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道德生活的主流价值诉求——理学伦理的视角

宋代理学伦理思想是宋代道德生活主流价值诉求的集中反映和呈现.宋代理学伦理在回归儒学人伦本位、恢复意识形态文化和学理性文化双重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深深体现了道德生活中重建人间秩序、重继儒家道统；重构以“内在超越”为显著特征的道德性命理论；并为实现此种道德秩序而勇于担当主体责任的主流价值诉求.     

论道德与生活的关系及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

就生活与道德的关系而言,可以说生活需要道德、包含了道德但并不等于道德,道德始终存在于人的整体生活之中,没有脱离生活的道德。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表现在,道德生活是一种属人的或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并渗透在物质生活之中引导和规范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有意义和价值并能予以价值评价的生活,是一种主体自由意志自觉自为并能进行道德选择的生活,是一种通过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关系涵盖一切道德活动的社会生活。     

和谐社会公民道德生活探讨

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道德状态,它包括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和人的身心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让人们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而道德生活是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超功利的精神性审美生活,是旨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心和谐的创造性生活。生态伦理教育、政治伦理教育、经济伦理教育和文化伦理教育将为和谐社会的公民道德生活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生活哲学视阈下的伦理学研究

20世纪以来哲学向生活世界的转向使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语言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克服自身矛盾和寻找出路的发展过程中,在社会现实的呼唤之下,也开始重新关注生活世界,道德生活成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道德生活界说

道德生活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行为选择和价值评价时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价值场。它不仅为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评价提供现实的“场景”,而且在人们道德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模铸功能;它不仅是现实的客观存在,而且真实地表征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回到“道德生活”:当代伦理学研究的主题变奏

当代伦理学研究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经验趋向,这一趋向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回到"道德生活",以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为理论建构的基石。它肇始于美德伦理学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兴盛于后现代伦理学,并在当代多元社会现实中继续深化,逐渐形成崭新的研究范式。回到"道德生活"将给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伦理学提供参与当代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的主体机遇,推动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全球化。同时也需要对这一趋向进行反思,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将研究提升到本体论层面上继续探讨。     

论道德生活与道德教育

道德生活是人们通过正确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实现自身价值,获得自身幸福的过程.它具有自为性、精神性和创造性的特点.道德生活蕴含于现实生活之中又超越现实生活.道德生活的实现既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在条件,更有赖于其内在要素,而连接外在条件与内在要素的桥梁和中介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人们在追求幸福中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试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

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生活的陈陈相因,现代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展现出了全新的样态,而这主要是因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铺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循着它们的演变就可以捕捉到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脉动。     

秦汉时期道德生活的变动格局

作为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古典形态,秦汉时期道德生活在变动格局方面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它不但具有由多样性向统一性、由非标准性向标准性、由特殊性向普遍性运动的态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统一化、标准化、礼制化与反统一化、反标准化、反礼制化的斗争。从空间格局上看,在当时多样的道德生活中,还存在着非主流道德生活与主流道德生活的相互转化性。就道德生活与法律生活的关系看,二者之间存在着互动性,这集中地表现为法律是当时道德生活标准化、礼制化的重要资源。     

解读贞观盛世的和谐道德生活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中,“大一统”基础上的盛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贞观盛世是这种理想的最切近的实现.史论结合地看,唐初实现这盛世的实践经验主要可归结于君臣和谐、官民和谐以及民族和谐的三大和谐道德生活.君臣和谐具体地呈现为君臣职权和谐、君臣话语权和谐、君臣关系和谐.官民和谐具体呈现为亲民利民和限制特权两个维度.民族和谐可以被理解为官民和谐的特殊情形,三大和谐共同构成了贞观盛世的和谐道德生活.     

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

秦汉时代,匈奴的道德生活在道德原则上奉行以生存为指南的功利主义原则,并形成了相应的道德风尚;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创新方面,冒顿具有杰出的贡献;在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他们的道德行为往往远离正义原则;在权力的继承和分配方面,由于缺少相应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对之调节,使他们长期陷入内斗之中;在与汉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他们的道德生活也染上了相当的汉族道德色彩。     

论清代道德生活的特点

清代道德生活在其性质上与以往封建朝代无异.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强化、满族变成统治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使清代道德生活具有道德制度化程度的提高造成道德虚伪的流行、首崇满洲、士人明哲保身、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和妇女命运悲惨等特点.     

