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状态和规范性——对威廉斯内在理由论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关于实践理由的主观理论,它将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标准和最终根据.奎恩批评理由的主观理论是对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理解,它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进而取消规范性本身.作为回应,威廉斯用行动者在理想状态下的欲望取代行动者的现实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根据.一方面,该理想状态是规范性的具体标准;另一方面,该理想状态自身的规范性在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威廉斯的理想化方案挽救不了理由的主观理论.首先,威廉斯所设置的理想状态无法保证现实的规范性;其次,威廉斯将规范性奠基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将使其对外在理由论的批评失去根据.     

浅论居民的行为心理与健康需求

主要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健康需求市场上与传统理论相异常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人们由于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存在着心理账户、风险规避、框架效应、非线性偏好、现状偏见等心理行为因素都会对人们的健康需求行为有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人们的实际行为选择与传统理论的理性人行为选择的差异,出现了老年健康需求大、预防性需求少等社会现象.     

需求分化与政策执行的阻力传导——基于教育减负政策执行阻力的扎根分析

政策执行的研究尽管繁多,但是在“关键影响因素、阻力的源头、阻力的传递机制”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上缺乏具有整合力的分析框架。本文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借鉴扎根理论的方法论,通过对与“教育减负”相关的重要政策文本和2018年以来的重要媒体报道做内容分析,理解四类关键行动者的“需求”和“行为”。研究发现,关键行动者的需求处于分化的状态,政策在满足部分需求的同时,抑制了其他需求,导致这些需求持续地向公共领域溢出,形成了政策阻力。本文提出的“政策执行阻力的动力传递链”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整合性和延展性,可作为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研究的基础性分析框架。     

工具理性原则与统一的能动性

在探讨是否存在所有行动者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要求时,我们无法绕开实践理性有哪些根本原则这一问题。休谟主义者往往认为工具理性原则是实践理性唯一的原则,因此不存在所有行动者都有理由遵守的道德要求。对此观点的一个著名批评是,如果缺乏选择目的的标准,我们就无法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行动者可以算作违背了工具理性原则。休谟主义者试图通过对欲望进行限制或者对其给出不同的解释等方法来回答这一问题,但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无法有效刻画实践非理性的行为,而可能成功的方法则需要给予一些欲望特定的权威和地位,但这一做法反而暗示了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理解。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原则需要以绝对命令为前提来实现统一的能动性。     

亲社会名声与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名声是行动者获得的亲社会特质声誉, 它有益于行动者的社会适应。行动者首先通过亲社会行为建立亲社会名声, 亲社会名声又通过间接互惠和同伴选择过程对行动者产生外在激励作用, 通过自我概念对行动者产生内在激励作用, 进而促进其亲社会行为。行动者的贫富水平、亲社会行为的公开性、自我获益和宣传方式影响其亲社会名声的获得。未来研究应关注亲社会行为与亲社会名声之间的相互促进过程, 探索行动者亲社会行为的代价与获益如何交互影响其亲社会名声; 行动者的社会阶层如何通过对人们预期的影响而调节行动者的亲社会名声; 亲社会名声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     

城市环境与公民素质——以吸烟问题为例

本文主要区分了吸烟问题中不同的行动者,分为主动的吸烟行为者,与被动的二手烟被动吸收者。通过对二者的分析,提出二者的主体性的概念。并且在公共环境的框架内讨论国家以及行动者自身如何应对吸烟问题。并且在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一种新的视角,论述了吸烟者的权力边界与不吸烟者的权利自觉等概念。并且对解决吸烟问题的手段——空间区隔也稍作了讨论。     

行动者因与主体对基本动机的自由执取

在自由意志问题的语境中引入“行动者因”,是为了说明自由意志的根源以及道德责任的依据。但是,行动者因理论并不能提供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所需要的行动者对其活动的“最终控制”。这一困境反映的是理性与意志关系的恒久争论：独立于理性的意志将陷于武断或随机;受理性制约的意志则被理由的逻辑链条所决定。主体生存的基本动机是不能够被任何具体理由所掣肘和取消的“生存理由”,主体对于基本动机的自由执取构成着自由意志的原初经验。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论等价交换的不完满性及其伦理缺陷

等价交换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则， 是一个从自利的动机出发， 凭借利他的手段， 以达互利的行为效果而告终的理性过程。然而， 在现实的交换活动中， 交换动机的趋利偏失、交换条件的不充分性、交换结果的封闭性等不完满性的客观存在，使得这一理性过程并不总是在任何时候促使双边利益和非交换者利益的增进， 且有可能使得具有物质财富偏好的交换主体人性发展发生偏失。深入分析由等价交换不完满性所引发的伦理缺陷是研究交换伦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科斯戈尔德能动性理论的双重思想脉络——康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的能动性理论中,包含了对康德道德哲学和柏拉图灵魂学说的双重运用.其主要特点是论证了行动者根据规范性机制来构建自我.这个思路的洞见在于确立了规范性内在于人的能动性结构,道德动机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但不足之处在于过分简化了柏拉图灵魂学说,把理性的作用仅限定为评估身体欲望,一方面忽视了理性欲望及其对人的引导,另一方面忽视了人的修养和进步.这两个问题导致其理论无法涵盖对于行动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历时性维度.但是,在此基础上,把时间性引入能动者的自我构建,能够发展出人生作为整体的历时统一性.历时统一性要求层次更丰富的规范性,体现出能动者的个体性.构建历时统一性,也是探求使得共时统一性成为可能的心理条件.     

对比解释难题会威胁到行动者因果性理论吗?

