历史命运。可是于今看来,     

“化性起伪”何以可能——荀子工夫论探析

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实是“以礼化心”.一方面,礼是贯通古今万物之大道,是人类社会价值之根本,能安化百姓,平治社会,使天下归于正理平治之“善”.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师法教化,心能由“蔽”的状态转化为“大清明”的状态,而当心处于大清明状态时,心必能“知道”,“可道”,“守道”,最终“好道”,使人具备仁心善性之“德”.荀子“化性起伪”哲学的要旨就是强调理想的人格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个体德性的养成要透过后天不舍须臾的师法积习而善化,在实现社会之正理平治的同时,完成个体之积善成德.     

荀子“道”与“人道”关系新探

先秦传统天命观统摄着祭天、祭祖基础上的人道———宗法礼制。荀子以天人相分的新命题,使传统天命观中的"天"裂变为统摄自然规律的"天道"和统摄社会规律的"人道"———礼、法,最终在更广阔的宇宙论层次上使"天道"与"人道"统摄于"道"之下。他把人与自然关系建立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从而否定了天命,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然而在荀子所谓的"人道"中并没确立社会个体的主体价值的平等性,而是被束缚于那个时代的宗法等级之下。由于荀子的儒家立场和圣人本位,致使他在为学的态度和旨归上把"道"最终统摄于人道———礼、法之下。荀子"道"的超越性与"人道"的保守性纠缠在了一起。     

论老聃之“道”与“自然无为”

论老聃之“道”与“自然无为”张钦一、“道”与“自然”《道德经》五千言，言“道”之处凡七十三见，试图解决三大层面的问题：一是宇宙源起与运化规律的问题；二是社会问题；三是人生问题（即个我的身心问题）。其“道”的使用在不同的层次上有不同的内涵。陈鼓应先生在...     

论老子的“道”与“德”及其“反”道德伦理观

一、“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道德经》的主旨就是言“道”言“德”,因此,“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道德经》五千多字中,“道”出现七十多次,“德”出现近四十次。作为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在老子《道德经》中“身兼数职”,有多重含义、不同用法。首先,老子将自己预设的“道”看作是形成世界的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第25章,以下只注章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因此,晨阳先…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田有禽，利执言”新解

“田有禽，利执言”新解高潮“田有禽，利执言”是古今治易者聚讼的焦点之一。李镜池从闻一多说，训“言”为“讯”，“执言犹执讯也”，“故讯问之讯谓之言，俘讯之讯亦谓之言”。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援李鼎祚注引苟爽之说，将“执言”解释为“执行其言”，尚秉和谓...     

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

荀子以“礼”为中心,形成偏重于儒家“外王学”的哲学建构。他首先把“礼”提升到“道”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方面把“礼”作为道德教化的依据,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另一方面把“礼”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礼道—礼教—礼治”,构成了荀子哲学思想的主体。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与荀子“化性起伪”说析论

学界对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作者聚讼纷纭,但若悬置对具体作者的执求,以篇为单位予以观照,将其视作《礼记》类文献中的一篇,则可发现其义理脉络是对孔子“性近习远”说的逻辑展演,其思想史定位当在孔、荀之间。其以气言性的性情观、心术为主的心性论、人道可道的礼乐论,构成一条层层递进、彼此联动的工夫论进路。此进路与荀子“情可为”“心之可”“积礼义”的“化性起伪”说基本一致,实开荀子天生人成的工夫论之端绪。不同于孟子德性论、本质论的论性范式,《性自命出》和荀子的此种气性论、过程论的自然人性论传统应当是先秦思想史之主流。即便在孟子性善论崛起后,此一脉络仍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延续于后世思想史中。     

道“悦”与道“救”:老子之道的情意性特征

学界通常把老子之道理解为无情感、无意志的道,而难以整体自洽打通全文,而《老子》文本里多处原文涉及超越性的意志存在。道不是无生命的死道,作为情意性存在,具有情感性与意志性。楚简《老子》里,作者用“悦”(“敚”)来规定道,具有喜悦之情感性,可以理解为喜神(老子还用“谷神不死”言道,道是一种神性存在);今本《老子》里的“以慈卫之”也是道的情感性,用“道亦乐得之”来论述情感性的人·道关系;今本《老子》的“天将救之”“有罪以免”“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系统体现了天道的意志性,可以解读为天道的救赎性与终极价值性。道有情意性,同时又不干预人的主体性,“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具有人文主义色彩。     

庄子“道”、“技”合一技术论及现实意义

庄子之“技”不惟指技术、技能,尤指技艺,即操作活动与生命融合后所达致的审美的、自由的境界,是谓“道”、“技”合一,以“技”体“道”;庄子赞赏体“道”之技的同时对“道”、“技”相离现象表达了深切的忧思,并试图开显出超越之维。对于现代技术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天地万物和人本身的进行纯技术构造而导致的种种危机和危机的克服,庄子“道”、“技”合一技术论中蕴含的技艺美学智慧具有淑惠当下的重要现实意义。     

荀子的“类推思维”论

荀子作为集原始儒、道、墨和名家的类推思想之大成者 ,强化并建构了儒家的伦理思维方式 ,坚持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人文面向 ,改变了墨家、名家类推之事实面向的“逆转” ,从而将类推转化为“类比推衍” ,由事实性的推理转向情感、价值和审美的意义的语用类推。因此以荀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类推思维方式 ,进一步地将类推“衍化”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设譬求喻、攀缘比附、比兴与隐喻、象征等多种多样的类推思维形式 ,从而使它能够成为服务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论证、道德情感价值的证成和审美意境的达成 ,成为代表和服务于中国传统人文思维的主导推理类型。因此 ,对它的现代阐释 ,也更可以作为我们建构现代“人文思维逻辑”的传统资源。     

论“卮言”─—道体论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卮言”一语,首出于《庄子·寓言》,即“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后言日出,和以天倪。”历来的庄学研究者多注重“卮言”之表层语义,即视其为文学意味上的某种写作技巧,而完全忽视其所蕴涵的道体论形而上学的“学”的意义,即“道”之意义何以被诠解的语言学之路（在这条路上,或许折射出同西方存在论的形而上学之所谓“现代语言学转向”对治的别样光彩。当然,这是本文不宜深究的另一有趣话题）。笔者以为,“卮言”（其它二言只是扈言的文体形式,详后）,实际上是道体论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它涉及的问题远不止语言运用的技巧层面,而是…     

朱熹“与道为体”思想的哲学意义

朱子在道体思想的论述中，提出了所谓“与道为体”思想。万物“与道为体”指道体之发见流行处，在此意义上“与道为体”可谓道体之“用”。但是，“与道为体”之“体”指形体，道之本然之体无形体，有形体之万物不能成为道体，万物只能成为道体通过此形体体现自已的一种场所。朱子为解决以上两种论点之冲突，不采取如“太极为体，阴阳五行为用”的说法，而采取“无体之体”与“与道为体”。这对待关系更胜于单纯的体用模式。这关系更具体体现于“道底骨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