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尔特曼的时间观

莫尔特曼的时间观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他认为“创造”基于“救赎”的目的,有了创造便有了时间.时间的流变表明“起初的创造”并不圆满,世界具有无限进步的可能.在以将来为远景的盼望下,时间由暂时性向永恒性过渡,并在上帝临在的同时性与全在性中圆满终结.时间与永恒不是截然对立.时间进入永恒,也就是永恒进入时间.莫尔特曼强调时间中的永恒,俗世中的盼望.俗世之重要,自然之珍贵,价值之永存,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     

海德格尔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

本文详尽疏解了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时间定义的现象学解释。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没有“错误”可言,因为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决不是如柏格森所认为的那样就是空间,尽管他把时间的特征首先刻画为诸现在的相继序列,但值得注意的是,诸现在不是诸部分从而把时间拼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当他相关乎“早与晚”来界定时间时,他恰恰是基于时间之为相关乎运动而被计数者来界定时间,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本身并不属于同语反复,相反,他是从事情本身的规定性来说的。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还属于流俗的前科学的时间领会,但它所显示的现象学内容为我们从流俗时间过渡到源始时间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进路。     

试论李大钊的进步人道主义观

试论李大钊的进步人道主义观刘彻,刘云龙一、“人道主义经济学”理论。１９１９年５月,李大对把现代经济学分为三种：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个人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学,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点：ｌ、承认现存经济组织的合理性;２、承认...     

未来时间透视及其与控制观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用修订的Fingman和Perlmuter的未来时间透视问卷、Lev-enson的控制观量表对167名大学生、46名进修教师和33名老年大学学员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①不同年龄被试者的未来时间透视具有相似的模式,即关注近的未来,并具有显着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②被试者关注未来时间的长度与控制观的内控水平呈正相关,与有势力的他人、机遇两水平呈负相关,但均未达到显着水平;关注未来时间的密度与控制观的三水平均呈微弱相关;但思考未来时间的清晰度与控制观的内控水平呈极显着的正相关,与有势力的他人、机遇两水平则呈显着负相关。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保罗神学的语言观与时间观

保罗神学,第一是指大数人保罗对耶稣基督的上帝的认信和理性反思形成的教义体系和行为规范,即以基督的十字架福音为内容,主要体现在真实的七封书信中:《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腓利门书》;第二是指在保罗周围的部分门徒(如路加、马可、提摩太、推基古等,提后4:11-12)在独立信仰耶稣基督后,同时赞同保罗所认信的信仰体系和行为规范而形成的神学。因此,我们把保罗书信视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其中也包括“伪保罗书信”。后者,至少是对保罗个人的信仰体系的部分认同,否则,就不可能选择保罗之名作为“伪托”的主体。保罗书信在语言观上突显出十字架的结构布局与问答逻辑;在时间观上,突出时间之未来与过去的张力,即从未来到过去和从过去到未来之间的平衡。     

约翰神学的语言观与时间观

任何宗教语言的特征是它的指使性.本文依据约翰神学的文献,即<约翰福音>、<约翰壹书>、<约翰贰书>、<约翰叁书>、<启示录>指出:约翰神学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宗教语言的指使性特征:"我是"的宣告、耶稣的对话性言说、吁请的祈祷;而它在时间观上的长时段的末世论的涵义意味着:作者约翰强调时间中的永恒与现在的关系,换言之,他认为永恒中内含现在、而现在中却内含着永恒.这种语言观、时间观,和约翰神学的以人与上帝的公义关系为基础的神义论的正义论相关,和它把基督信仰看成是上帝之言成为肉身的历史事件与耶稣的肉身成为上帝之言的神学事件的信仰相关.     

