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弥足珍贵的古匾原件照片——北京牛街礼拜寺一笔“太斯弥”匾原件照片

2005年1月至4月,我应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邀请进行了“伊斯兰教与儒教比较研究”的客座项目研究。在著名教授、新儒学主义学派代表杜维明先生的指导下,我不仅顺利地完成了规定的研究课题,同时,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搜索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地区调查和收集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在检索“中国内地传教会”的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先生(Claude L.Pickens,Jr.1900-1985)捐赠的近1千幅照片中,我发现了一帧十分珍贵的有关北京牛街清真寺所藏的“太斯弥”匾原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毕敬士先生大约在1934年至1935年期间到北平牛街礼拜寺参观访问…     

纳润章大阿訇与他创办的云南蒙化县“兴建中学”

在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 Pickens)先生捐赠给哈佛大学燕京书社图书馆的影集中有这么两幅照片:它们是云南巍山县(民国期间被称为“蒙化县”)永建乡兴建中学的穆斯林师生集体照和兴建中学教宣一队和二队到大理喜洲村宣教后接受大理穆斯林赠授的锦旗后与喜洲穆斯林的合影。其中第一张照片有云南著名大阿訇、学者和教育家纳润章先生,照片拍摄的地点是晏旗厂。这两幅照片应该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有价值的资料。纳润章(1900-1971),名荣滨(滨也有写成“王”字偏旁的),以字行。经名努尔·穆罕默德,云南通海(原名河西)纳家营人。出身…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一)

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L.Pickens,Jr.1900-1985)和妻子伊丽莎白·兹威默·毕敬士(ElizabethZwemerPickens)曾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毕敬士夫妇及伊丽莎白的父亲塞缪尔·兹威默博士(D r.SamuelZwemer),以及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IsaacMason)等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中特别关注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立志要让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愿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兴趣。梅益盛先生曾把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翻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毕敬士先生的岳父兹威默是一位矢…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四)——中国穆斯林大学者马注之墓及印章

2005年春季,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伊斯兰教与儒教比较研究”的客访研究项目时,通过图书馆专家林希文博士的帮助,查看了图书馆收藏的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先生(Claude Pickens)捐赠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其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中国穆斯林先贤、云南伊斯兰大学者马注的墓地。原照是10×12.5厘米大小,经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处理、扫描和放大,现在的照片是原照的四倍。根据毕敬士先生留下的笔记资料,工作人员在照片上做了这样的注明:蒙化(今巍山县——笔者注)小围埂附近的马注墓(MaChu誷grave near Hsiao Weiken,Menghua…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二)

笔者应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邀请进行客座研究项目的访问学习期间,在该大学的图书馆里搜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地区收集的历史资料时,发现了两张十分珍贵的王静斋大阿訇的照片。王静斋(1879-1949)是著名大阿訇,与达浦生、哈德成和马松亭一起被并称为近代中国四大名阿訇。王静斋阿訇出身于经师之家,早年饱受经学熏陶,又先后师从李长贵、马玉麟、于勉斋、金连荣、刘绪魁、李德明、海思福等京津地区的名阿訇学经。他26岁时于勉斋阿訇为其挂幛穿衣。毕业后,王静斋阿訇一生曾在河北、北京、辽宁、黑龙江、天津、山东和台湾的台北等地担任阿訇,还…     

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考察

哈佛燕京学社基于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双方办学的需要,协商开展校际合作,共同培养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互派学员和教员,攻读高层次学位,资助出版相关学术著作等,追求学术性与公益性,有较好的社会效应、学术效应和教育效应.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体现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的发展需要,本文通过对哈佛燕京学社进行历史考察,旨在反思今天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之路.     

清末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内外关系、样板作用及借鉴意义

本文根据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珍藏的《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文献,分析了上海清真寺董事会代表的穆斯林社团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与教职人员和教民的关系;简略地分析了清真寺董事会如何处理内外矛盾和调解社团内部矛盾的经历;文章通过宗教及和谐模式的角度分析了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在中国伊斯兰教中的样板作用;文章最后概括了董事会的借鉴意义,认为这样的宗教社团组织的出现是近代中国伊斯兰社会积极适应社会变革形势的发展结果.     

近年海外新儒学的动向述介

现代新儒学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无疑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经常呈现出新的动向、表现出新的特点。笔者于１９９７年９月至９８年２月应邀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了该社主持人、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同时，访美期间笔者还与国际中国哲学...     

儒林大家——杜维明

<正>在西方的学术中心耕耘中国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巅峰上眺望世界,学者杜维明为往圣继绝学,领路新儒学,为纷争不已的世界文明打开了一扇对话的大门。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从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医生考略

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双重角色.自1820年起,俄国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随团医生.这些医生除具有传教士团成员所共有的特性外,由于本身的职业特点,在随传教士团驻北京期间的活动又各有千秋.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随团医生及他们来华的原因、在华主要活动,进而由点及面,透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中俄关系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及深远影响.     

