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中日早期儒学“忠”范畴比较

<正> 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学”,而借以反映这一基本特点的基本范畴便是“仁”。自原典儒学创始人孔子将“仁”加以系统化、哲理化之后,“仁”便成为展现早期儒学“人学”内容的重要范畴。“仁”集中阐述了为人的规范、待人的方式、修己的途径,明显体现了作为人的个体人格的价值、理想和归宿等,究其实质,就是儒家倡导的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伦理精神。而要把这种道德观念转变为道德行为,伦理精神转化为伦理行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忠”。笔者以为“仁”固然是中国早期儒学的重要范畴,但是,在强调“仁”重要性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儒学中的重要性。“忠”发端于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与孝、仁、义、礼成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后汉马融撰     

明体达用: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礼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备受推崇,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却饱受批评,在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潮中也黯然退避。那么,儒家礼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能否在经过转换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一份资源这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儒家礼学的“体”与“用”中国传统的礼涉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礼教、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多种提法,但从存在形态上看,主要可分为行为、制度…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现代场景下的传统儒学——论马一浮的伦理思想

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时间意义上的,虽然发生在现代的场景下,但基本内容是传统儒学或经学的;一个是学术内容意义上的,认识到传统儒学的缺陷和西学的合理性,并致力于儒学自身的现代化尝试。马一浮的道德学说虽然出现在中国现代的文化背景下,但就其内容而言是走回了传统儒学,未能涉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问题,应当属于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学说。本文系统探讨了马一浮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对其做出了合理的价值评判。     

《逸周书·宝典篇》与儒家思想

《逸周书》对于考察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说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宝典》篇中便能够清晰地看到早期儒学的影子。其中关于“仁”的内容,对孔子“仁”的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所述“四位”、“九德”、“三信”的内容与儒家的修身思想关系极其密切;“十奸”、“十散”涉及择人、敬谋问题,与早期儒家和孔子亦有一定关联。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参照出土文献等资料分析,《逸周书》的《宝典》篇应是可靠的周初文献。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

儒学在近代成为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并丧失了文化主位性,这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但“五四”的批儒,有简单化和过于政治化之失,儒学只是被简单地抛弃,并没有被扬弃。“文革”再度批儒。“文革”的破产及儒学在东亚若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使批儒反孔的进步性首次受到怀疑。最近文化热中儒学虽又一次受到批判,但全盘否定儒学的潮流已不能左右知识界。许多学者正在努力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从自外部打倒传统进到在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重建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主位性,但其精华经过加工改造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在人生哲学方面,儒学注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并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具有现代意义。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继承发扬儒家重道德礼貌的传统,要重新评价和改造“五常”说,要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提到首位,并推广于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之中。     

新儒学与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自从1987年9月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现代新儒学(家)思潮”学术讨论会以后,关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有些阶段性成果已从“思想库”向“知识界”传播,使得新儒家思潮逐级向社会扩散。从北京大学每周一次的“国学研究专题讲座”爆满情况来看,新儒学的一些理论已得到许多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认同。     

填补空白 新见迭出——读陈代湘《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两个热点。在现代新儒家中,“新程朱”派的理论来源与朱子的关系自不待言;即使是“新陆王”派,也因朱子“注遍群经,讲遍各家”,从而“不能不以之为中心(焦点)”。以往学术界在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两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国内外尚未有全面研究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关系的专著,2 0 0 3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代湘博士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现代新儒家既是朱子学的研究者,又是朱子学的传承和改造者。他们对朱子学所涉及的…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早期儒家品德伦理学与“孝”德

在早期儒家伦理学的诸品德之中 ,“孝”德占据着核心地位 ,但在现当代伦理学追求“普遍爱”的背景下 ,古老的儒家“孝”德的意义似乎显得过时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儒家的“孝”德 ?本文从了解“孝”的原初意义入手 ,通过分析当代儒学评论家对儒家“仁”的解释 ,试图揭示儒家“爱”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普遍爱”之间的关系 ,并探索理解儒家的“孝”德的有效途径。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浅析康有为与仁学思想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作为站在历史变革、中西方文化冲击交融、新旧文化转化的潮头人物，他的贡献是巨大的。而《大同书》是康有为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康有为对儒学思想的新的发展，新的诠释康有为将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归结于儒家经典道德“仁”。并对“仁”赋予了博爱、平等、大同等新的意义。     

论《礼记》的思想

大体上说,《礼记》是秦汉之际和汉代初期儒家学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四十九篇内容比较芜杂,刘向《别录》分为八类,近人梁启超细分为十类.但是,对“礼”的阐述无疑地是共同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礼”的生活实践;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从重新评价到互动对话——台湾对大陆近20年儒学研究的评价

儒学研究是大陆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由于1949年以后,港台形成并活跃着现代新儒家,而现代新儒家注重阐发孔孟和宋明理学;在1980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家又成为大陆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台湾学术界最关注大陆的孔孟、理学和新儒学的研究。同时,在一般层面的儒学研究上,港台新儒家着意阐发儒学的宗教意蕴和现代意义,因而对大陆有关儒教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传统的争论也有所论述。     

“仁学”体系概述

儒家思想体系是两千多年来养成中华民族价值观和文化的基础之一，而作为其核心价值概念的“仁”，仍然具有普世的意义。孔孟的思想可以用“仁学”来概括，它既包含心性之学也包含政治儒学。作为道德哲学的仁学不仅仅有伦理学暨政治学的内容，而且有宗教信仰的维度；不仅是价值体系，也是信仰体系。本文从“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仁”的...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儒家的人格结构及心理学扩展

人生儒学的核心是"成人"。"成人"的构成的因素和结构如何?这是理解儒家学理、中国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方面。文章从儒家典籍入手,归纳出其人格结构因素为"仁"、"礼"、"知"三因素。"仁"、"礼"、"知"体现出"德"属性,互动决定了儒家人格结构的"仁道"终极目标和"知命"社会功能——"命"可行时,外在事功,实现"外王";"命"不可行时,内在超越,完善心灵。"仁"、"礼"、"知"的充分发展并"知命",即为圣人、君子;不完全发展,即为民;缺乏则为小人。文章进而尝试从儒家的人格结构拓展出现代心理学意义的人格结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