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外交:近代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的个案研究

美国驻华外交官柔克义是理解宗教与外交复杂关系的典型范例.一方面,与宗教相关的学术研究,不仅促其来华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影响其与宗教团体关系,甚至左右其外交职位的升迁降黜;另一方面,宗教问题是其处理对华外交的重要手段和利益诉求,在处理美国涉藏政策、抵制美货运动、美在华条约权力等问题中发挥重要影响.其中,宗教与外交间相互交集,亦碰撞摩擦,而外交人员对宗教的学养和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局运用宗教因素处理外交事务的水平.     

基督教传播对早期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影响

中美19世纪中叶开始建立的外交关系,与当时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首先向美国政府鼓吹对华建立外交关系的,是美国驻华宣教士伯驾。为发展基督教在华传播事业,打破清政府的传教禁令,伯驾不仅积极说服美国政府开展对华外交,并亲自参与有关外交活动,促成了美国最初的对华条约外交关系。此后,由早期基督教教会学校培养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容闳,以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现代化人才为由,极力劝说清朝政府派使团赴美。同时,他还以其外交实践,最终促使清政府任命驻美外交公使,形成中美早期的双边外交关系。可见,基督教传播之直接动因与其传播影响的间接效应,对于中美早期外交关系的建立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论晚清中国士人的基督教源于墨学说

在晚清中国士人中曾广泛流行基督教起源于墨学的说法,取代了此前将佛学看作基督教源起的观念。这是当时西学中源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晚清墨学复兴、墨学地位提高的背景下,这一认识有助于士人对基督教采取较为宽容的文化态度,促进了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顾临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

顾临是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原是美国驻华外交官出身,后受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长期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华代表,从事医学教育活动二十余年,曾经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多年。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与鼎盛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对顾临在华教育活动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可以窥见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在华势力对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发展的影响,从而为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基本脉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史料。     

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体存在与空间建构探析

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历史活动既体现在百年的时间长河中,亦展现在相异的空间建构内。早期来华传教士因受制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生存境遇极其逼仄。鸦片战争后所形成的条约体制拓展了来华传教士的身体存在与活动空间。传教士活动空间的新造与延伸,与原有的传统空间形成冲突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微观的身体活动与空间建构,为基督教在华历史叙事模式的形成做了最好的注脚。     

基督教神学中国化的先行者吴雷川北大核心

一、吴雷川简介与历史地位吴雷川(1870-1944)是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基督教思想家、神学家之一。与赵紫宸、吴耀宗、诚静怡等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基督教领袖不同,吴雷川是进士出身,在晚清被点过翰林。作为经过科举道路有进士出身的基督教领袖,吴雷川在民国时期是独一无二的。     

基督教会与晚清台湾的教育事业(1860-1895)

晚清三十年间(1860-1895),尽管教案频发,但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在台湾进行的传教事业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基督教会在台湾创办了近代教育,设立各类学校,推广白话字、创办报纸等.教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教育观念和方式,客观上对晚清台湾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天演论与传统有机宇宙论——论《天演论》被广泛接受的内在原因

中国传统有机宇宙论在晚清遭遇基督教自然神学的挑战。而天演论作为晚清时代最先进、最有影响的科学宇宙论,与传统中国的有机宇宙论高度一致。两者都认为宇宙是自动生成的,而不是被一个超越的上帝创造的;两者都坚持宇宙万物的发展动力和规则来自宇宙自身而非外部事物。这使天演论能够被中国知识分子用来支持传统有机宇宙论,并对抗基督教自然神学中的神创宇宙论和机械宇宙论。这是天演论迅速风靡知识界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内在原因。     

在西医与中医之间:晚清出洋外交官的中西医观

晚清时期,政府陆续派遣众多使臣或使团出洋考察、访问,其中西方近代医学受到这些出洋外交官的普遍关注。这一时期的出洋外交官大多能认识到西医的先进之处,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中西医观:一部分人崇尚西医、摈斥中医;另一部分人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二者并行不悖。中西医观的形成与这些出洋外交官的个人经历及时代环境都大有关联,他们对中西医的体察与认知,更是引发了对中国与西方巨大现实差异的思考。实质上,中西医产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技法各有所侧重,应当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审视中西医之间的差异。     

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从吴雷川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正>吴雷川(1870—1944)是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和本色神学家之一。与赵紫宸、吴耀宗、诚静怡等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基督教领袖不同,吴雷川是进士出身,在晚清被点过翰林。作为经过科举道路、有进士出身的基督教领袖,吴雷川在民国时期是独一无二的¹。他所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吴耀宗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被认为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神学思想的三本书²。本文以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十章标题“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为题,从吴雷川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文首先分析《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创作背景,然后说明吴雷川先生为何强调基督教更新,最后谈谈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复兴有何贡献。     

