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逻辑及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经历了前后相继、创新发展的三大阶段:国家总体控制阶段、国家放权改革阶段、特色制度整合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政治领导核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把握客观要求、转变治理理念的行动结果。当前,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仍需要坚持"特色制度整合"的原则,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调动、规范和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以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志愿服务的道德属性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志愿服务是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实践,其道德属性可以理解为:志愿服务的特征体现了道德的特征;志愿精神体现了伦理精神;志愿服务体现了以"善"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志愿服务是学雷锋活动的拓展;志愿服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体现。志愿服务是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抓手,是政府职能的重要补充,是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途径。     

完美治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

在建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之后,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方面都已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要继续改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必要将完美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完美治理不仅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丰富多彩的当代基础;它强调所有社会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和持续不断的创新、改进来追求治理的永无止境的动态完美。提出完美治理,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伟大进程的需要,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和质量的需要,也是理论化当下治理实践并更好地指导实践的需要。推行完美治理,必须建立完美文化、完美信念、完美目标,必须实现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完美境界,必须实现道器的完美统一,必须实行精式治理、科学技术治理、无限可能的治理和永恒创新的治理,必须建立完美制度。只有彻底为完美正名,切实推行完美治理,我们才能真正向建设完美国家和完美社会的完美目标不断逼近。     

国家治理的空间向度及其意蕴

空间治理研究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是空间的治理转向,二是治理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为理解国家治理增添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拓展了国家治理的研究进路。从空间与治理双向互构的角度,能够更好地把握治理的本质和空间治理的意蕴。空间在国家生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是国家治理的前提,也是国家治理建构的产物,并因治理建构而具多样性。探讨国家治理的空间逻辑,揭示空间向度之于国家治理的独特意蕴,有助于锻造治理共同体、填补治理缝隙和促进空间均衡发展。     

唐太宗悟弓

唐太宗是马上皇帝。从年轻时就开始的金戈铁马生活，使这位马上皇帝对在百步之外就能致敌人于死地的强弓钟爱有加。因为喜欢，唐太宗养成了没事就研究弓的习惯，并自诩研究得比较精通，能一眼分出弓的好坏。[第一段]     

我国宗教治理要遵循国家治理的大原则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我国国家治理指出了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治理一个组成部分的宗教治理,也应当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本文探讨了人民利益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原则、法治原则对我国宗教治理的指导与约束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政治学逻辑

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推动国家治理趋向现代化,由此可以从政治学的三重逻辑来理解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这三重逻辑分别是历史—价值逻辑、工具逻辑和动力逻辑。从历史—价值逻辑看,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和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这一历史逻辑展开的关键节点;从工具逻辑看,改革开放意味着内敛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动力逻辑看,党是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的领导者,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国家治理中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运动式治理再认识

作为革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后革命时代的延续,运动式治理的盛行体现为对传统革命动员逻辑的路径依赖,其运作逻辑体现为权威体制下的权力实践。由于运动式治理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所以在政治实用主义的考量之下,运动式治理很难在政策工具中被摒除,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也成为国家治理范式转型的艰难所在。但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治理实践,运动式治理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相悖,具有突出的局限性,从而使"范式转换"具有突出的必要性。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制度化治理。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提高我国公民素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思考

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中,公民素质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的关键环节,不仅是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容,更应该作为社会治理的建设内容,对于社会进步、国家繁荣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挖掘出公民素质现代化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发挥出公民素质的巨大潜能。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国家治理的生态伦理意蕴

国家治理的过程是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前者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后者表现为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国家治理的生态伦理价值目标是生态文明,其具象化目标即美丽中国。国家治理的善性决定于其伦理合理性,而伦理合理性又决定于明确、合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定位。顺应生态伦理的生态治理为国家治理生成合法性,不仅因为生态治理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并致力于实现生态正义,还因为有效的生态治理满足善治的全部条件。     

英国公共卫生服务改革中的公民治理

本文从公民治理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变迁,论证了二战之后英国政府在改革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向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转变,这一模式反映了英国国家治理结构、国家与社会、公民关系之间的权力调整和关系变化.系之间的权力调整和关系变化.     

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绩效

国家治理绩效的高低究竟与意识形态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是一个需要探析的问题。人们没有理由断言意识形态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绩效,但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又不容低估。经验表明:当意识形态悸动的时候,国家治理绩效的起伏波动较为明显;而意识形态让位给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时,国家治理绩效明显高企。在两者的关联性上讲,中立性国家最有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当一个国家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秉持问题导向,这个国家的治理绩效才不会大起大伏,保有较为稳定的国家治理效果。     

风险社会与行政国家再造:一个行政学的阐释框架

通过对风险社会以及古典行政学相关理论的分析,同时结合发达国家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本文认为风险社会所诱发的行政国家的适应性激变,对传统行政国家的三大基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风险国家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类型,风险国家在国家的角色职能、国家能力、制度范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都与传统行政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各类风险的叠加效应,同时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和融入风险国家的双重任务。本文认为只有采用"1+1"的综合融入式建构策略,中国才能有效地应对不同风险的叠加挑战,并将风险治理有机地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新实践——以宁夏吴忠市民族宗教工作经验为例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宁夏吴忠市在民族宗教工作中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实践,既是民族宗教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地方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既是一种治国理政的工作经验,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的一种地方性知识.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工作,它应当是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吴忠新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府依法对宗教事务管理是吴忠新实践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宗教组织在新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是吴忠新实践的重要环节;发挥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在新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是吴忠新实践的社会主体和群众基础.吴忠经验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区域的地方性存在很大差异,国家治理必须与地方性知识联系在一起,从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实际出发,汲取地方性知识的营养,使之成为国家治理经验的有效部分.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以问题为导向,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对吴忠市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实践既做“是什么”的田野工作,又做“为什么”的价值分析,从而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应当给予积极的关注和探索.     

孔子礼治思想浅析

礼治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很崇拜周礼,主张“复礼”、“为国以礼”,希望恢复西周的礼治秩序。孔子提出的“复礼”的办法是“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仁”的思想,孔子礼治思想与孔子“仁”的思想是统一的,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