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的易学思想及其影响

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重视对义理的阐发,同时把义理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这体现了其易学的特点.张浚的易学影响到其子张栻和朱熹这两位著名理学家,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明代桐城方氏学派易学研究

晚明时期,桐城易学异军突起,形成了以方氏学派为代表的易学研究队伍.其开创人物为方学渐,他继承了宋易义理学传统,重在阐述人伦性命之学;其子方大镇一脉相承,但开始吸收象数易学理论;王宣、方鲲等人则潜心研究象数易学,推演河洛;方孔炤改变了其家学以义理为主的传统,走上了象数易学的道路,主张河洛即象数,易是一大物理,初步创立了用象数会通一切学问的理论.到方以智时集前人及家学之大成,主张虚空皆象数,倚数究理,以象数端几格通一切学问,建立了一个宏大的以《易》为主的哲学体系,创造了桐城易学的辉煌.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论朱载堉的乐学与易学

明代杰出的乐律学家朱载堉,精研律历之学,苦心孤诣,创造了"新法密律",乃中国古代音乐史上辉煌成就之一.在代表性著作<律吕精义>中,朱氏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盲从空疏荒诞之论,力寻确凿精切之征.然而,朱氏也曾依傍<周易>经典,在<易>学哲理、象数模式等方面,援经立论,或阐发义理,或论证律例,涉及到<易>理与乐理、<易>理与乐谱、<易>理与乐器等内容.本文以<律吕精义>为主要资料,论述朱载堉的律学思想与易学的联系.     

周敦颐《太极图》易学发微

本文从易学角度对周敦颐的《大极图》作了全面地检讨和评析。首先揭示了《太极图》的易学合义,即阐发了《系辞》太极生八卦说,提出《太极图》属象数易中的象学。其次,对《太极图》渊源加以考辨,以事实为依据,证明了《太极先天图》早于周子《太极图》。最后,分析了周子能成功地将道家修炼图改造为儒家图式的原因。指出周子《太极图》的意义在于复兴了象数易,开创了以义理治《易》之新风。     

顾炎武的易学研究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开山人物,顾炎武博通群经,兼采众长,遥于经义.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周易>经、传和古韵都做过深人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同时又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经世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义理与致用并重的治<易>倾向,与先秦儒家<易传>一脉相承,研究中国易学史,应充分重视顾炎武的易学成就.     

从数字卦和卦象看《周易》的成书

<周易>的"象"有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文献<三坟>.卜筮在商朝时已成熟,早在商朝时就有官方易学和民间易学之分,所谓组成数字卦的数字应该是符号而不是筮数,在<周易>之前有<商易>,<商易>是商代巫咸结合远古文化与筮数而成.在商周时期有官方<易>和民间<易>,<周易>是对商代官方易学<商易>亦即<坤乾>的损益.从各种文献看,今传本<周易>的成书是比较晚的,<周易>形成后有很多不同的传本,亦有义理<周易>和卜筮<周易>之分.     

杨时易学思想考论

杨时主要继承了二程的易学思想,注重从义理释<易>,同时也认同画前元有易,推崇先天学,融义理、象教为一炉.然而,杨时的易学旨趣却在于用易,不流于空谈易理.他主张反身而诚,学<易>必须心通的为学之方.由于受到当时学术背景和社会政冶的影响,杨时的易学思想理论建构并未超出前人范畴,但其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曾国藩治《易》考

本文对曾国藩治<易>活动进行系统考察,属于曾国藩易学思想研究的奠基工作.首先扩大了文献材料的选择范围,将这些材料分类处理、概括,按曾国藩生平活动的时间顺序编制成"曾国藩治<易>活动年表".在此基础上,以曾国藩七次大规模或系统的读易活动为主线,系联曾氏相关学术活动或事件,将曾国藩治<易>活动归纳为五大阶段,并归纳概括出这五大阶段曾国藩治易的特点.通过对曾国藩治易活动的系统考察,认为易象问题是曾国藩易学思想的特质,它不同于一般易学的象数问题,而是曾国藩一生追求义理、文境、道义之间相融相生的栖息地.这是今后曾国藩易学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     

