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结构与民族文化认同——以滇西景颇族原生性宗教信仰及其变迁为例

随着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个体自我缺失和群体主体性的缺失,以及人们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本身的持续性反思,如何更好地认识传统宗教信仰体系在民族文化认同形塑中的根基性作用,调动优秀民族文化传统资源,以解决因为社会的急遽变迁而带来的人们身份认同上的深重疏离感,是当下亟需解决的时代命题。本文以景颇族原生性宗教信仰体系结构及其变迁为例,呈现出以血缘和祖缘为核心观念建立起来的原生性宗教信仰体系与其民族文化认知结构之间的紧密关联和相互形塑作用,以反思中国宗教信仰文化体系的多样化形态及牟钟鉴所提出的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     

浅谈清明祭祖问题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主要形式是“祭祖扫墓”。人各有其祖,但“祭祖”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大背景。春秋以降,人们便在这个“气清景明”的节气中,年复一年地对先人进行着“祭之以礼”的追远活动。而白清明节成为法定假日以来,其更是成了增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途径,不少海外侨胞、华裔,都有清明回乡扫墓的习惯,以示不忘先人、不忘故土的敬祖爱国之情。     

家国一体的天下秩序及其理论逻辑——以《白虎通》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之际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化使传统的“家国同构”模式遭遇严重挑战,如何在帝制中国重新建构起规范齐整的伦常秩序、社会秩序以及政治秩序,成为两汉之际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面临的难题。伴随着礼治原则的确立与礼治秩序的延伸,以《白虎通》为中心,东汉思想家们建立“三纲六纪”之说,在重构伦常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严密的理论逻辑,使帝制时代家、国之间的嵌合变得合理而可信,兼具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家国一体”模式真正出现在古代中国。《白虎通》构建的家国一体的天下秩序,奠定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与家国观,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共识,也为新时期家国观的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     

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基于社会性格的分析

美国社会在“二战”后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透过美国文化固有的“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特点,形塑了其战后的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以“单向度化、追求工具理性和个体优先”为核心特征,它们与科学心理学的主要特点存在对应关系。这一社会性格在文化方面对心理学的期待是“科学主义对精神世界的祛魅”,即“心理的世俗化”。在这个意义上,它进一步促进了战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继而促成了今天科学心理学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而科学心理学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反过来又巩固了其社会性格,体现出美国的科学心理学作为其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参与维持美国社会高效运转的功能。     

从中西政教形态之异同看我国的政教关系（三）—一兼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政教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因教会介入公共教育而带来的争议贯穿现当代政教关系史。中西方因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不同。政教关系大不同。历史上的中国．“亚细亚生产模式”培育出“大一统”中央集权型体制,形塑为国人“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敬天法祖”的“家天下”宗法制度和政治伦理格局。配以“敬鬼神而远之”、“重今生轻来世”的现实功用型人本主义理念。使得儒释道信仰成为维护皇权的教化手段;虽有多神崇拜和泛神化信仰形态的长期浸润,但屡遭“毁佛灭道”、“灭洋”、“非基”和“破除迷信”运动的冲击．从根本上堵塞了宗教发展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路径。这既使泱泱中华难以熔铸出“一教独大”的宗教情怀．也使中国免于陷入西方式的宗教狂热。中国秉承史上“政主教从”、“教用于政”的政府管控宗教模式。El趋多元的文化生态及政教关系诸问题正冲击国人的理念．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登麦”苗族的“鼓藏”祭仪与文化象征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登麦”苗族支系的“鼓藏”祭仪为例,探讨其背后的宗族联结和信仰共同体的形塑过程.祭仪以祛除病厄为缘起,以追求延迟性恩惠为目的,寄托对祖先迁徙和创业事迹的追忆,并形成特定的宗族性和临时性组织结构、仪式群和祭祀物品.从秩序象征、行为象征和符号象征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展示地处月亮山腹地的苗族人通过“鼓藏”祭仪这一仪式对入神互惠和宗族关系的再确认,同时加深对仪式的文化内涵的理解.     

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在家上学”现象

本文运用教育人类学"工具连锁反应"理论,通过对北京市一所"在家上学"学堂R学堂的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探讨了中国式"在家上学"产生的原因是一种反抗与形塑:反抗原有僵化、扭曲,分数至上的教育目标,以及附着在分数至上基础上的以金钱、地位等为衡量标准的成功观和幸福观;要形塑的则是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自身的教育目标。这种变化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化导致教育目的的改变;目的的改变,必然带来人们行为或活动的变化。"在家上学"是目标改变的结果,同时又可以成为促进新目标形成的原因。对"在家上学"这种新的教育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人们对当前教育的反思。     

儒学与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的发展

千百年来,真正在中国人的精神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宗教观念是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系统。但是,三代以降,以天、祖观念为核心的宗教信仰系统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因就出在儒学身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宗教观念的发展具有二重性:既有对天命、鬼神和祭祀的肯定,又有对人文和理性精神的张扬。这就决定了儒家文化同宗教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利玛窦入华宣教遭遇的尴尬和窘境,在于基督教的反偶像崇拜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敬天祭祖思想之间的排拒和不容。当代祭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就其实质来说,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结果。     

