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惠之“辩”管窥

《庄子》中多次述及惠施的言论行事。惠施是庄子的诤友,喜辩且善辩,他曾多次与庄子发生争辩,如《逍遥游》中与庄子围绕瓠瓜、大樗展开的"有用"与"无用"之辩,《德充符》篇末与庄子关于人"有情"还是"无情"之辩,     

论公孙龙、庄子和憨山德清的“非指”之辩

公孙龙和庄子都讨论过"指非指"的命题,后世高僧也参与论析,使"非指"之辩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涉及道家、形名家和佛家的著名公案。然而,三家的讨论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公孙龙侧重于从差异性的角度分析概念,深化了对于概念内涵的思考,但概念使用不严密;庄子在道家境界论的语境下的讨论"非指",从道论的立场出发,主张万物一体,超越了对事物差异性的分别;憨山德清立足于佛教修养论对《庄子》进行解读。德清强调"我见"、"我执"是纷争和是非的根源,以"物论"之齐解释"齐物"之论,将庄子的"非指"之辩落实为非辩之辩,固然揭示了道家之境界,同时也体现了佛教修养论的思想特点。     

辩与默

正人该好言,还是该寡言,这个问题真不好说。我是个寡言的人,尊崇道家的"大辩若讷"的思想。庄子说得更明白:"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庄子还说过:"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这都表明,道家以"无言"为宗。"沉默是金"这句话,可以在道家找到其源头,虽然这句话是一个叫托马斯·卡莱尔的苏格兰人说的。近日重读《荀子》,发现荀子的观点,和道家迥异。他说:"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     

辩名析理: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

"辩名析理"是中国古代解释经典的方法之一。如果从"辩名析理"角度看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其所辩之"名"包括:集百家之言提供"辩名"的基础;在文本里开展田野工作,寻求《墨辩》逻辑学之意义。其所析之"理",引入两个"新学",即西方逻辑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出西方逻辑框架下的墨家逻辑和先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逻辑。这两点是建国17年研究中国逻辑史学者的共同特征。我们认为逻辑观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先决条件。     

不辩与不得不辩:孟子与庄子的言辩观念比较研究

善辩如孟、庄,其实都处于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不辩"的观念来自于学术渊源与自身思想对言辩本身的警惕和省察,而"不得不辩"的行动则是对战国时期风行的公共论辩的现实回应。欲理解孟子与庄子言辩观念的内在张力,有必要先考察孔子与老子围绕"言"与"名"的言辩观念以及好恶情感的介入。孟子与庄子分别绍继孔子与老子的思考,进而透过"言""心""气"诸概念从语言、心性、气论、情感各层面反思辩论本身,并检讨言论观点的产生与接受机制,由此促使孟、庄在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辩论姿态。     

“辩,争彼也。”——墨家论“辩”的定义和有效条件

先秦时代,诸子蜂起,论辩成风。论辩是一种促进知识批判增长的言语行为。然而,孔子“崇仁恶佞”.从道德上否定论辩;孟子“好辩”,却宣称出于“不得已”;庄子从相对主义立场怀疑“论辩”的可能;名家之流如公孙龙辈“饰人之心,(?)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将论辩蜕化为诡辩。在先秦诸子中,给“辩”下了科学定义并规定其有效条件的正是《墨经》。《经下》:辩,争彼也。辩胜当也。《经说下》: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经下》:彼,不可两也。《经说下》:彼:兕、牛.(豸区)非牛,两也,无以非也。(从高亨校)。理解《墨经》“辩”的定义的关键在于一个     

诠释的偏移与义理的变形——庄子“小大之辩”及“逍遥”义理迁变之省思

庄子"小大之辩"原本"扬大抑小"的义理旨趣,为何会被向秀、郭象与支遁偏移为"小大同扬"和"小大同抑",造成其"无待逍遥义"被变形为"适性逍遥义"与"至足逍遥义"。通过解析"小大之辩"的四种内在义涵,分析"小大之辩"四种可能的价值取向及三种现实的诠释进路在"逍遥义"发展史上的落实演进,可以发现,"小大之辩"概念广泛的能指性和前后文意义联系结构的松散性导致的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庄子因寓言的手法,以不同物类间的"小大之别"类比同属人类的"小大之别",其间所存在的喻比象征的不相类,是导致庄学史上注家对"小大之辩"的根本主旨发生诠释的偏移,进而造成"逍遥"义理发生变形的直接原因。     

