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到迂回:利科超越诠释学难题的三重递进

诠释学在其发展中面临着说明与理解、真理与方法之间的对立。利科将诠释学巧妙地嫁接在现象学之上,并在结构主义的中介下避免了海德格尔的捷径式存在诠释学的弊端,从而发展出一种迂回长程的作为现象学变体的诠释学哲学。利科诠释学的基本精神首先体现在利科的"文本"理论中。利科的"文本"理论吸取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的积极因素,通过结构的"间距"和主体的"占有"两个方面来解决诠释学难题,从而让结构的说明与主体的理解融合为一;据此,利科先通过行动与文本的同构,扩展和深化诠释学向行动领域,进而又在叙事理论的支撑下在时间视域中考察主体的自我理解,从而实现了迂回策略下超越诠释学难题的三重递进。     

诠释学的两种取向与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

有关诠释学与哲学史研究方式之间的思想关联的深度探讨相对缺乏,与此相一致,尚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诠释学的哲学诠释学,即有关哲学的经验或哲学史研究的经验的诠释学.从哲学史研究方式的视角反观"方法论取向的诠释学"和"存在论取向的诠释学",可以看出,前者内在地包含着三种把握"文本"之意义的方式,即心理的重建、语境的重建和祛语境化...     

施佩特的诠释学-现象学

20世纪初,世界语言哲学发生着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哲学,诠释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形成的。施佩特作为这一语言哲学现象在俄国的代表,不仅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而且把该现象学与诠释学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诠释学-现象学。该学说根植于胡塞尔现象学,深受狄尔泰诠释学影响,亦有着洪堡语言哲学、斯拉夫派和莫斯科形而上学学派的思想印迹。施佩特对俄国语言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和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们的研究,开创了俄国语言哲学的新局面。     

现象学与书写

现象学与书写(writing)活动之本质或研究书写的实践理论之间到底有何关系?针对此问题,本文尝试以现象学考察去揭露书写的语言含义(Bedeutung)、结构和目的,进而厘清书写之实践活动的本质,提出有别于其他现象学研究学门之书写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writing)的观点。然而,不仅构思"现象学式地书写"(writing phenomenologically)的理论原则,并且于最终将主张:现象学研究本身即是一种对生活世界之存有意义进行理解和说明的书写活动。而为了陈构上述"现象学式地书写活动"之本质,本文将首先说明现象学中有关现象、意义和语言之思考,以此思考为基础,进一步去澄清现象学对书写活动的反思,最后提出现象学书写的理念。而研究主题的理论背景主要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另亦收纳当代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和利科等人之观点。     

感通与解味

宋儒"玩味"的读经法中包含了一种深刻的诠释学思想。贡华南通过辨析"义""味",提出了解义、解味两种不同的诠释法,并以此区分魏晋和宋儒解经法的特点。他进一步指出,解味说的关键在于把握文本的"价值意味",而不是文本的"客观义理"。这一解读误解了言象意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没有看到魏晋的解经实践超出了对文本客观义理的把握。更关键的是,将所解之"味"确定为"价值意味",偏离了其义味之辨的初衷,没有彰显味觉之"味"的身体性维度。重新审视宋儒读经法可以发现,解味的实质是"切身体察",里面包含了一种让身体参与到文本理解中的诠释学思想。这一参与的过程,可以称为感通。《易经》咸卦所展示的感通之象,表明感通原本包含了身体性参与的维度。从感通的角度重新确定解味说的内涵,亦与宋儒"身心一如"的思想底蕴一脉相承。     

框架诠释学:框架理论的诠释学与现代性批判意蕴

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既注重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理解条件及其作用的探究,在理论品格上倾向于哲学诠释学;又特别注重通过诠释进行社会批判,其诠释学思想又表现出诠释哲学品格.他的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具有一种明显的居间性,这说明现代诠释学不仅可以在哲学存在论上被理解,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泰勒的...     

伽达默尔的对话诠释学何以不是相对主义的——基于对问答逻辑的再思考

伽达默尔的对话诠释学由于强调理解者的处境性和差异性而提出“不同地理解”的诠释学方案,这使得它在学界通常面临某种相对主义指责。从对话的具体实行方式亦即问答逻辑出发,可以针对相对主义指责为伽达默尔辩护。在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中,问题源于文本自身,并激发着阐释者提出自己的问题。语言作为原初发问者,构成了文本诠释学和对话诠释学的媒介,并保证了理解活动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从而有效地防御理解活动中的相对主义。尽管如此,作为公共之物的语言并不会妨碍回答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使得理解既是开放的又并非任意的。     

《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刍论——以王弼《明象》与“存有三态论”为中心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深层论述,对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做一总体探源,跨越实然、应然,回归本然,指出"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和合为一。最后,总结"归返自身,由在而显"为《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极成。     

