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主体与内在性——兼论马克思哲学中的反讽维度

浪漫反讽与马克思的反讽虽然都共同体现着一种强烈的主体性,但马克思的反讽不是审美反讽,而是实践反讽。这种反讽虽然告别了意识的内在性,却仍然明显保留着另一种内在性——价值内在性。由此,应该防止日益兴盛的把马克思实证主义化和世俗主义化的倾向。     

论科耶夫哲学要义及其对现象学的误读——以对《科耶夫给唐·迪克淘的信》的解读为基础

本文以《科耶夫给唐.迪克陶的信》为解读文本,着力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科耶夫的哲学要义。其一,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曲解是科耶夫为构造现象学人类学而"有意为之"的误读;其二,科耶夫影响深远的"欲望着他者的欲望"理论构造;其三,科耶夫为凸显对人的哲学研究的独特性而强调的二元论思想。以上三个方面分别诠释了科耶夫哲学的立脚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科耶夫哲学建立在对黑格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有意"误读"的基础之上。这种"误读"对于当代法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帮助德国哲学进入到当代法国学界,并直接引发了法国的现象学运动;其二,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消解提供了理论契机。     

科耶夫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及其存在论本质辨析——兼论如何理解科耶夫的"哲学人类学"

科耶夫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集中于对其否定性和思辨性的强调,在他看来,辩证法不是单纯的思维运动,而是对存在本身的揭示.科耶夫实现了辩证法由方法论向生存论的转向.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科耶夫完成了两个任务:其一,将原本仅仅具有逻辑思辨性的辩证法转变为一种对真实"存在"的描述;其二,将辩证法对真实"存在"的描述变成一个不断趋向真理的过程.科耶夫将真实"存在"解读为人的生存,辩证法的结构最终成为对人的生存本身的展现.     

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都严重地误解了这一基础,并使之局限于现代形而上学的总体框架之中。为了从这种粗疏混乱中摆脱出来,有必要思及马克思在同一方向上(亦即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上)有决定性开展的同时代人,而这样的同时代人将特别包括海德格尔。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性在于意识的存在特性,这种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被规定的,从而现代形而上学作为我思哲学或主体性哲学是以意识的内在性(Immanenz)来作为基本建制的。因此,对于意识或一般主体之内在性所持的本体论立场,便成为决定某种哲学是否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尺度。在这一主题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积极对话,将开启出一个从根本上超越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视域,而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只有通过这样的视域才能得到真正深入的阐明。     

劳动形而上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劳动问题为轴心的科耶夫与马克思的比较性研究

科耶夫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对象性活动的基本原则;同时将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活动。形而上学颠倒过来还是形而上学。科耶夫的哲学人类学最终重蹈了劳动形而上学的覆辙,未能走出人本主义的困境。马克思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引入并突显了劳动的社会性维度,扬弃了单纯的对象性活动原则,跨越了人本主义的困境,开辟了一条批判社会现实的道路。     

意识哲学的终结与唯物主义的时代——重构20世纪西方哲学的整体图景

20世纪是意识哲学终结的时代,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或隐或显的唯物主义哲学形态.分析哲学以其科学之思明显地通向各种自然唯物主义;大陆哲学则因为诗意之思而隐含着不同程度的文化唯物主义倾向;透过这些形式,我们真正应该寻求的是对于生命现象的唯物主义伦理之思.     

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存在历史定位

海德格尔依据自己的存在之思,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存在历史定位,断言马克思达到了遗忘存在的虚无主义极致。这一定位的核心在于他对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以及劳动或生产概念的独到分析。海氏的分析既不无启示,又令人费解。他一方面敞开了马克思"人的自身生产"观念同近代"我思"原则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却把马克思的劳动或生产概念径直指认为"反思"或思想。存在之思在承认马克思颠倒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同时,对劳动或生产的物质性似有一笔抹杀之嫌。     

历史意识与"历史的公用"--哈贝马斯的历史哲学

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罪行的真诚忏悔,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人类道德意识发展和历史反思的重要成就。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理论的当代代表,在历史意识的转变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以历史意识和“历史的公用”两个问题为主线来研究他的历史哲学。哈贝马斯强调历史意识不仅应该具有反思的批判维度,而且应该有公共的政治启蒙维度。因此,只有从后传统的交往理性的规范前提出发,反思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培育后传统的历史意识与“宪法爱国主义”,才能实现史学的“公用”。     

骗人的妖怪与忠诚的上帝——辨析上帝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地位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时而说上帝是骗子,时而说上帝绝不骗人,他的真实态度到底怎样?本文大致梳理了《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整体结构,仔细辨析了在各个沉思中上帝所发挥的作用,并结合笛卡尔的科学思想,最终得出结论:《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其实有两个上帝,前一个上帝是阻碍人类探求自然真理的骗子,后一个上帝则是笛卡尔找来的人类理智的忠实同盟。     

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危机——兼论“中国问题意识”

<正>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烈地意识到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话语革命,从近百年中国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西方学术话语向东方国家渗透的过程以及现代西方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等视域,探讨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以及走出这种危机的路径问题,但由于缺乏对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实质的分析,这些探讨往往囿于对其技术层     