鱼乐、真知与浑沌——濠梁之辩的逻辑分析

对于庄子与惠施在濠梁之上的"鱼之乐"的辩论,本文试图论证:庄子并无意图要证明他知道知鱼之乐,他的目的在否证"他者心灵的不可理解/通接性"这一惠子的假定。本文认为庄子的"知"与他的"为一"观念是密切相关的,而庄子的"为一"观念与惠子的"一体"观念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此外,本文还对庄子的实在观进行了讨论。     

濠梁之辩、摩尔悖论与唯我论

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对《庄子》中的著名辩论濠梁之辩所包含的命题、论证和推理进行了分析,指出惠施在论辩中隐含使用或承认了某种唯我论命题,该命题将导出形如"φ且我不知道φ"这样的摩尔句,从而产生摩尔悖论。庄子通过反驳和"诡辩"的方式不自觉地触及了其悖论性所在。进一步,利用摩尔悖论表明:在合理的预设下,认识论的唯我论即使是真的,也是不可知的。本体论的唯我论比认识论的唯我论在逻辑上更加坚固。     

荐福弘辩的洪州禅思想

京兆荐福弘辩师承章敬怀晖禅,是洪州宗第二代京禅的代表人物。他与唐宣宗的问答录集中反映了他的洪州禅思想及其特点。他对禅宗的佛心论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智慧觉照为佛心,心者佛之别号,皇帝日应万机亦是佛心。主张顿悟需假渐修,如人吃饭,不一口便饱。认为外教诸宗持经、念佛、持咒都是如来最上一乘,禅宗祖师契会心印,亦是佛之一化,实无一法与人。弘辩受长安政治文化的影响,既继承了洪州禅的思想,也发展了洪州宗京禅的思想特点和风格。弘辩在会昌法难之后,诏对称旨,既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洪州宗在京城乃至禅宗在全国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禅学思想更影响到后世。     

从“十论”到“墨辩”——先秦墨学的思想转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墨学在先秦时期经历过一次意义非凡的思想转向,即由墨子的"十论"转向后期墨家的"墨辩",由政治、伦理转向逻辑、论辩。学界一般以内部分化与外部刺激作为墨学转向的两大原因,然通过《墨子》之文本实可获得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当中本就蕴含着逻辑之自觉与论辩之观念,后期墨家则将此自觉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论辩方法。先秦墨学从"十论"转向"墨辩"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不仅为墨子的"十论"做了有力的逻辑补充,对稷下辩者和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对当代逻辑学、论辩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亦有深远之启示。     

异见的辩与知：濠梁之辩再理解

对濠梁之辩的再理解，可以贯穿论辩始终的“安知”作为焦点和枢纽，重在分析“安知”的多义性传递的文本意图。这场论辩意在探讨的是如何面对异见的问题，惠庄对此有着不同的选择，惠子用“辩”对待不同的知识系统，庄子则强调他们的共在与共通。文本透过“安知”的多义性在论辩过程中的有意启用，一方面进行劝诫，反思以惠子为代表的战国以来“以辩饰知”的名辩思潮的局限性；一方面提示知识的多样性，乃至世界和事物的多样性的问题，寄希望于谋求知识的共在、共通及对世界和事物的本来属性的尊重和遵循。     

《庄子·齐物论》“指”、“马”之喻别裁

本文从考辨《庄子·齐物论》之"指"、"马"之喻所喻为何,对庄子借此以申释其齐"物论"而齐"物"的思想作了抉示。庄子因名家所辩"指"、"马"而为"指"、"马"之喻,但却从根本上抑斥言辩。而"物"与"物论"、"物"之齐或不齐与"物论"的齐或不齐在庄子这里是一体的,对这一体的最精要概括莫过于"物谓之而然"。对于庄子来说,齐"物"的契机在于齐人的"谓之"或齐其"物论"。     

倾听的感觉

倾听是一种学习。倾听书本,就是与大师交流。在夜深人静的雪天,在雨打芭蕉的黄昏,在春风和畅的午后,捧一册闲书,品一杯名茶,走近大师,倾听大师。听庄子谈《逍遥游》,与他一起"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或登上李清照的舴艋舟,倾听她那载不动的一腔愁绪;或打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中的“人为—自然”之辩

