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思想立足点——从哲学界中西马的对话说起

一 哲学层面上的中西马对话,源自于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所做的这个"比较"从1840年前后就开始了;后来,这个比较变得更为紧迫,并逐渐成为显学;因而也就难免较强的应急性、实用性和简单化的问题.     

中西史学比较理论——浅评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杜雏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一书,自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其修订增补版是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在原书基础上所做的修改与完善。本文试从文章结构框架、内容思想、意义影响三方面来分析先生著作,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指导中国史学的研究。     

"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

本文从考辨"西学"原型、追寻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立说,运用概念辨析与历史重构相结合的哲学史方法,分析论证了晚明新起的学术思潮,及"预流"于其中的"少数创造者"士大夫与传教士群体之学术旨趣及其"近代"意义.认为:晚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原型,是以"天学"为核心的亦宗教亦哲学、亦政治、亦科技的复合体;以李贽、焦竑为代表的"三教归一"论和以徐光启、王徵为代表的"中西会通"论,这两股学术思潮共同导致了晚明王朝的理论危机;利玛窦立足于"天学"的宗教立场,徐光启立足于"理学"之哲学立场,共同确立了"易佛补儒"的"中国式"传教总策略,利本想依此进入中国士大夫上层社会以传播福音,徐本想依此恢复"朱学正脉",以挽救王学末流丧失儒家经学支柱之危机,结果却因意想不到的宗教角色向学术角色的转换,造成了千载难逢的"中西会通"之历史机遇,出现了"会通中西"之大量科技成果.<畏天爱人极论>是泾阳王徵的哲学创作,它是以"理学"会通"天学"的神哲学范例,其价值不在科技著作之下.     

从中西政教形态之异同看我国的政教关系（三）—一兼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政教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因教会介入公共教育而带来的争议贯穿现当代政教关系史。中西方因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不同。政教关系大不同。历史上的中国．“亚细亚生产模式”培育出“大一统”中央集权型体制,形塑为国人“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敬天法祖”的“家天下”宗法制度和政治伦理格局。配以“敬鬼神而远之”、“重今生轻来世”的现实功用型人本主义理念。使得儒释道信仰成为维护皇权的教化手段;虽有多神崇拜和泛神化信仰形态的长期浸润,但屡遭“毁佛灭道”、“灭洋”、“非基”和“破除迷信”运动的冲击．从根本上堵塞了宗教发展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路径。这既使泱泱中华难以熔铸出“一教独大”的宗教情怀．也使中国免于陷入西方式的宗教狂热。中国秉承史上“政主教从”、“教用于政”的政府管控宗教模式。El趋多元的文化生态及政教关系诸问题正冲击国人的理念．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从中西政教形态之异同看我国的政教关系（二）——兼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政教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因教会介入公共教育而带来的争议贯穿现当代政教关系史。中西方因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不同,政教关系大不同。历史上的中国,＂亚细亚生产模式＂培育出＂大一统＂中央集权型体制,形塑为国人＂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敬天法祖＂的＂家天下＂宗法制度和政治伦理格局,配以＂敬鬼神而远之＂、＂重今生轻来世＂的现实功用型人本主义理念,使得儒释道信仰成为维护皇权的教化手段;虽有多神崇拜和泛神化信仰形态的长期浸润,但屡遭＂毁佛灭道＂、＂灭洋＂、＂非基＂和＂破除迷信＂运动的冲击,从根本上堵塞了宗教发展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路径。这既使泱泱中华难以熔铸出＂一教独大＂的宗教情怀,也使中国免于陷入西方式的宗教狂热。中国秉承史上＂政主教从＂、＂教用于政＂的政府管控宗教模式,日趋多元的文化生态及政教关系诸问题正冲击国人的理念,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从中西政教形态之异同看我国的政教关系（一）——兼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政教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因教会介入公共教育而带来的争议贯穿现当代政教关系史。中西方因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不同,政教关系大不同。历史上的中国,＂亚细亚生产模式＂培育出＂大一统＂中央集权型体制,形塑为国人＂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敬天法祖＂的＂家天下＂宗法制度和政治伦理格局,配以＂敬鬼神而远之＂、＂重今生轻来世＂的现实功用型人本主义理念,使得儒释道信仰成为维护皇权的教化手段：虽有多神崇拜和泛神化信仰形态的长期浸润,但屡遭＂毁佛灭道＂、＂灭洋＂、＂非基＂和＂破除迷信＂运动的冲击,从根本上堵塞了宗教发展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路径。这既使泱泱中华难以熔铸出＂一教独大＂的宗教情怀,也使中国免于陷入西方式的宗教狂热。中国秉承史上＂政主教从＂、＂教用于政＂的政府管控宗教模式,日趋多元的文化生态及政教关系诸问题正冲击国人的理念,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从中西政教形态之异同看我国的政教关系(四)——兼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政教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因教会介入公共教育而带来的争议贯穿现当代政教关系史。中西方因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不同,政教关系大不同。历史上的中国,"亚细亚生产模式"培育出"大一统"中央集权型体制,形塑为国人"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敬天法祖"的"家天下"宗法制度和政治伦理格局,配以"敬鬼神而远之"、"重今生轻来世"的现实功用型人本主义理念,使得儒释道信仰成为维护皇权的教化手段;虽有多神崇拜和泛神化信仰形态的长期浸润,但屡遭"毁佛灭道"、"灭洋"、"非基"和"破除迷信"运动的冲击,从根本上堵塞了宗教发展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路径。这既使泱泱中华难以熔铸出"一教独大"的宗教情怀,也使中国免于陷入西方式的宗教狂热。中国秉承史上"政主教从"、"教用于政"的政府管控宗教模式,日趋多元的文化生态及政教关系诸问题正冲击国人的理念,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佛教中国化的三阶段阐论——以汤用彤中国佛教史三期划分为中心

贯穿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的主线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亦即力图阐发本土文化在与外来的佛教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他对于中国佛教史的三期划分,揭示出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阶段佛教的形式和内容的沿革,并体现出不同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规律。他对于佛教中国化规律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机制,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不仅有利于佛教史学科的繁荣发展,对于探索外来宗教文化中国化规律、实现文明平等交流互鉴,也都极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