王船山的历史意识及其对“克念”为学工夫的阐发

王船山基于其独特的历史意识,在检讨以往各家心说的基础上,对《尚书·多方》所言克念工夫展开深入论述。船山认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乃基于人之历史意识而所作之划分。历史被意识到的当下之念,正是主体基于历史反省与未来展望介入现实的关键,从而蕴含着导引未来方向的可能。建基于此一历史意识,船山对以往各家有关心体虚明之描述展开批评,并结合《论语》默而知之之说,以念字贯穿心之动静。船山强调作为历史实践之主体,应当将其对历史贯通之理解与其对未来之展望,会通于每一刻的当下之念,并在对现实持续动态的把握中不断地作出判断、抉择与行动,此即克念为学工夫之内涵。     

维特根斯坦存在之思——《逻辑哲学论》的一种现象学素描

存在学可被视为“真（理）一逻辑地说（命题）一现成存在者”^＊＊的三方关联。存在学的主题是：为获得作为命题之正确性的真（理）,存在必须被命题规定为怎样的现成存在者。存在令维特根斯坦毕生惊异。存在问题作为灯塔,照耀、牵引维氏哲思始终。在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思想中,他以显示“开路”,划分出多种不可说者,展示了让不可说者显示自身于其中的7种言说方式（特别包括命题的澄清活动与沉默）;存在展开为“不可说者——7种言说方式——不可说者在7种言说方式中显示自身”。维氏以其独特的存在之思超越了传统存在学。     

“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不完全考察

本文以“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的关系为基本问题 ,对西方现代哲学几种有代表性的个人观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文章意图指出 ,哲学对“个体之我”的探讨不能忽视“哲学之我”的构建。个体不是先在的事实 ,保持反思性的哲学生活 ,始终不解地寻求“个体化理解” ,才是通向“个体之我”的惟一途径     

重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三个回合的论战。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聚焦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降格处理,主要体现在将鲍威尔人的解放的主张降格为政治解放的主张。这一降格处理根源于二者思想的深层分歧,即是否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只有承诺这一前提,才能说鲍威尔只能达到政治解放的高度而达不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未澄清并重视此前提而径直将鲍威尔的主张定性为政治解放,既会掩盖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关切,也会模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深层分歧所在,不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到之处。     

人工心灵的基本问题与意识现象学的思考路径——人工意识论稿之二

人类心灵由意识与无意识组成。其中的人类意识由智能、情感、意欲三种类型组成。这里讨论的人工意识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意识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纯粹意识",即所有可能的理性生物的意识的本质,包括人类的意识:我们每个人的经验意识及其本质结构和本质发生。人类意识活动始终遵从一个三重意义的法则,也可以将它称作各种意识行为之间的"奠基秩序":意识活动的各种模式之间的"发生的奠基""结构的奠基"与"动态的奠基"。人工意识的设计和制作,至少需要按照这三种奠基秩序来进行。也许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奠基秩序。但可以将这三种奠基秩序视为人工意识构想的基本支点和弹性框架,以期随后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扩展和充实。     

第一人称视角假设与他人问题——萨特的思路

通常认为第一人称视角假设会导致我无法认识或知觉到他人的心灵,如何解释两主体之间的关联就成了问题。萨特认为不能将他人问题等同于对他人心灵的知觉问题,而是应在与世界和与我的关系中来定义他人。通过分析遭遇他人的日常经验,萨特阐明了我与他人在意识层面上的根本关联,即"我的为他存在"。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经典之学与儒者之志——论儒家著述意识的形成

儒家学者以传承经典为己任,经典的阅读和研习也会作用于其思想,并影响其立志持身.无论是《诗》中隐含的鸟兽与人之别,还是《书》中载记的治水故事,都常被儒者阐释为野蛮与文明的进退消长,这会影响他们对所处时世的评判,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们选择一己之志.传承、守护文明是无法推脱的使命,归隐因此不够正当,出仕又面临诸多困难,言说...     

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九十年代中国的哲学主流

理论是人们观察现实、解释现实和规范自己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理论框架不同,人们所理解的现实和对现实的要求就迥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都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模式而存在的。 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总是使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模式同人类的现实存在处于矛盾之中,现实总是要求并迫使理论更新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和引导人类新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此便决定了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理论模式的历史演化和自我扬弃。     

为何物理主义难以解释心灵问题?——对埃德尔曼意识理论的批判

在心灵哲学内,物理主义长期占据着一席之地。作为物理主义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埃德尔曼坚信,所有的心灵问题都可以从人脑内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找到解答的方法。在坚持物理假设、进化假设和主观特性假设基础上,埃德尔曼提出了神经元群选择理论、动态核心和再进入等极具说服力的意识理论。然而,埃德尔曼的意识理论不仅没有解释清楚意识困难问题、意向性难题、自由意志问题,而且还面临着认知科学的严峻挑战,甚至其所采取的还原论方法也有明显的缺陷。所以,物理主义仍然难以解释清楚心灵问题。而要突破物理主义的局限,我们需要在物理主义方法之外寻找一种融合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神经现象学、神经哲学、自然主义二元论则为寻找这种方法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