近代广东潮汕地区基督徒人口特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份晚清教会名册的统计分析发现,近代以来,潮汕基督徒的人口特征较为稳定,除了男女性别比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生了逆转以外,老年信徒多、信徒受家庭影响而入教者较少、信徒来源地相对集中等几个特征基本没有变化。这种特征的形成是与潮汕地区以地缘、亲缘、族源为纽带的乡族社会紧密相关的。研究表明,地方文化在近代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具有潜在而强大的影响力。     

趁乱立足:美国公理会与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关系初探

由于鲁西北自然生态的脆弱,乡民之间的生存斗争成为社会常态,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动乱的重要诱因,而且也使得社会关系复杂化。民间秘密教门就是这种社会关系复杂化的表现。民间秘密教门的跨地域性特征及其潜在的反政府倾向,使其成为清政府的打击对象。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鲁西北的民间秘密教门将眼光投向基督教。美国公理会通过民间秘密教门人物的引导,在鲁西北的乡村获得了立足点。不过,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宗教,基督教并不愿意为民间秘密教门提供政治上的庇护,也无意让基督教会民间教门化。美国公理会只是利用民间秘密教门的社会关系以楔入鲁西北乡村社会,希望建立基督教传教站和发展基督教的社区,而不是与民间秘密教门实现联合或融合。条约体制的保护以及信教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使得不少乡民纷纷涌向教会,其中就有不少民间秘密教门的人物。     

“今晚的礼拜和证道太好了”——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华期间参加北京缸瓦市教堂棕枝主日晚礼拜

应我国外交部李肇星部长的邀请,美国国务卿赖斯于3月20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24小时短暂访问。2005年3月20日晚19时,赖斯参加北京缸瓦市教堂棕枝主日晚礼拜。刚刚结束与国务委员唐家璇的会谈,赖斯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的陪同下于当晚18:50赶到缸瓦市教堂。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于新粒牧师、北京     

新时期基督教要做到“三个和谐”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丁光训主教提出,新时期基督教要做到“三个和谐”。首先是基督教要和国家利益和谐。实践证明,爱国与基督教信仰并不矛盾,独立办教是中国基督教安身立命之本。现在境外敌对势力企图恢复他们的势力,甚至挑唆基督教反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越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越要高举“三自”旗帜,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使基督教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完全和谐起来。其次是基督教要与法治社会和谐。宗教事务是一项社会事务,必须与法治和谐起来,在法制框架内开展宗教活动。《宗教…     

近代中国政教关系的变与不变——评《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

基督宗教来华,自唐至清,几番进出,真正立稳根基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则始于晚清.此番福音东传,用蒋梦麟的话说是"骑着炮弹来的".耶稣"骑炮弹"的比喻虽未尽妥贴,却生动地道出了基督教对于中国所具有的"异质"、"强势"特征.与明火执仗的暴力征服相较,基督教(新教,下同)通过引介西学、移植现代技术以及弘扬行善济世的博爱理念促成中国社会近代转型,却在更深层意义上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破坏中国既有社会秩序并插足国家政治.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撤出之后,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冲突"延续不断.     

略论晚清佛教式微诸因

由于受历代统治者佛教政策的影响,晚清（1840—1911）统治者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佛教政策;再加上佛教无论是在义学的研究、僧才的培养还是在丛林建设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致使佛教的处境已十分困顿。晚清社会的不安定及战乱的频仍更是雪上加霜,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的传播和庙产兴学运动的兴起等现实的原因,传统佛教遭到了更大的挑战,几乎处于灭亡的边缘。     

常识回归抑或“洋教”崇信?——读《美国的本质》随想CSSCI

宗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体系,无论它以何种形态存在,总是要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试图为人们“打开一扇认识美国的新窗口”-摆脱世俗的国家关系“利益论”窠臼,从美国基督教国家本质及其福音使命,去认识和理解它的外交政策。但是,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远比信徒的追求要复杂的多,书作者所期望展现的“一个全新的看待美国的角度”,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错位,即宗教意识形态传播目的与手段的错位,或许还带有某种宗教崇尚意识以及其不可忽视的社会动员力。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进一步引导和激励社会大众树立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觉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更好地坚守中国文化底色。     

"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0月21日至23日,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西方文化交流中心、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共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近40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36篇。大会围绕“中国基督教区域发展总论”、“地方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基督教区域研究评论与信息”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一、中国基督教区域发展总论邢福增选取1918、1949、1997三年作为纵向比较的基础,运用了…     

晚清传教士韶波《儒教衍义》中的耶儒关系探微

对于历代传教士而言,如何基于《圣经》和基督教信仰来评判儒教及其义理是他们要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韶波所著的《儒教衍义》在晚清新教传教士与儒家对话的历史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确立了一种"以耶判儒"的典范,该著对于我们思考基督教的中国化和儒教的自我更新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     

以教引实--从中西神性思想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中西神性思想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①,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