"人为(Nomos)—自然(Phusis)"之辩在古希腊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柏拉图的哲学本质就是要回答其中的问题,在根本上消除和超越"人为—自然"之辩。《克拉底鲁篇》详尽描述了基于人为和自然的不同名称理论,证明了克拉底鲁的自然主义和赫摩根尼的人为约定主义依据了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这两种根本上相通的理论,从而,名称问题上的"人为—自然"的对立是表面的,关键在于克服自然之为流变的自然状态。     

从“天人之学”到“内圣外王之道”——论王船山对庄学之哲学重建

王船山《庄子解》是以经典传注为形式、以哲学重建为鹄的的庄学诠释学著作。王船山指出,正如孔子许狂者不忘其初,庄子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在存在论上,天地万物是气之流行聚散,道是天地运行过程中的几微之力,以天兼道,天为人之源,人为天之心。在价值论上,天有厚生之德,健顺之道,庄子所谓的"至人之神"是对"天地之神"的领悟,因此提出"天命我而为人,则固体天以为命"的价值诉求。职是之故,在人生论上,他将《达生》篇"反以相天"解释为"参赞天地之化育",并提出人生价值之"立命而相天"与"能移而相天"两大人生归趣,从而挺立起一个既含摄庄子"自由主体"又含摄儒家"价值主体"的人生主体。船山在以《易》《庸》的"参赞"精神诠释《庄子》的同时,也以庄子之因顺自然天道、重视个体存在的"在宥"精神反哺儒家经典在此方面之阙如,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周延、儒道互摄的"内圣外王"哲学体系。     

论庄子"内七"篇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庄子"内七"篇的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解读庄子思想的钥匙.《齐物论》中,在三处最关键的问题上,庄子罕见地高频率使用了"以明"一词."以明"一词,本源于老子的"知和曰明"一语.庄子在"明"前冠以"以"字,使"明"被提升为一种原则,同时具备了方法论意义.由于"明"的内容是"知和",庄子把"和"引入了对矛盾是非的解决,因此,庄子用"以明"解决诸如"矛盾""是非"等问题的时候,其典型格式就是"和之以是非"、"和之以矛盾"."和"是庄子内七篇的哲学基础,庄子把老子的只具雏型的"和"理论,精辟地演绎成了一个完善细统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对道家哲学的意义是重大的,而且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意义也是重大的.     

游与隐

正一般人都有一个误解,认为道家是出世的,是劝人离群索居,去做隐士。事实上,道家的理想人格是"游"不是"隐",这是需要着重强调的。事实上,道家对隐士是持批评态度的。庄子在《刻意》篇中,对隐士有一段很文学化的描述:"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庄子不认同这种人,他认同的是"无江海而闲",这显然是一种"游"的人生态度。庄子在《外物》中说 :"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反对隐士,     

齐同、剸同、和同——“和同之辩”中“同”的三种理路

"和同之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在《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都有阐发。《论语》中提出的"和而不同"原则,是对"和同之辩"的发展,不仅代表了孔子的理想,也是"和同之辩"的正解,即肯定差异性的和谐统一("和"),反对不顾事物之间差异的强行统一("同")。在此,"和"的价值被肯定,而与之对立的"同"则被摒弃。但是,由于"和"的逻辑是在尊重复数他者的前提下构成的新的统一体,故"和同"本身又可看作一个新的概念即"由和而同"。在这个层面还有"剸同"和"齐同"。"剸同""齐同"虽与"和同"不同,是在差异性基础上的类同和强同,但都是"同"的子概念。"剸同"与"和同"不同具有对抗性,"齐同"则因具有化解二者紧张的性质而具有过渡性。因此,"齐同""剸同""和同"就构成了"和同之辩"中与"同"相互关联的三种理路。最终,共同体的未来需要通过"和而不同"的逻辑,使"和同世界"成为"和合世界"。     

公正评价惠施之学——与刘捷宸同志商榷

惠施之学是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庄子曾经对惠施说:“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庄子·徐无鬼》)可证惠施在当时诸子中是有重要地位的。然而,自从荀子提出“言无用而辩,辩不急而察,治之大殃也”(《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提出“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