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对毗昙、般若及禅法的沟通

正道安(312-385)晚年在长安组织翻译小乘毗昙一事,在其建树颇丰的一生中,不及禅学和般若研究那么引人注目。但是,毗昙论书对佛教名相的阐述,恰恰提供了道安认为最恰当的解释经典的方法,为其学习禅学和般若提供了资粮,也是道安晚年重视毗昙翻译的重要原因。道安力图沟通毗昙、禅法与般若,给予不同的思想以恰切     

对“格义”的再认识——以三教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格义具有广狭二义。本文认为:狭义格义的"事数"多为小乘毗昙学概念,而广义格义则多与汉代阴阳五行、谶纬模式有关,两者都与般若玄学差距很大。上述广、狭二义可以归为北方类型的格义,与汉代儒教谶纬比附的思维方式关系密切;而当时尚有南方类型的格义存在,可以称之为新型格义或"连类",与魏晋玄学的新兴学术思潮关系密切。今人常以为格义是思想史上沟通中外、相互交流的重要方法;但就历史上的格义而言,并无这种自觉。所谓的"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外书,并非特指非佛教的世俗文献(中国本土固有思想),内外之分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是密传与公开的显隐之别。     

道安佛学思想及其弥勒净土信仰

道安作为中土早期佛教的一代宗师,于佛教戒定慧三学均有卓越之发明,思想宏富深厚.文章分疏、论析了道安有关戒定慧三学的理趣要旨,阐释了其由早期禅观向般若学转变的理论进路及其弥勒净土信仰之衷曲,力图突显其佛学思想及信仰之于早期中土佛理建设的胜义.     

论早期中土毗昙学之兴起

在现代的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普遍重视对于中国早期佛教时期般若学和涅槃学的地位和作用,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外,当时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那就是毗昙学思潮。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已经谈到在般若学之外,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它比般若学传入中国的时期要早,延续的     

僧肇辩证思维研究北大核心SSCI

张彤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2月213千字本书尝试在中印思维方式融摄的视域下,立足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以辩证思维为研究对象,以僧肇“中道思维”“即体即用”思维为切入点,从辩证思维方法论层面探讨僧肇对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思维、大乘空宗般若学辩证思维的融汇与转换,阐释了僧肇佛学思想的特质,并一定程度揭示了佛教中国化的理论特点和复杂性。     

从《俱舍论》看印度佛教由小乘向大乘的演进理路

在关于大小乘思想差别的讨论中,常有这样一种提法:小乘一般主张“法有”,而大乘则一般认为“法空”。(参见姚卫群,第169页)这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大小乘佛教的不同思想特征,但带有以大乘佛学的理论范畴来规定小乘思想的倾向,未能充分注意到大小乘佛教在核心范畴、核心理论问题     

佛教般若思想在魏晋时期的逻辑演进

正一、早期佛教的传入与"格义"佛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主要为小乘禅数之学,其虽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但却没有使佛教本身得到较好的传播。究其原因,一者汉末之前儒教这一处在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压倒性的优势排斥着外来的宗教,特别是一种与自身入世的价值取向相异的出世哲学;二者印度佛教小乘之学本身并非一种适     

竺道生佛学思想的毗昙学印迹

竺道生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他吸收和借鉴了儒家哲学、道家哲学的成分,积极研习和弘传涅槃学,并融汇毗昙学、般若学、涅槃学三种思想发挥阐释其涅槃佛性理论,被誉为“涅槃圣”.考察《注维摩诘经》相关论述后不难发现,竺道生在论述“常”、“我”思想时的语言、论证方式、思维模式都与《阿毗昙心论》相似而与六卷本《大般泥洹经》有一定的差异.此外,竺道生“阐提成佛”论虽然结论上与《大般涅槃经》相同,但是其论证方式却是继承和深化了毗昙学之“自性”学说而与《大般涅槃经》的论证方式相异.竺道生深受毗昙学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显著地体现在其佛学理论当中.竺道生之所以成为“涅槃圣”,与其惊人的哲学天赋当然是分不开的,与其对涅槃经典的钻研学习也是分不开的,但更与其深厚的毗昙学功底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开悟 第五讲 唯识学的开悟(上)

上一讲对于小乘有关开悟的内容作了概略的介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就其思想或者就其果位而言,都是不能使人满意的。因此,小乘趋向于大乘,是佛教思想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研究佛学,尤其是在实践上追求无上菩提一定要以大乘为中心。真正的佛教是大乘,绝非小乘! 大乘教义里主要有两个学派:一个是中观学派,另一个是唯识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小乘部派佛教日趋分裂之后,紧接而起的是中观学派,继之而来的是唯识学派与     

智颉大师研究

智频大师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而且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圆顿止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三个部分，总括起来，便是代表了大乘佛教的“境行果”。天台宗就是依靠这套理论创立的。他的佛学思想对中国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僧肇佛教思想述评

僧肇佛学主观上承绪罗什般若学的思辨传统,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展开对世界“真实”的追索以及人生“意义”的探求。在对中观“三论”的阐释中,僧肇力图以求真求实的精神,反映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的本来面貌。但是,由于受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他并没有坚持罗什之学的批判原则,逐步放弃龙树中观系统的“破斥”精神,转而对《维摩诘经》“不二法门”盎然兴趣。在“不二”思维原则的指导下,僧肇佛学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因素,致使他所阐述的般若学精神难以纯粹。因般若之性空思想难以落实,故僧肇提倡以涅榘至极之果为修行的最终目的,是为《肇论》的宗旨。     