超自然象征的伦理功能：蒂利希对杨庆堃的影响

蒂利希的超自然象征理论深刻形塑了杨庆堃关于中国宗教的功能判断，这至少反映在三个层面：第一，蒂利希的宗教类型说及其象征理论，影响了杨庆堃对儒学特质的判断，也奠定了其作品中宗教发挥伦理功能的象征机制；第二，蒂利希关于儒学和独立宗教之间实现象征合作的历史判断，主导了杨庆堃对中国政教关系模式及其内在动力机制的分析；第三，帝制中国通过神灵敕封来实现宗教治理、构建伦理认同的政治技艺，也仰赖于蒂利希所说的——超自然象征的社会心理基础。     

北宋诸帝与道教

中国道教自从在汉代出世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改革、演变,逐渐与儒、释鼎足而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特别是李唐王室自认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追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奉行崇尚道教的政策,使道教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随着唐末五代藩镇势力的割据、战乱,宫观大多被毁,经书亡佚,道士逃散,道教痛遭劫难而堕入低谷。入宋以后,在国家基本统一,政局相对稳定,经济逐渐繁荣,思想文化日益活跃的社会气氛中,由于道教主动适应统治阶级需要和统治阶级     

“国际宗教自由”与美国法律霸权北大核心SSCI

法律霸权为美国提供了在全世界进行长臂管辖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规范,与经济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协塑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支配。1998年以来,美式“宗教自由”渐次成为美国人权外交的核心话语之一。美国大力推广这一理念成为全球共识,逐步形塑相应长臂管辖规范,并多方推进多国宗教人权法律规范变革。2015年前美国较少以长臂管辖推进“宗教自由”。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始系统性借助长臂管辖推进“国际宗教自由”,力图维持其霸权优势。拜登政府履职以来,“宗教自由”由以往的外交目标全面转型成为集成性制裁工具,成为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从以经济制裁促“宗教自由”转型为借“宗教自由”挤压中国地缘政治空间、制约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当前中美之间就“宗教自由”及相关议题开展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进入新阶段,双方均重视制度建设,各自行政、司法和立法体系协同配合制度实施,在国际上动员多边机制以维护国家安全。     

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家庭认同变迁和女性崛起

“家庭”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对个体来说,“家庭”更是存在于个体意识中的一种认同,很多的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都和家庭认同有关.本文从家庭认同出发,以个体化理论为视角,通过在上海深度访谈的46个家庭(以中产阶层家庭为主),探讨中国城市家庭的变迁.本文详细论述了个体家庭的认同模式,并分析了这种模式背后的性别关系变迁及其对家庭的影响.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孔子家语》与中华文明研究新视野

《孔子家语》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书”：若论其在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中的价值，可以说罕有其匹；如论其在中国学术史上遭到的怀疑，亦堪称首当其冲。但是，近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证明，《孔子家语》确为先秦旧籍。鉴于《孔子家语》的内容、体量及相关学术问题，其价值绝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以资印证校验《论语》等早期典籍文献的记载。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也是对历代学者研究得失的一个很好检验。     

明堂思想考论

“明堂”这个词汇在今天的一般社会生活中似乎显得比较陌生 ,但在中国古代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术语。它不仅是宗教祭祀的一种象征 ,而且是上古政治活动的历史标志。正如其它许多传统文化概念一样 ,明堂也聚合着先民们治身与治世相统一的精神理念 ,而其内在层面则又是由某种具有运行功能的结构支撑着。因此 ,解读“明堂”的原始意义以及历史变迁便成为我们探索传统政治哲学不可缺少的环节     

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图书馆藏“苗图”中的椎牛研究

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图书馆藏“苗图”是20世纪初绘制的包括“百苗图”临抄本在内的17种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图志文献资料，是研究晚清民国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的珍贵资料。其中，F.cin＿60《百苗图》和F.cin＿67《贵州民族文化专题图志》中均有对椎牛祭祀场景的描图，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讯息。椎牛是苗族、瑶族、佤族、水族、布依族等民族共享的文化事项，以祭祖、祭丧为主要目的，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祖先崇拜的生动表达。     

中国文化与心理咨询的关系

1．儒家思想和心理咨询 杨国枢认为“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非常重要的资源。研究中国人或者解决中国人的问题是不能回避儒家的。”由此可见,从儒家经典中找出有利于心理咨询的方法可以促进中国心理咨询的发展,更好地解决中国人的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中华道藏》出版后记

有明一代正、续《道藏》编修甫成,道教曾出现“中兴”局面。祖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相继领衔编修《道藏》,既综括各派道书,也使各道派凝合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后未久,全真龙门派“中兴之祖”王常月公开传戒,开创出道门中兴局面。“中兴”的含义,不仅仅在于道教的文化精神重新激扬起来,而且还在于道教作为一种根源于社会生活的文化形式,经过理念的升华后重新走入生活,成为可资借鉴、可供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正是以公开传戒推动教务改革的真正含义。历史地看,编修《道藏》与道门中兴,似乎具有…     

取代抑或扬弃：宗教关系视角下的怒苏人基督教中国化实践研究

过往的多数研究认为,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是对其原生宗教的否定与取代。通过对基督教传入前后中缅北界怒族支系怒苏人的信仰观念、仪式主持者与丧葬仪式的历时性变迁的考察、比较,发现基督教在该区域的本土化,实质上是新生代教牧人员引领信众在对其原有文化传统进行选择性扬弃基础上的基督教文化重构式的中国化。从基督教与民族原生宗教关系切入对怒苏人基督教中国化背景、动因、表现与功能、影响的系统研究,可以发现基督教通过对民族原生宗教的扬弃而形塑其民族文化特性的过程,实际上是从“洋教”到“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基督教”转型的中国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