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国家政治经济职能的弱化趋向

当前经济改革是标志着国家经济职能开始弱化,还是意味着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形式或途径发生了变化?对这一问题,应当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来认识,仅仅囿于现象形态的讨论,是很难把问题讲清楚的。我基本上同意“弱化”说,但我认为,把握国家各种职能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必须从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及其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律出发,这就需要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作哲学的和历史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     

试论国家政治与经济职能的发展趋势

本文旨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澄清近几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对国家政治经济职能的模糊认识。一、问题韵提出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标志着国家经济职能开始弱化,还是意味着国家经济职能的形式和途径发生了变化呢?围绕这个问题,理论界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两种截然相     

评国家经济职能的“弱化”说

当前的体制改革,直接涉及到如何认识国家经济职能问题。杜海燕同志的文章《论国家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杜文),对改革中的国家经济职能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某些合理的思想,读后颇受教益。但是我不赞成该文所得出的体制改革标志着国家经济职能弱化这一结论。为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杜海燕同志和其他同志。     

正确理解列宁关于国家经济职能的理论

杜海燕同志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家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杜文)一文,对国家经济职能改革问题作了有益的研究。我同意杜文中关于弱化现行国家经济职能的观点,但是,杜文关于列     

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

方兴未艾的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洪流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使人们对许多事物和问题不得不重新予以认识和评价。这样,价值观念及其研究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日益引起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兴趣,理所当然地也引起了哲学工作者的兴趣。对实践问题、主客体关系问题理论研究的深入,更使价值观问题突出出来,而且一开始就出现了观点分歧。人们在思考:价值范畴是不是哲学范畴?可不可以把价值范畴引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价值与真理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说人们的认识有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之分,那么,能不能由此说真理也可区分为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这种区分的根据何在?它与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有何关系?等等。弄清楚这些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本刊这期发表了袁贵仁、薛克诚同志的两篇文章,并开辟了“关于真理与价值的问题”专栏,就是想促进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国家与社会的“趋同”——兼与鲁越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7年第2期刊载了鲁越同志写的《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国家政治经济职能的弱化趋向》一文(以下简称鲁文),读后深有启发。但对于鲁文阐述的基本结论——国家职能“弱化说”即国家政治经济职能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正在弱化的观点,我不敢苟同,特写此文就教于鲁越同志。一、国家与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管理职能的转变

正确认识与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四大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地位、作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如何更新计划观念,转变计划管理职能与方式?这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与有效运行的一     

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注重从哲学的层次上探讨和回答当代实践与科学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以此带动和促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处理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行之有效的正确途径。这也就是通过发挥哲学自身的功能来丰富和发展哲学的过程。本刊自1986年以来开展讨论的商品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在改革实践中提出来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和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力求通过哲学原理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的结合,来克服过去对原理的简单化、公式化理解。应当承认,要科学地解释和回答当代社会生活实践提出的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需要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从头开始,重新钻研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例如,要真正科学地解决商品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就要具体地研究: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本质和功能,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环节受基础所决定的,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环节来实现其特殊功能的?它跟经济基础的关系,同上层建筑的其他成分跟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什么区别与关联?对这类问题的深入考察,又要求对整个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中实际存在的而非臆造的一系列问题作系统而深入细致的考察。近年来人们普遍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整体化趋势,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性思想来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唯物辩证法的一整套方法论已经过时?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关系,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因素内部的不同成分之间关系(例如同一社会中道德上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还要不要彻底贯彻唯物辩证法?如果在这些因素和成分之间客观存在着矛盾,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它们相互间是不适应的,而如果基本上是适应的,是否就意味着没有矛盾?还有,构成社会形态的这些因素和成分之间的关系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体现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关系(主体与客体,目的、手段和结果,认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自觉性和自发性,等等),这些关系和矛盾怎样在实践活动中发生,又怎样在实践活动中解决,等等。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扎实研究,将丰富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加强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也将为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难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象这样一些重要课题,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问题是,学科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加剧了研究的难度。我们希望以这个问题的讨论为新的起点,加强哲学同其他科学部门以及哲学原理同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促进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密切结合。我们这里发表的《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对道德适应关系的辩证思考》两篇文章,就意在推动上述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论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趋势

国家经济职能的改革及其发展趋势问题近来正构成理论界的热点。鉴于“强化”说与“弱化”说双方仍各执一端,分歧很大,而理论的深化对改革实践又具有直接影响,因此,继续深入地开展这一讨论从而得出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论证,就显得尤为紧迫而富有重大现实意义了。笔者同意“强化”说。本文将在考察商品经济与国家经济职能共生关系的基础上,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与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趋势以及国家消亡与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趋势,作一初步探讨,以引起大家的深入研究。     