尚秉和之"阴阳相须"易理思想辨析

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解易有返归汉学的倾向,着重于象数的阐发,其阴阳相须的"易理"思想,有别于易学史中义理派之"义理".尚先生认为"易理"是存在于<周易>自身的本然之理,"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之理乃"易理"的具体的内涵,进而指出在<周易>经传文中屡次出现的"敌"、"类"、"朋"等概念,正是针对"易理"之中的"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关系而产生的.其中,阳与阳或阴与阴同性相遇为"敌",阴与阳异性相遇则为"类"、为"朋(友)".对比帛书<周易>中的"敌"、"类"、"朋"的相关论述,发现尚氏所谓的反映阴阳关系的"敌"、"类"、"朋"并没有在帛书<周易>中展现出"<周易>根本定例"的特征.尚先生的"易理"虽然讲求阴阳之理,但落实到经文的注解,却成为一种反映<周易>六十四卦阴阳爻位关系的体例,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象数的内涵.而帛书<易传>对于经文的阐释更注重人文思想的挖掘,即对"义理"的阐发,展现出与尚氏易不同的诠释风格与路数.尚秉和先生提出"易理"的概念虽成一家之言,但考之帛书<易传>,我们仍可发现其"易理"思想中存在的偏颇.     

论魏了翁的易学思想

魏了翁继承朱熹,兼重象数义理,以辞、变、象、占为《易》之纲领,力图融会程、邵易学。他深研邵雍易学,提出“性善之义具于《易》”,并对河图洛书、先后天易学源流及有关分歧作了进一步考证,得出图书相通的结论。魏了翁重世教,学术以济世为旨。     

王弼"得意忘象"解《易》方法辨析

对王弼解《易》的传统理解,学者多认为是"扫象"说。结合王弼《周易略例》和《周易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种看法明显偏颇。诚然,在解《易》的方法上,王弼主张"得意忘象",但他在解《易》过程中意在强调"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王弼此种解《易》路数并未"尽黜象数"。实际上,王弼对汉代以来之象数既有所扫,又有所保留。与其说王弼解《易》是"尽黜象数",不如说是"扫象阐理"。王弼"得意忘象"这一解《易》方法,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对经典的解读思路,不但开义理解《易》之先河,也发宋明义理易学之先声。本文通过分析王弼解《易》的这一方法论内容与特点,进一步揭示其在中国哲学史与易学史上的理论意义。     

从六十四卦排序看不同的易学思想

在六十四卦的多种排序之中,传本<周易>卦序、京房八宫卦序和宋人伏羲卦序最为突出.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治易思想:阴阳、五行、图数.易学在传统上被划分为象数与义理两类.通过对三种卦序及其和关思想的研究,我们认识到,易学研究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以象致与义理的两分法为经,以<周易>经传文、五行原理与图数的三分法为纬所形成的纵横交错的学术形态.所谓学术流派之分只是治学特色的区别,学者唯有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才能充分认识易道.     

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博通群经,邃于经义,兼擅众长,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清代的易学著述等都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体现了象数、义理并重的治《易》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又注意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我们研究中国易学史,应该重视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论郑玄的"以礼注易"

本文探索了郑玄的易学渊源,并从礼学的角度,比照分析了郑玄运用象数易学中的互体、爻体以及礼学中的仪节等对<周易>卦爻所作的解释,说明他对<周易>作了古代制度化的理解.本文认为邬玄以礼注易的特点,虽然为当时研究<周易>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由于他对古礼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礼学与易学的紧张,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造成了郑玄"以礼注易"的局限.     

荀爽与《九家易》

在荀爽与《九家易》关系问题上"荀集九家"和"九家述荀"两种观点对立。易学家尚秉和先生根据荀爽易学与《九家易》有相同的古易学说,认同前一种观点。但其理由并不充分,《九家易》不是淮南九师《易》,该书并非荀爽所集。《九家易》当成书于虞翻之后,是汉魏易学嬗变、魏晋时期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斗争的产物。研究荀爽与《九家易》的关系对于衡定荀爽易学的历史地位、把握汉魏象数易学向义理易学的演变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

韩康伯提出了独特的"大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这一变化不仅适合了东晋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且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     

论《易传》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与天人合一的理论架构

<易传>是现存系统解释<周易>古经的最早典籍,对后世历代学人诠解<周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周易>古经由卦爻符号和卦爻辞组成,卦爻符号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后世<周易>研究的关键问题.在<易传>作者看来,<周易>的卦爻辞是由圣人"观象"而来,圣人通过"观象系辞"来揭示易道.换句话说,<周易>所阐发的义理乃以象数为基础,象数蕴含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效,二者如水乳之交融而不可分.而<易传>象数与义理合一的模式是以"三才之道"为其理论架构的.开天道以立人道,法天文以立人文,成为<易传>立论的理论支撑.     

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