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画竹三段论”的研究

清代郑板桥的艺术成就包括很多方面,郑板桥在画竹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即"画竹三段论",他阐述了客观存在、主体意象以及艺术作品之间的联系,表达了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三个"变相"以及其他的一些规律,即"此相非彼相","手中之竹"不是"胸中之竹"。而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就是"意在笔先,趣在法外"。在变的过程中要有"法"与"趣",趣法相投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一切艺术的美的创造正在于此。     

“纯真之眼”与“童真之心”——大卫·霍克尼手绘生活速写本的启示

大卫·霍克尼通过对古代大师技艺的重新发现与梳理,自身运用图像进行当下艺术创作,以及运用日新月异的新媒介三方面入手,呈现了自身对技术的痴迷。痴迷技术的背后,是霍克尼那双"纯真之眼"与一份"童真之心"。回归童真本源,才是艺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创作源泉。     

湘西咱河土家族村“生死过渡”仪式中的“佛教道士”探析

咱河土家族村丧礼仪式中的"佛教道士",可看作研究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巫觋崇拜的典型代表与具体实例.论文从"佛教道士”存在的地域空间与现实处境出发,详细记述了他们在"生死过渡”中的仪式过程,并还原其作为"后世之灵魂向导”的身份属性.全文运用人类学仪式研究的"分隔-边缘(阈限)-聚合”,即"阈限前-阈限-阈限后”之广泛结构的三个阶段对"佛教道士”的运作内容进行了阶段性与层级性的文化解释,认为"佛教道士”是死生人群找寻各自存在轨迹的向导人,同时也是"生死过渡”仪式的发明者、命令者、规范者与传承者.最后认为"佛教道士”的"过渡礼仪”与现代社会的"旅游仪式”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而两者转化的关键在于"再造”.     

浅谈山水画写生中“真”“意”“趣”的追求与表现

山水画写生是画者将自己的情思与客观物象结合在一起形成“胸中之竹”,然后运用绘画语言将“胸中之竹”表现出来,只是在这整个过程中,画者需做到在定心静观、抓住物象的“质”后再加以表现,这样才能恰到好处地表现物象的“真”、“意”、“趣”.     

篆刻“匠气”与“书卷气”创作心理探微

文章拟对篆刻中的"匠气"与"书卷气"创作心理进行探微,从"匠气"与"书卷气"艺术创作环境、篆刻家与篆刻匠人的文化艺术素养与艺术创作方式、篆刻家与篆刻匠人的师法渊源三个方面着手,探析明清"家"和秦汉"匠"的审美理念。力争能更清楚地理晰篆刻中的"家"与"匠"的审美理念关系,从而得出客观且公正的研究结论,为今后的篆刻艺术研究寻找出新的视角与途径。     

“重复”的美术形式语言分析

"重复"的艺术形式语言内涵丰富,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和思维方式,在艺术的发展和实际的艺术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形式语言、艺术思维和"重复"与"关系"的关系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简要论述"重复"在艺术层面上的表达方式和运行特征,以及它对艺术创作的指引作用。     

“忘足,履之适也”的美学内涵解读

"忘足,履之适也"出自《庄子·外篇·达生》中的一则寓言故事,它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庄子所说的"忘足"之"适"实际上是一种"自适之适",这是关于主观的审美体验状态的描绘。主体忘却自己的欲求,摒弃自己的成见,包括对被观照之物的一切理性的、逻辑的认识,进入一种无目的的直接的自由观赏中,达到主观感受的至美至乐之境。从艺术创作角度看,当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足"、"履"正好合"适",也就是当鞋子刚好符合脚的尺寸,艺术规则与法度不仅不制约艺术创作的自由,反而是以一种最适合于表现艺术家所要表现的对象的手段出现时,"忘足,履之适也"体现的是一种创作自由达到顶峰的境界。从艺术欣赏角度看,"忘足,履之适也"在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特质是艺术理想与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一种不对对象进行概念辨析,同时又摒除主观欲望、成见的内心状态。当艺术欣赏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都自行消解,"忘足"之"适"便走到了最后的"忘适之适",达到了庄子所说的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     

