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信任视野中的公民法治观念——基于两次延续性调查的研究视角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信任问题就已经被人们所关注,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还是西方的古希腊,都有关于信任方面的大量论述。但是,人类早期关于信任的认识只是表面的、零星的,并没有深入细致的探讨。20世纪开始,人们才对信任问题进行了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和论述。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显示出了其重要的政治功能。信任是现代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更是维系政治稳定的粘合剂。自古以来民主和法治形影不离,而信任是否也会对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公民法治观念产生影响呢?本研究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特殊信任与公民法治观念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并对如何提高公民的普遍信任度从而培育公民法治观念进行反思和展望。     

高中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关系研究

探讨高中生的人际信任、疏离感、公民责任意识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和《公民责任意识问卷》为测试工具,在天津市中学随机抽取316名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统计结果表明:高中学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疏离感分别部分中介了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既可以直接地影响公共责任意识,也可以通过疏离感来间接地影响高中生的公民责任意识。     

论公共道德与积极性的公民行为

对公共道德概念的把握不仅要从中外公私观念的历史流变中,而且要从现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的道德诉求中去理解.我们当今的公共道德观念,消极性与积极性的公民行为必须同时提倡.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与运行中,处理好如何以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立基,但又能容纳公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问题;另一方面,对公民的要求要有两个面相,一是积极的,即有所为,一是消极的,即有所守.有所为,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公共交往中体现的同情与关爱及信任、合作等公共精神;有所守,指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与权益,遵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与规则.     

佛教与社会:佛使比丘与当代泰国公民-文化身份的重构

20世纪早期以来,泰国佛教传统日益遭受到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巨大冲击。如何重新塑造自身作为佛教徒的文化身份成为现代泰国公民的一个重要问题。佛使比丘(Buddhadasa Bhikkhu)对佛教与世俗生活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地解答,一方面为现代泰国公民-文化身份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仍然体现出公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     

社会个体身份演化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公民精神是公民素质的重要反映,其发展程度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研究我国社会个体身份从臣民到人民、从人民到公民的演进路向,以及公民精神的发展轨迹,有助于准确认识中国的公民精神。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依附性"臣民"长期存在,公民身份和公民精神无从显现;改革开放前"人民"的政治权利被有目的地放大,忽视了本质性的公民精神;改革开放后个体的发展,为公民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对公民精神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中国公民精神的成长,呈现出短期性、渐进性的特点。     

下属组织公民行为对领导信任下属的影响

对于组织内的垂直信任,以往研究出于增加领导效能的考虑,多集中于下属对领导的信任。本研究则关注领导对下属的信任。通过对多家IT企业领导-下属的配对问卷调查,采用层次线性模型(HLM)和回归等方法,考察下属组织公民行为、可信任性、领导对下属的信任和泛化信任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下属组织公民行为表现越多,领导越信任下属;领导对下属的可信任性判断中介了两者的关系;领导的泛化信任作为调和变量,影响领导对下属可信任性的判断。研究结果加深了对信任的认识,有助于提高组织内的信任。     

全球化时代类群本位的公共生活理念与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由市场经济所直接推动的“世界交往”历史形态的生成,标志着人类逐渐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自主自觉的类群公共生活时代,或曰“世界公民社会”时代。作为一个内蕴丰富的意义符码,“世界公民社会”最显著、最突出的人文特征在于,它是对交往的普遍化所要求的“公共理性”的表达,是对与之相应的以模塑现代“公民社会”民众之普遍的“公共理性”精神为根本追求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彰显。就学理性意义而言,在文化多元与一元并存、价值的差异与共识同在等已成为显在现实的当代中国社会,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高中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关系研究*

探讨高中生的人际信任、疏离感、公民责任意识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和《公民责任意识问卷》为测试工具,在天津市中学随机抽取316名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统计结果表明：高中学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疏离感分别部分中介了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既可以直接地影响公共责任意识,也可以通过疏离感来间接地影响高中生的公民责任意识。     

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既是实体法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伦理的意义。法学意义上的权利是以道德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是公民社会公民的道德义务以及应尽的社会义务,是现代公民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基础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权利,所行使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因此,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内在统一的。     

“治国理政”视域下公民伦理的构建和培育

公民伦理作为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每个公民都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治国之道,构建和培育公民伦理是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构建和培育我国的公民伦理,在体现其共性的同时,应当寻找符合国情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