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时间观

中国当代先锋作家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时间观,他们通过控制“叙事节奏”,使叙事进程变得缓慢;通过独特的“叙述时序”,表现现代世界的无序,及生活的不完整和不确定;通过“重复叙事”使叙述充满无限可能性。     

论李大钊历史观的转变

19世纪下半期,由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在世界范围出现了进化论热。达尔文进化论由严复传入中国后,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进化论成了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由于受时代的熏陶,李大钊早期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也是属于进化论性质。他认为“由宇宙自然     

论宗炳佛学观与绘画意象的关系

宗炳从“澄怀”“会心”“神思”三个层面,对绘画意象创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发。认为绘画意象乃是画家在感通天地的过程中生成的心中之象,体现着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宗炳重视以虚静的心态来领悟对象之神,由物我两忘走向物我俱一,并通过想象力来超越现实时空的限制,使主体心灵与宇宙实相浑然一体,由此进入澄明的涅槃境界。宗炳以《画山水序》将佛学义理引入艺术领域,既形成了独特的佛学审美向路,同时也反映了六朝绘画理论的自觉发展,在中国绘画史和美学史上皆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天人观与主客关系论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是否中西哲学的特征？仅仅是“天人合一”能保护生态平衡吗？愿关心此问题的同志阅读一下本文──在近年来的中西哲学比较以及关于科技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即所谓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模式,西方哲学是“主客二分”模式,因“无人合一”而中国哲学没有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西方哲学则因“主客二分”而使科学技术得到长足的和过度的发展,以致造成了今日生态环境的破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欲拯救自然和人类的生存,就必须从“主客二分”向“天人合一”复归。笔者认…     

张载理观探微——兼论朱熹理气观与张载虚气观的关系问题

对于宋儒的理观研究,国内学术界历来关注的对象是北宋以理标宗的二程,以及南宋的朱熹。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丁伟志发表《张载理气观析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陈来所撰《关于张载的气观和理观》一文对丁伟志做出了回应,推进了对张载理气观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有两个倾向,一是认为张载重气不重理,此易造成对张载理观研究的轻忽;二是对张载之理的定位不准确,认为理是张载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张载有关理气关系的言论甚少,理气关系直到朱熹那里才成为一个成熟的思考框架,故本文把焦点聚集于张载的理观部分。本文…     

论李大钊的科学无神论思想

受近代科学思潮影响,李大钊形成了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阐述宗教的本质、产生根源、社会作用和发展规律,并提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李大钊的科学无神论思想不仅为破除宗教神秘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以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思想基石,阐明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为认识和解决宗教问题指明了根本出路。     

论《资本论》商品观的空间时间逻辑

《资本论》商品观的内容是经济的,但商品观的概念要素却牵涉不少哲学性问题。分析涉及内外空间性的财富表现问题、需要的满足问题、作为抽象结果的抽象人类劳动之被表现问题、随之而来的劳动时间之凝固及其异化问题,构成本文的基本任务。在所有这些分析中,抽象和简化之现实性和理论性特别值得重视。在此基础上,《资本论》商品观的理论结构将得到新的哲学评估,相关的方法论自觉也将得到新的学理阐释。     

李大钊与儒学

李大钊与儒学吕明灼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与其对儒学的认识密切相关,应重视李大钊从走儒家士大夫之路向民主主义者的转变的研究。五四前后李大钊对儒学的批判最为深刻,代表了时代的高度,体现了一种彻底地反封建精神。李大钊对儒学的认识与态度,整体上是正确的,他既尊重与...     

工具理性抑或价值理性——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之差异

理论界往往认同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如出一辙:二人都赞同“俄式社会主义”———通过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这种认识具有表层的合理性。然而,从深层推究,“俄式社会主义”终不过是实现马克思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而在价值理性方面,即在经由革命而建构的社会主义模式上,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见解迥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属“西体中用”派。其世界观认为,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是宇宙运演的普遍规律。用这种观点审度近代中西文明,双方乃是落后与先进两种性质截然对立并且…     

阴阳时间观浅析

中华民族是在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频繁而又规模巨大的内外战争中诞生和前进的,因此是一个对人生和时间价值有较早意识的民族。正是由于对光阴的珍视,我国周秦两汉时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阴阳概念为基础的时间理论。其主要内容如下:     

亚里士多德与阿维森纳时间观比较研究

本文意在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时间观的异同并探讨造成差异的原因。两种时间观的相同点在于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都把时间与运动关联起来进行考察,都把时间规定为运动的量(quantity)。差异在于亚里士多德把时间规定为运动的数(number),一种断裂的量;阿维森纳则把时间规定为运动的量(magnitude),一种连续的量。本文力图揭示造成这两种时间解释差异的原因,最终结论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客观时间观,而是兼具主客观因素、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产物。阿维森纳在解释时间时则有极强的去主观化倾向,阿维森纳的时间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时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