“知性”、“无意识”与“一般智力”——在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重新发现索恩-雷特尔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在当下的西方激进话语中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关注的主要焦点,是他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中提出的"现实抽象"概念。围绕"现实抽象"问题,建构索恩-雷特尔的思想史谱系,可以发现:破除商品交换形式背后的"超越论原则","商品形式中的无意识"即"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的发现,"后福特主义"中"一般智力"的剖析,构成了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现实抽象"概念的三大作用域,同时也折射了西方激进思想发现索恩-雷特尔的三种类型,或三个阶段。     

从“一原”到“一体”——朱子物我同一性浅析

物我关系是理学阶段儒家思想新的哲学领域。朱子不仅论证物我在存在和价值两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同一性,并且将"生物之心"解释为"仁",用"无所不爱"来解释"同体",实现了物我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贯通。"合内外、平物我"的提出,是朱子对理学阶段物我关系哲学的总结,是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潘尼卡“宗教内对话”思想初探

本文以"当代宗教对话之父"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的"宗教内对话"思想为焦点,探讨宗教对话在生存论层面的一些规约性原则,进而理解其对宗教多样性所折射出的人与实在之内在关联的深刻洞见。潘尼卡认为,真正的宗教对话首先须是一种"宗教内对话",因为在宗教对话中,"理解即信靠"。这一对话在对话者的意识中须经历"三个凯逻斯阶段"。这里的关键是如何从第二个人文或经济的阶段过渡到第三个大公的阶段,以重获带有"新的纯真"的"宇宙-神-人共融"的经验洞见。潘尼卡指出,正是宗教他者的出现,使得我们有可能意识到自身意识的"神话"边界所在,并为我们突破边界获得新的人与实在之关系创造出真正的成长契机。因此,在后巴别塔时代的宗教多元境遇中,宗教对话与追求真理并非可相互分离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信仰活动的两个面向。     

“情景逻辑”:疫情中的图境与现实

"情景逻辑"要求重建历史情景,找到影响艺术创作的因素,以客观的真实去理解历史。从"情景逻辑"的研究视角切入,分别罗列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世纪、18世纪、当代)反映疫情现实的绘画,在构建"情景逻辑"的过程中结合具体作品,从艺术发展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赞助人、创作者的个体性这三个角度有侧重地展开分析论述,进而还原艺术作品的社会学意义。总体说来,这种具有叙事色彩的主题性绘画逐渐扩展成在特殊时期具有普世意义的典型缩影,记录了一个民族在疫情肆虐下表现出的价值取向,伦理判断与实际经验,是基于集体记忆的深刻反思。     

“竹”趣

走进掩映在绿树丛中的黔西南州顶效开发区绿荫村一栋竹器装点一新的农舍，仿佛走进了竹艺的世界。做工精细的竹门、竹椅、竹桌、竹柜、竹杯、竹筷、竹画、竹对联……使人不敢相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居然孕育着这么深厚的竹文化底蕴。这一件件精致的竹工艺品，均出自这户人家的主人布依汉子韦开顺之手。     

“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不是关于否定之否定过程的正确表述

“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不是关于否定之否定过程的正确表述黄宗理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在谈到否定之否定过程时，常用“两次否定三个阶段”来加以概括。这种概括是不正确的。事物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表现为三个阶段，但在三个阶段的序列发展中，辩证的否定并非仅...     