个人生活计划与道德合理性——对威廉姆斯伦理思想的梳理和评论

传统伦理学关于道德决策合理性的论证基本上是遵循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来展开的,康德主义理论所特有的抽象性、功利主义对个体分离的漠视,使得传统道德决策的合理性建立在对人类复杂的伦理经验之抽象基础之上,从而失去了对人类伦理生活原有的复杂性保持敏感关注的能力。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威廉姆斯对这两个流派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以个人生活计划作为个体道德决策合理性来源的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道德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视角。     

秦汉时代西域诸民族道德生活

作为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秦汉时代的西域诸民族道德生活具有强烈的唯利趋向,以生存为导向的唯利趋向是当时西域各国普遍奉行的道德原则,这种唯利趋向甚至遮蔽了应有的公正原则.这不但表现在他们与域外强势民族的交往方面,也渗透在西域诸国诸多社会生活层面之中.由于与汉民族共同抗击匈奴的侵害,由于两度成为汉朝行政辖区或属国,西域诸国的道德生活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汉民族道德的影响.     

论清代道德生活的演变

清代道德生活经历了从磨合时期到稳定时期再到裂变时期三个阶段.其磨合时期所要处理的主要社会关系是民族关系,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是民族之间的道德生活冲突.其道德生活的磨合,在其根本上并不是对私人生活领域道德生活的整合,而是对公共生活领域道德生活的整合.其稳定时期所要处理的主要社会关系是经济关系,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利益矛盾.在全社会都关注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条件下,此时期的思想文化被强势地赋予了同质性,且清代人在各有其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的基础上达成了一定的道德共识.清代道德生活的裂变是稳定时期道德生活日积月累的结果,它表现在观念上是道德认同乃至整个社会认同的危机,在行为上则是伪善的流行甚至公开背离清朝政府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腐败和贫富差距是造成这一裂变的主要原因,它们使利益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使社会危机不断深化,也使清朝政府的统治能力明显下降.     

论清代城市公共道德生活

清代城市公共道德生活因清朝政府对士人结社的严厉控制和城中满城的专设而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城市公共道德生活,因比清代乡村道德生活更明显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特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乡村道德生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同时在其内容上更为丰富和复杂.城市公共安全的维护和市场秩序的维持是其城市公共道德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它们都与城市中的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是官方和民间都应该承担的共同责任.     

论清代家庭道德生活

清代家庭的同居共财的生活状态,决定了清代人的基本家庭道德观念和根本的道德选择就是以家庭利益和家庭和谐为目的。在清代人看来,家庭利益的保证就是重视忠孝,家庭和谐的前提就是处理好亲子关系、夫妇关系和长幼关系。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兄友弟恭、长幼互爱的道德原则并未被清代人所严格地遵循,清代家庭道德生活出现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新现象。     

论唐君毅的道德观——读《道德自我之建立》

唐君毅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道德观是建立在其心本体论哲学之基础上的，他对道德生活本质、道德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现实世界之物质是精神之体现的论述，以及希望建立一个充满高尚理想与道德价值的社会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简论隋唐道德生活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走上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对南北朝以来的道德生活的动荡进行了有力的调整，儒释道三教的鼎立与交融、民族大融合，使得道德生活表现出极大的融合性；而新的文化因素给中原固有文化注入了一股生气，使得隋唐的道德生活显示出独特的开放性；而统治者对自己信心的增强，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的问题上，又反映出很大的开明性。     

当前个体生活的特点及其道德困境

当前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个体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以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个体生活,可以发现,在个体的生活中出现了与社会道德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而表现为一定的道德困境,比如,生活的功利化使生活的意义受到冷落,生活的物质化引起人们对消费公平的质问,生活中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和沉溺带来的道德隐忧,等等。走出这种道德困境在于提升个体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认识,把意义纳入自身生活的内容之中,做一个有道德和有追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