中国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

1.中国佛教属于北传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得以成立的关键在于“普度”,而普度的承担者就是菩萨,所以大乘又称菩萨乘。菩萨的基本标志是上求般若智慧,下化无边众生。中国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架构也是如此,即理论上以般若学为基础,在实践上则以菩萨行为核心。前者决定了大乘佛教的内     

从剡溪石城解码佛教中国化的基因图谱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主要在西域来华的侨民中流传.对于中国人来说,当时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洋教(“胡教”).直到魏晋玄学兴起之后,主张一切性空的佛教“般若”思想也被归为“玄远之学”,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重视,信奉佛教成为“好乐玄法”的风流雅事.东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各思想流派的勃兴,使得佛学进入中国主流文化...     

道安:在理论和僧团组织管理上推进佛教中国化北大核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位历史人物便是道安。道安(312-385)是东晋时期一位著名高僧,其一生致力于“佛教中国化”的事业,主要有两大贡献:其一,推动佛教理论上的中国化。道安本着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组织整理大批佛教文献,推动了中国翻译学、目录学的发展,并于此基础上将我国本土的儒道二家学说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推动了般若学的兴起;其二,推动佛教僧团组织管理上的中国化。     

支遁“逍遥新义”新诠——兼论格义、即色与本无义

据史载,支遁曾在向秀、郭象之外另立新说,阐发《庄子》逍遥义。但何谓支遁"逍遥新义",因相关资料有限,异说纷纭。本文指出:支遁新义并非是对向郭的简单肯定或否定,支遁的阐释立场和角度与向郭有所不同,他化用老庄和佛学思想,将二者予以嫁接。但与前人普遍采用的"格义"解释模式不同,笔者并不认为支遁仅仅是运用时人熟悉的老庄来诠释佛教的般若学和禅学新知识,或者运用后者来发挥前者的固有之义。为了厘清支遁的"逍遥新义",必须整体考察其"即色说"与逍遥义的关系,考察其思想与宗教实践的关系,考察其言行的时代背景。为此,作者梳理了前人观点,重点对陈寅恪格义说、汤用彤对支遁与向郭玄学关系的论述、即色义与本无义的关系、道安是否反对格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成实论》二题

《成实论》是一部小乘佛教的论书。《论》中主要是批评了说一切有部观点。本文从二个方面分析了《成实论》对有部理论的批评。一是破有部的“法体实有”的主张，立自己的“无自体性”思想；二是破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主要破“心数法”，强调“心差别”的思想。《成实论》在理论上一方面接近了大乘般若假名真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心性理论上，继续走小乘的路数。此外，《成实论》还谈到了印度其它宗教和部派佛教的思想，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略论佛教经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佛教与《文心雕龙》的关系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文中佛教术语很少,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缺少正面的推进,否定二者关系者往往对佛教经论了解不多,对于当时的佛教思潮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认识不足。本文从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两个层面来具体讨论佛教的影响。《文心雕龙》中对于般若思想的高度肯定、对于"圆鉴""圆通"等分析立场的强调,体现了般若思想对于《文心雕龙》观察视角的影响。《文心雕龙》的分析方法,主要受到毗昙学的影响,刘勰通过僧祐受到了僧柔借鉴毗昙学的方法讲解经论方式的影响,并把它运用到《文心雕龙》的创作中。毗昙学关于自相、共相、摄、不摄等分析方法在《文心雕龙》中也有相当具体的运用。     

方东美佛学思想及其现代精神

方东美的佛学研究,是在世界哲学的宏观视野下,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对佛学理论的重新诠释与阐发,代表了他晚年一部分成熟的思想成果,也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佛学思想的重心在于发挥佛教圆融和谐的精神,并以此作为中国大乘佛学的根本精神与理论特色.他认为,中国佛学的这种精神特征恰可对治西方哲学的心病,解决西方哲学史上二元对立性的理论难题.由此也可说明中国大乘佛学是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哲学.     

大乘与小乘·显教与密教

大乘与小乘教外有教,教内有派,佛教也不例外。同是佛教,却有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别。虽然在五台山历史上流传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但它何以名大乘,它与小乘有何区别,仍有了解之必要。自从释迦牟尼创建佛教之后,开始了佛教史上的“原始佛教”时期(约公元前六、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也就是释迦牟尼与他的弟子们积极活动,宣传、发展佛教的时期。释迦牟尼死后不久,他们的传承     

试论“增上缘”与“自性”问题

唯识学在大乘佛学中有其独特思维方式。对于法的生成关系,唯识学虽然也采用了佛教传统的“四缘”生诸法的说法,但是唯识学于诸法生起别立“种子”义,“种子”学说应该说是唯识哲学的一大理论特质。“种子”义实质就是承认诸法有其自性存在,虽然这个自性是有内在的刹那灭、果俱有、待众缘、引自果、性决定、恒随转之义,但自性是存在的。这就是唯识学的自性观。与唯识学不同的中观学则主张无自性,故说诸法生时不立种子义。我们知道大乘佛学有两大支:一是唯识学,二是中观学,史称中观学为空宗,称唯识学为有宗。所谓空宗就是无自性宗,所谓有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