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

本文认为,先秦时期所称的"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六家"、"九流十家",与先秦至汉代所称的"百家",不是同一范畴内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后人不了解"家"的这两种含义,更不了解"六家"、"九流"所产生的背景,对于先秦学术思想史有误解.     

正名:以"部门伦理学"替代"应用伦理学"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的问题有多种不同界说.但每种界说都存在困窘.究其原因,均是"应用伦理学"之"名不正则言不顺"所致.这就需要正名,以"部门伦理学"之谓取而代之.这个称谓符合学科划分标准,有充分的学理依据.这个新称谓能澄清不少用"应用伦理学"之谓所解释不清的理论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与孔子的"德"之比较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概念arete译为"德性"、"德"、"德行"、"美德"、"品德"、"优秀"等等.亚氏的arete指人时意思是人的理性的特长、功能.它分为两类:"理智的德性"和"伦理的德性";后者与理性密切相关,显示了亚氏伦理学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的"德"与亚氏的arete较为相似.孔子的"德"包括才在内,指人的道德.这或许可以叫做道德理性.孔子的"德"包涵内在的与外在的两个方面.在内为个人修养,外化为德行,二者密不可分.具体言之,即修己与安人.比较这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这两位东西方大师的伦理学说.     

"侍奉"与"事奉"

"侍奉"和"事奉"两词,经常出现在<天风>等基督教读物中.国内新近出版的圣经一律用"侍奉",灵修书中"侍奉"和"事奉"通用,而海外教会多用"事奉",究竟用哪个词更正确呢? "侍奉"或"事奉"的词,在圣经及灵修著作的原文中,并无差别,都是同一个词.那么,为什么会有"侍奉"和"事奉"两种不同的写法呢?     

"三纲"漫议

"三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三纲"虽形成于汉,但在汉代,其权威地位尚不牢固.而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三纲"的地位、影响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削弱.自宋代始,"三纲"不断神圣化,牢固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君权、父权、夫权日益绝对化.在明清之际,"三纲"受到初步挑战.到近代,经由"道德革命"的冲击,"三纲"一步步走向消亡.概言之,"三纲"的产生、确立、强化、崩坏是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同步的.     

"人本"与"民本"

"人本"与"民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而又是近现代的表述[1].简言之,"人"相对于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学或文化的概念;"民"相对于国家和执政者而言,"民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的概念.     

"伦理转向"还是"技术转向"

<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曾推出"哲学为什么要关注技术"的笔谈,其核心词汇是"技术转向".正如李河先生对该词汇所做的有限的质疑一样,"技术转向"缺乏某种历史的底蕴.然而,如同吴国盛先生所强调的,即使如此,它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口号来"唤起"人们对一种发展趋势的关注.李河还指出,"技术转向"同样缺乏逻辑的依据.     

"原罪"释疑

在基督教教义中,"罪"和"原罪"的思想在中国历来是被误解较多的两个概念.中国文化的语境下,"罪"是与对法律的违反和道德上的"恶"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样的理解与基督教对"罪"的理解有很大的距离.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对"原罪"的理解则更为困难.本文试图借助基督教思想史上对"罪"和"原罪"问题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述,对基督教语境下"罪"和"原罪"的含义进行辨析,以区分它们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对"罪"的理解之不同,从而尽可能地消除国人对基督教所讲的"罪",特别是"原罪"的普遍曲解.     

先秦易学的"神明"概念与荀子的"神明"观

"神明"是<易传>关键概念之一,亦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被广泛使用.各家"神明"概念都与"天地"有关,并涉及天地自然造化之过程,古代"神明"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而存在,也不表示神祇和鬼神的意义.笔者搜集归纳有关先秦两汉"神明"之资料,发现"神明"一词之用意牵涉天地万物之"德"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之死生运行皆源自"德",皆由神明之安排,但"神明"并不具备造物主身份,而是天地合德概念."神明之德"被视为万物造化的原因,若以两个字来表达"神明"的本质,则应是"生机"一词.郭店<太一>阐明了"神明"体现天地的相辅,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媒介、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荀子的"神明"观念,保留天地观的出发点,但同时集中于微观宇宙——"人"的核心概念.荀子对"神明"的定义近于黄老学派,既将"神明"视为"道"的唯一产物,又看作知"道"的唯一依据.只是黄老学派以神明论及天地观,而苟子藉此来探讨儒家的"君子养心"之议题.荀子之外,养生学派也将"心"视为"神明出"的器官,然而养生学派的观点是在表达"神明"是人中的"生机",而荀子藉此"神明"观,来探讨认识论的伦理问题.荀子的神明观,被宋明理学所继承.     

"做人"与"做事"

"做人"与"做事"是两个既重要又具有普遍性和活力的日常道德规范概念,在传统道德和现代性道德转型日益显著的今日中国,分析这两个看似普通实则艰难的伦理语汇具有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就廖申白教授作出的这方面论证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两者在日常伦理学方面的一些特点,以及在基础德性论与内部外部论证上的逻辑推导关系,并论述了这一基于"做人"和"做事"两个概念形成的初步理论的其他特征.     