在变幻中更新缘分——燕京神学院学修生活小记

日出日落,白天黑夜,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和燕京神学院的缘分都在变幻中更新着。燕京神学院是中国基督教唯一建在首都北京的一所神学院,是培养基督教教会人才的摇篮。燕京神学院原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50年独立成为燕京宗教学院。1953年后,华北地区多家神学院并入,改名为燕京协和神学院。改革开放以来,燕京神学院     

李提摩太与佛教典籍英译

中国经典西传,传教士功不可没。从最初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到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四书五经的英译,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西译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西传和西方汉学的发展。而早已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汉语佛教     

传教士本土化的尝试:试论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与清中叶中国学院的创办

清中叶来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华传教14载,深谙天主教在华传播之现状与困境,长期致力于在中、意培养中国本土化传教士。其自华返回意大利后,在其故乡那不勒斯创办中国学院,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本文拟以传教士本土化培养为视角,着重探讨马国贤创办中国学院之动因、经过与影响。     

哈佛,凌晨4点半

哈佛大学图书馆有这样一条馆训:现在睡觉的话,会做美梦;而现在读书的话,会将美梦变为现实。我到美国旅游时,首站就选了哈佛大学。而参观哈佛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维德勒图书馆。维德勒图书馆藏书345万册,是哈佛大学100多座图书馆中极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

传教士来华后,女子教育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变迁与传教士密切相关。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教育思想的宣传,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传教士传入的女子教育模式,为中国女子教育做了示范;传教士还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教职人员。     

清末法国传教士在四川教案中的处境及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从成都教案到义和团运动

天主教弛禁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大量传教士入川,四川天主教教务大幅发展。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加深,民众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且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事物,其教义教规又同中国社会传统习俗有许多相违背的地方,这些因素导致清末四川教案不断。本文着重描写法国传教士在成都教案、大足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中的处境。处理教案过程中法国传教士与四川官员频繁互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演变尤其令人瞩目。此外,传教士眼中的四川官员形象以及传教士如何处理与四川官员的关系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当代的哲学革命何以可能——哈佛学者黄万盛先生清华讲学综述

受清华大学哲学系之邀,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儒家研究会项目主持人、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主编黄万盛先生今年3月在清华园进行了为期3周的讲学活动.在"当代的哲学革命"这一总题之下,黄先生有详有略地阐述了以下四个专题:一、"新世纪和哲学典范的转移",二、"政治哲学背后的社会、文化转向",三、"知识分子和哲学",四是"精神哲学:价值困惑和教育".黄万盛先生丰富的学术经历、精湛的专业水平和近乎虔诚的敬业精神给各位听课者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汉学素养探析——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书目为中心的探讨(1928-1941)

学界普遍认为,传教士汉学是西方汉学的奠基石,其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明末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刘东在《美国汉学的传教之根》一文中指出,来华传教士的认同滑移导致了追求知识客观性的美国汉学的产生[2J.传教士与汉学的关系既渊源有自,又不断传承和演进.已有的关于传教士和汉学的论著为数众多,这些论著或介绍了传教士的汉学著作,或描述了传教士对汉学发展的贡献,但它们很少论述传教士群体的汉学造诣.本文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书目"(Our Book Table)栏为基本史料,探讨该杂志所评介的汉学著作,进而展现作为撰稿人的传教士群体的汉学素养.     

1911年后美国传教士对孙中山之态度

辛亥革命成功之初,美国在华传教士因这场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之基督徒身份而对其大加推崇,甚至将其视为君士坦丁大帝,期冀借其影响力使异教的中国人皈依耶稣基督.更有传教士预测,中国不仅会成为一个共和国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宗教国家.然而,1913年3月之后,随着几起重大政治事件的相继发生,尤其是孙中山决意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之后,美国在华传教士发现,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太过激进,充满民族主义色彩；其不顾大局发动之讨袁内战,不仅因动乱再起而危及基督福音之在华传播,而且有悖基督宗教之核心精神.故此,孙中山被传教士们视为中国和平的潜在破坏者、“不名誉”的人,其所作所为更被认为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构成严重威胁,最终,美国传教士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明代唯识学、华严宗大师高原明昱行历及其贡献考述

明清时期的华严唯识学弘传史中,高原明昱(1544?-1633?)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明昱在蜀地出家并且受具足戒,大约于万历十年(1582)离开蜀地到终南山,遇到奇人授以《成唯识论》。明昱在关中研习九年,后于万历十九年到燕京,万历二十三年离开燕京南下至江浙一带,后住持常熟兴福寺,被誉为开山祖师。明昱《成唯识论俗诠》的完成并刊刻是明末唯识学复兴的标志性事件。明昱在南京、苏州、杭州、燕京宣讲《成唯识论》,对于唯识学的复兴贡献卓著。晚年,明昱回到故土蓬溪,重建青莲寺,在当地享有盛誉。清初,高原明昱弟子御生明善和徒孙乐修慧善(1624-1690)在北京弘扬华严宗义和唯识学。清代的华严宗谱系将明昱列入本宗法脉,高原系是明末清初乃至民国时期华严宗几大法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