对比解释难题中有代表性的三个问题是动机选择、时机选择和纯粹机遇问题。其论证主要分为两步,一是通过"给不出相关的对比解释"表明某个行为是随机的,二是由随机性推出该行为本身的失控和不自由。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一步,相对忽视了第二步的重要性。本文着重反对第二点,主张即使"我"对某个动机、某个时刻或者某种概率的行动的选择是随机的,那也不意味着"我"对它们完全失去了控制,因为这些动机、时刻和客观概率的行动都在"我"掌控之内。所以,对比解释难题没有威胁到行动者因果性理论,行动者对行动仍然保持着控制。     

社会学如何研究社会

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主要不在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而在于社会学有其特殊的“社会本体”思想。社会学将“互动”和“社会结构”作为构成一般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这是社会学研究社会时考察问题的特定角度 ,也是所有社会学家们共享的“研究平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则是以对“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具体展开的。它的范畴体系 ,可以围绕着这个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各种可能的状态 ,以及各个具体过程来构建。在这个研究过程中 ,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

我曾在《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分析》一文中,主张区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学者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在我看来,一方面,SSK引入社会学维度说明科学知识,不 同于哲学家之处在于把一种建构论与经验主义联系起来,试图通过系统的经验观察和描述, 来代替先验的理性思辨,以经验社会学进路取代抽象哲学进路来回答某些传统科学哲学不能 完全回答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从哲学角度讲,SSK是借助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对科学认 识论提出挑战,其真正的哲学抱负是张扬一种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因为,在他们看 来,确立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单纯地只靠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 分析,还需要考虑科学中的集体的和社会的认知行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集 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真正意涵是什么,这种认识论对我们反思科学哲学有哪些重要的启 示?     

理性行为理论及其拓展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作为一种广泛地用于预测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的权威理论,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已经被大量的学者进行了拓展。根据研究视角的差异性,现有的这些对理性行为理论进行拓展的研究被归结为三类,理性行为理论自身的深化研究;理性行为理论适用性的拓展研究;理性行为理论模型的拓展研究。这三类研究首先被系统地总结和分析,然后在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理性行为理论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方向被提出来,期望以此推动理性行为理论在国内的进一步开展     

社会网络视角的团队情绪智力

据估计, 60%的团队都没有达到它们的目标, 这给学术界提出了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在人际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要概念。研究发现, 基于微观个体或宏观整体的团队情绪智力在团队成功达到目标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 当前尚无研究探讨基于团队局部成员间情绪智力行为交换而产生的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的影响。为此, 本课题从配对层次(一对一关系中两个人, 即actor-target)这一新角度探讨团队情绪智力, 通过把它看做团队过程中一种产生的状态(emergent state), 在整合团队成员交换理论和社会网络方法基础上对它进行研究。具体围绕团队内配对单元存在的交换关系(指目标者感受到行动者对其实施的情绪智力行为)在团队中形成的网络所代表的团队情绪智力开展实证研究, 以期从理论上揭示团队内情绪智力行为交换的特征, 情绪智力自下而上(bottom-up)由个体发展到团队的过程, 以及配对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的影响效应, 从而为团队管理实践提供具体的改善建议。     

道德行动理由论争与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

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在道德行动理由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不仅要回答来自对方观点的挑战与质疑,而且还共同面对着当代知识论中融贯论和境遇论对基础主义所提出的挑战.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道德行动来自行动者理性慎思与情感认同相互自洽的结果,这种自洽性体现在行动者的“选择”上.选择是理智的欲求.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不仅避免了当代道德行动理论中理性与情感的分裂问题,还突出强调了道德行为者必须承担起道德行动所带来的责任问题.     

交换理性批判及其意义

交换理性发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通过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成为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其基本特征是排斥身份和地位的因素,个人通过满足他人需要的利他行为交换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达到利己目的。西方市民社会的商品交换经历了从个人生活必需品的使用价值交换到通过市场的商品价值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抽象的商品和人的意识,并产生了个人自由与平等意识。这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重要借鉴。     

死亡的魔咒与人道的悲歌

<象征交换与死亡>是鲍德利亚的一部重要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在鲍德里亚的众多著作中,尤以<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哲学色彩最重.鲍德里亚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征交换"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从"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一独特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批判.     

理性的意志薄弱与慎思自我

意志薄弱难题的实质在于,如果经过全面慎思的最佳判断对行动者具有决定性的规范效力,那么为何在有些情况下他会有意地违反它而行动。本文指出,传统观点对意志薄弱的非理性解释是有问题的,它的两个支柱——作为辩护依据的"理性原则"和作为心理学基础的"准传动的模型",都是不完备的。更进一步,通过对慎思自我的结构特征的分析,本文阐明了意志薄弱源于自我融贯性的调整和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者是在理性地使用"理由不完备性原则",因为理由的不确定性映射着自我的不确定性。由此,我们为意志薄弱的理性说明提供了一个更加基础性的辩护。     

个性化工作协议对员工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的影响

个性化工作协议是员工和组织通过谈判协商, 自愿达成的非标准化工作协议。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本文探讨了个性化工作协议对员工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分析230对“员工-主管”匹配数据, 本研究发现：个性化工作协议增强了员工基本心理需求满足(能力需求、自主需求和关系需求), 促进了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 其中能力需求满足中介了个性化工作协议对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的影响; 此外, 较高水平的工作负荷不仅增强了个性化工作协议对员工能力需求/自主需求满足的促进作用, 也增强了个性化工作协议通过提升能力需求满足, 进而提升员工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