现象学与生活——胡塞尔的方案

现象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什么?胡塞尔同时提出两个选项:一个是主张现象学脱离生活,另一个则主张现象学亲近生活。在理解胡塞尔时,任何一个选项都不应该被偏废。这两者并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包含调和的可能性,为了充分达到这个目的,仅仅采用超越论的现象学是不足的。虽然胡塞尔本身的哲学最终以彻底的反思作为归宿,而只有超越论的转向可以达到彻底的反思,但为了能够厘清现象学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亦即说明现象学和现实世界之间除了对立的关系,还存在非对立的关系,唯有借助于胡塞尔本人也相当重视的现象学心理学才或可竟其功。     

“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从文本到行动:利科自我诠释学的扩展与深化

在"自身"与"他者"辩证法基础上经由象征、符号中介的长程迂回的主体理论是利科诠释学的真正内涵。在主体理论与诠释学的交互推进中,利科通过从文本到行动的诠释学扩张,迈向和实施一门在不同工作场地中早已预期的"自我的解释学"。本文通过展现利科主体理论与诠释学的交互推进,从符号学的挑战、事件与意义的辩证法、行动的"文本"范例等多个层次,阐述利科从文本到行动的诠释学发展的逻辑机制,呈现利科在时间、行动、语言框架中所建立的富含自我与他者辩证法内涵的自我诠释学理论。     

现象学“视域”下的审美知觉研究

严格地说,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并没有直接对"审美知觉"做出分析.在胡塞尔的著作中,也找不到"审美知觉"一词.但是,由于"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艺术家"对待世界的态度与现象学家对待世界的态度是相似的"[1],换言之,"美学本来的学科性质与现象学的方法之间有着一种本质上的密切关系."[2]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对"知觉"的分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包含而且等同于对"审美知觉"的分析.     

Interpretation:对“诠释”的诠释

哲学本质上就是诠释学。对概念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interpretation"通常与诠释学关联在一起,有时甚至就被看作"诠释学"的同义词。然而,在哲学文献中,这个词往往是不同语词的翻译,比如"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Auffassung"或"Auslegung"。虽然作为翻译的结果,这些词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式"interpretation",但其意义或用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从诠释学的视角对"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呼应和补充:语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用法,也在于对其用法的理解与解释。     

文本解读中的限制与自由——论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

美国诠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赫施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与伽达默尔把理解和解释的正确性闲置一旁,专注于阐明理解和解释如何发生的本体论诠释学取向的不同,赫施力图捍卫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立场,主张理解和解释是有限制的,其目标在于揭示和阐述文本的含义（以语言符号表达的作者意图）,但他同时主张一种自由的批评,以沟通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彰显文本的意义。在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试图超越诠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二元对立的努力。     

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及其出路

20世纪末 ,国内外理论界先后出现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声 ,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然而 ,当我们确实着手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 ,却不得不发现我们遭遇了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这里的“诠释学困境”是指在解读马克思文本中如何处理文本的诠释与意义的创生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困难处境。[1]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初期发展受到了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影响 ,无论是旨在创立一般诠释学的施莱尔马赫 ,还是努力把诠释学确立为精神科学之普遍方法论的狄尔泰 ,都把诠释学当做一种追求确定知识的方法论来加以建构。他们的诠释…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诠释”还是“阐释”: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

中国文字诠释学以"字本位"为特征,但其对意义的解释则需要借助解释主体介入原则和解释文本独立原则。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西方诠释学传统讨论的主要内容。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文字诠释应当以思想阐释为前提,而文学阐释则应以哲学阐释为根据。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都可以被看作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     

文本与解释

"文本"在现代诠释学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但在基督教"解(释)经学"中,文本就是指圣经的经文。解(释)经学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围绕着圣经文本而展开的。没有对圣经文本的解释,就不会有对经文的理解。     

论现象学的神学与科学转向

本文的辨析焦点是现象学研究中新近发生的两个转向——神学转向和科学转向。我们将首先讨论现象学的神学转向与科学转向的各自意涵与共通背景。接着我们从现象学传统外部论证这两种转向归根结底是思辨转向,并从现象学传统内部提出还原问题。随后本文将概括现象学还原的诸多可能道路,尤其是检验马里翁的"神学转向"及其同现象学还原的关系。进一步在细读海德格尔有关文本的基础上检视马里翁的"第三还原"学说。在批判性总结海德格尔有关学说之后,本文将给出神学转向与科学转向的真正现象学理由。     

对话中的"他者"——伽达默尔"诠释学对话"的理论批判

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作为其哲学诠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诠释和翻译实践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在倡导读者主观性作用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文本及其作者的尊重,有利于在文本及其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利于克服文本理解和诠释中的主观主义和绝对客观主义的弊端。但美中不足的是,它却没有注意到诠释学对话除了“你”“我”之外还有“他者”参与到其中。一作为“对话”的文本理解和诠释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基本上是一种“倾听”,即读者对文本作者内心“独白”的超时空“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