再论"五行"与"聖智"

思孟五行与乐有密切的关系.<史记·乐书>不仅保留了思孟五行,而且以汉代五行图式,凸显"聖"德的地位."聖"居中,含容"仁义礼智",君位,宫音,土德,具有包容、为主、统合、生生的意蕴.<荀子>、<中庸>,特别是<孟子>与<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不少关于"聪明聖智"与"天德之知"的材料.戴震的发挥,深得思孟五行的个中三昧.与"聪明"相联的"聖智"是一种"神明"、"天德",是对"天道"的体悟或神契,是体验、接近超越层的"天德之知".切不可从知识论的视域,特别是主客对待的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思孟五行.思孟五行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以天道观为背景的"天人聖智五行观",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其枢纽是"聖智".     

"韩卢逐块"辨正

"韩卢逐块"是一个佛源成语,比喻不抓本质、要害,只关注表面的、非本质的方面.其定型经历了很长时期,早期多作"狂犬趁块"、"如狗逐块"等形式,"韩卢逐块"这个形式见于禅宗语录.亦可省作"逐块".     

儒学"意"范畴与阳明学的"主意"话语

儒家的"意"范畴及宋明以后出现的"主意"学说,与道家所言之"意"干系甚微.对"主意"学说的形成、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是儒、佛两家对"意"之范畴的诠释与阐述.儒学的"意"范畴,既可从"毋意"说出发而作私意、意念之理解,又可从"诚意"说出发而作意向、志意之解读;既可基于工夫论而把"诚意"视为"欲诚之意",又可基于本体论而把"诚意"视为"已诚之意";既可使"意"与"志"相结合,又可使"意"与"念"相并列.明中叶后"主意"一词由工夫层面的"诚意"范畴提升为本体层面的"意根"范畴,这种转变,既有历史逻辑的承继关系,又有阳明心学之修正思潮的现实推动.     

张载"和"论探微

张载是宋儒中讲"和"最多、有着关于"和"的丰富思想的理学家之一.其"和"论具体体现在"太和"、"心和"、"中和"以及"仇必和而解"、"民胞物与"等概念或命题中.从宇宙论层面的"太和",到道德心性论层面的"心和"、"中和",再到社会伦理层面的"民胞物与",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天人合一"和"论体系.此论上承<易>、<孟>、<庸>等"和"的思想,下启宋明理学以"和"为取向的心性修养论.张载"和"论对其体系的"天人合一"特征、道德心性论特质的彰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当代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藏象本质"与"白马非马"

针对藏象本质研究的哲学误区,围绕"脏器非藏象"、"藏象纯功能"、"藏象指标"与"白马非马"进行藏象本质研究的哲学反思."脏器非藏象"、"藏象纯功能"类似"白马非马","藏象指标"类似"白色是马".探讨藏象本质研究的正确思维方法和技术方案,推动藏象本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走出"藏象"概念的误区--论"藏"与"象"的辩证关系

1"藏"与"象"的关系反映了"器"与"道"的辨证关系 "器"与"道"这对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根本问题.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安石、张载、王夫之等一再强调"器"是第一性的、本源的,而道只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具体点说,"器"是体,"道"为用,"道"在"器"中,故学"器"应该学"道";"器"在先,"道"在后,"道""器"无相离,故变"器"必然变"道".     

全真道"功行"与达磨"二八"之比较

功行双修乃全真道重要教义之-.其中,真功明显受禅宗之影响,真行则融入了儒家与大乘佛教之精神,二者之并重又似达磨<二入四行观>之理入与行入.文中将对全真道"真功"、"真行"与达磨"理入"、"行入"思想,分别陈述其要义,再综合分析二者之异同.     

艺术风格的"有我"与"无我"之境

<人间词话>指出:诗词"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为"有我"之境;张先<木兰花>"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为"无我"之境.艺术创作也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郑板桥一竹画,曾题"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为"有我"之境;旧俄罗斯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为"无我"之境.<人间词话>还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概念作了更深一步的论述.     

作为"伦理学之后"的"三玄"

《周易》《老子》《庄子》号称"三玄",三者共同创立了中国古代"伦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易传》展示了形而上学超越于儒家伦理之上的实践哲学本质;《老子》的"道论"将实践哲学纳入类似于康德的实践"模型"的隐喻之中,建立起天之道、圣人之道和处世之道三者上下贯通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模型;《庄子》的"至人"理想则通过诗意和寓言的方式在高悬的天道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以凭想象来把握的纽带,为道家的"伦理学之后"开辟了 一个看起来充满"至乐"和"天乐"而值得追求的审美维度,但也终究没有摆脱自欺和自我麻醉的幻觉.     

"象思维"视野下的"易道"

"易道"的根本在于,观物取象,并进而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洞察出卦象,由卦象以尽意."象思维"的本质在于"非实体性",而这种非实体性使<周易>的象思维具有"原发创生"性,并且表现出与西方实体性的概念思维本质不同.从原发创生的视角观之,历史上和今天关于卦爻之象数与卦爻辞哪个根本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原发创生的"筑象"过程."原发创生",就是无极而太极之生,是"无中生有"和"有中见无"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