道教文化的“竹”情结

正竹,挺拔有节、虚心质朴、正直高洁、清雅脱俗,是中国传统美德的物质载体。古代道人更是视之为虚、直、贞超凡道德境界的象征。道教爱竹,竹与道教文化精神相通,因此,在各个方面将其与道教思想紧密结合。一最早,"竹"在道教文化中奠定地位始于"尸解"。据《后汉书·王和平传》载:"尸解者,言将登仙,假托为尸以解化也。"所谓尸解,即道士羽化后假托一具体实     

老子“绝仁弃义”思想探析

老子站在大道的立场上,认为"仁义"的出现是社会"失道"后的结果,因此,提出了"绝仁弃义"的观点,主张通过绝弃"不仁不义"、绝弃"假仁假义"和绝弃"大仁大义"这三个阶段来实现"民复孝慈"的理想,最终超越"仁义",进入"无仁无义",回归到自然无为的社会形态之中。然而,在有道的社会中,"仁义"之名虽不彰显,但"仁义"之实却自然行于其中,所以从本质上讲,老子所要绝弃的只是"仁义"之名,并非"仁义"之实。     

王庭筠“墨竹”题材绘画创作思想考述

金代名士王庭筠颇善画竹,以其为中心的金代文人艺术实践深受宋代"湖州竹派"的影响,力图恢复文、苏以来的竹画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以王庭筠为支点,考察金代文人对"湖州竹派"艺术传统的阐扬。     

郑板桥兰竹画中的个性品格和社会担当

清代为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早已萌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然而清廷却依旧实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抑制了经济的发展,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匹配也导致文化的畸形。清廷在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文网之严古今少有,文艺圈万马齐喑,鲜少有人敢逾越。就在此时,一些文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愁绪,开始寻求能够隐晦地表达内心感受的途径,这其中比较特别的当属扬州八怪中的重要画家郑板桥。他经历了康乾盛世,为康熙秀才乾隆举人,酷爱画竹,并形成了一套自己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创作观,其中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理论最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历代画竹之人众多,比他画得好的人也很多,为何郑板桥竹子会备受后人关注呢?他的竹笔墨简洁,清劲挺拔,很多看似无章无法的画法其实最得要法,他的竹子中饱含着一种刚毅而清新的文人气质,他将自己做人的傲骨之气,以及在历经磨难后对于生活的参悟渗透于自己所画的竹子中,所以他的竹子自然达到了寻常人所不能到达的境地,饱含了他的个性品质和社会担当。     

技进于道——论“道”与“器”在艺术美学中的统一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世间万物皆可归于"道",现代唯物主义则认为世间万物皆属客观存在,皆为"器"。无论是艺术文化上而言的艺术境界的"道",还是政治经济上代表权术规律的"道",或是宇宙自然其广博奥妙的规律之"道","其上"与"其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艺术创作中,"器"作为基础,"道"生而为源泉;"器"是具体的创作根本,"道"是抽象的艺术境界;"器"是"道"低层次的表现,"道"是"器"高层次的衍生,在这之中更体现了"道"和"器"相互转化、动态上升的过程,在至高的层次,最终达到艺术的相通。     

公羊“三世说”的演进过程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三世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与"充实"的过程。其初,"三世说"仅仅意味着一种关于《春秋》历史的世代划分方式和记事方法的理论。在《公羊传》看来,"讳尊隆恩"与"辟害容身"是《春秋》"书法"的两个最主要特征。进而,何休创造性地将"内外之辨"融入"三世说",赋予后者以拨乱反正之新义,"三世说"由是具有了王道论和历史观的色彩。随着清代公羊家对于"三统说"、进化论等观念的引入,"三世说"遂又成为通古达今和革故鼎新的象征。"三世说"的这一演进过程表明:作为经世之学,儒学始终直面现实,关注世界的变化,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回应、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     

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的“过程—结构分析”

社会科学界一直存在着"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之争,鉴于突发事件及其应对是一种非常态,"过程-事件分析"要优于"结构-制度分析",因而案例分析就成为应急管理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方法。但突发事件的多样性、发生情境的复杂性、应对办法的针对性,都使得"过程-事件分析"式的案例研究作用有限。有必要超越上述两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探索"过程-结构分析",以适应发现应急管理规律性、实现应急预案电子化数字化、推动应急指挥系统统一化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