关于对立统一学说与否定之否定学说的分化

近年来,在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中,许多争论都涉及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核心是什么?是对立面的统一还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的核心的观点,同黑格尔的观点是否一致?对立统一規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     

对《论国家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一文的意见

读《哲学研究》今年第2期杜海燕同志的《论国家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一文,颇受启发,但对其中的重要问题即国家经济职能发展趋势“弱化”问题,提出商榷。杜海燕同志认为,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表现在国家“以中央计划者、生产资料全权所有者和国民经济总经营者的身份直接干预和控制整个经济,决策和直接支配企业行     

国家职能与体制改革研究

当前的体制改革,涉及对国家职能的认识。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现将研究情况作一简介。一、任何国家都有两种职能长期以来,人们对国家职能的认识,往往只谈国家抵御外敌和镇压敌对阶级的政治职能,而回避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职能,或认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绝大多数论者则认为,上述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贯主张,也不符合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     

皮亚杰的建构学说及其认识论意义

这篇文章重点评述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的建构学说,对于进一步了解和研究皮亚杰的认识论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中涉及到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比如,在人类认识的发生和发展中,究竟有没有一个认识结构(或称“图式”、“模式”)的问题?主体和客体同思维和存在到底是什么关系?怎样具体而不空洞地理解认识的社会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和独立思考,作出我们自己的科学回答。     

形式逻辑体系改革问题研究简介

形式逻辑如何现代化?怎样认识传统逻辑的意义及其局限性?如何理解形式逻辑、辩正逻辑和数理逻辑的关系?怎样修正、丰富和发展形式逻辑体系?如何建立新的普通逻辑体系?围绕着这些问题,最近一个时期我国逻辑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同意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种意见认为传统逻辑过时了,应该将它放进逻辑史的內容里去研究,现代逻辑就是数理逻辑,应该用数理逻辑取代传统逻辑,使形式逻辑全盘符号化。     

上层建筑就是意识形态系列——与朱光潜先生商榷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七期摘转了朱光潜先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一文之后,陆续收到一些对这个问题持不同意见的来稿。究竟什么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方面?政治、法律及其他设施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又是怎样的?等等。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很有必要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逐步加以解决。下面摘要发表庄国雄和张生桢同志的来稿,以期开展这些问题的讨论。     

社会主义与异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能消灭异化的一切形式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能够怎样,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呢?这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缔造共产主义的人的首要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这些经验目前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意味着异化的终结。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异化还会以不同方式继续存在。人们当然可以断言,异化的终结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事情。这个阶段是世界上的任何社会都还未能完全实现的(这个阶段直到革命在全世界胜利为止,也是无法实现的。其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国家永远是政治机构,而共产主义的定义,     

进化频率表征对统计推理（非）灵活性的影响：认知风格和简要提示不影响贝叶斯推理

当形式操纵有助于贝叶斯推理时会有怎样的加工发生呢？一种观点认为自然取样的频率可以激发在其操作中具有相对特异性的特权表征系统。而与之相对的一种观点则认为,自然取样频率只是引发具有嵌套关系的更为普遍的加工的一种方式。比较两种观点,后者预示着只需要使用相当简要和直接的干预（如简单的指示）就能够促进推理的改善,而前者则意味着更为广泛的干预和/或更有洞见的理解才能改善推理。本研究表明,无论是短暂立即的干预,还是预存的表征偏向,抑或是表征的灵活性都不能促进被试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有证据显示,频率论者的问题解释可以改善统计推理表现,而且有时还会增加其反应的信心。这些结果支持了特权表征系统观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道德

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以个体经济、公私合营和个人承包等经济形式为补充的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竞争和价值规律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样情况下,反映到人们的心理和道德观念上,会不会产生个人主义、利已主义的道德意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适应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个人主义道德体系能不能同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和平共存,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合法的道德层次看待?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这里我提出一些个人想法和大家共同讨论。     

中国传统哲学的生生相续——《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读后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20世纪中国学者是以怎样的方式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其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表现了怎样的意义、特点与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在与外来哲学互动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中国哲学未来究竟应呈现怎样的形态?……这些长期为学界所讨论而又所困扰的重大学术课题,李承贵教授新著《生生的传统--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所进行的探索性思考,或许有助于我们寻找答案。本人拜读之后,特提出如下几点感想与读者诸君分享。     

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意识两种形式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明确地将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两种基本形式,提出了社会意识两种形式的学说。怎样看待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学说呢?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进一步阐明呢,还是对唯物史观的背离呢?是他哲学思想中的精华呢,还是失误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对他的有关论述作一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