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袭黄老 援法革道——道教思想史视阈中的《韩非子》

在道教思想史的视阈中,从思想源头看:韩非与道教俱"归本于黄老";从韩非思想内容的本身看,韩非对黄老之"道"做了大量"法"性改造,构建了"道法"体系;从对后世道教的影响看,后世道教明显吸收了韩非基于"道"的法术势的思想,这在《抱朴子外篇》《通玄真经注》《鶡冠子》得到了典型体现。"道"一以贯之韩非思想。韩非是道教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韩非君主观论析

韩非的现世君主观实现了对君主理解的转向,将先秦时理想的君主拉回到现实。韩非认为,君主的现世治理以道为依据,虽然以君臣关系为核心,但又不忽视人民,同时韩非理解中的君主具有非人格化特征。韩非试图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中人之治的治理模式,反对智治和德治。虽然韩非"术治重臣"的政治主张是以加强君权为核心的,但这只是过程性目的,其终极性目的是君主为国而治。韩非的这一论断建立在不稳定的"君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现实中则常常出现"君国分离"的情况,此时君主强权下的人民会受到很大压迫,而这一点是超出韩非预期的。     

韩非法律思想中的"法、势、术"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杰出的思想家。“韩非者,韩之诸公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公元前234年,韩非为韩使于秦,遭李斯、姚贾陷害,被迫服毒自杀。韩非的法律思想以“法治”为核心,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认为首先必须有“法”。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韩非子     

《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新解

老子众所周知的一句政治名言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有文字可考,最早注释老子《道德经》的乃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对老子这句话的解读,两千多年来一直代表着权威注解。但是,历史上也有少数人针对韩非的解读提出了质疑和反驳。本着理性怀疑精神,笔者结合生活经验、文字知识以及对老子政治观念的理解,认为韩非在解读"治大国若烹小鲜"时,确实发生了严重的理解偏差。     

谈韩非《解老》中两个有争论的问题

《韩非子》中的《解老》篇有两个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一是《解老》开头几段文字对仁义礼智等儒家思想的评论,与韩非反儒的思想是否存在矛盾;二是在“工人数变业……”一节说“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与韩非“法与时转则治”的变法主张是否抵牾。有不少学者把这两个问题归结为《解老》同韩非思想体系的矛盾,主张把《解老》从韩非作品中分离出来;也有学者认为《解老》实际上是“以儒解老”。由于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韩非的基本思想,又涉及到《解老》的真伪,所以有必要提出来予以讨论。     

殚心竭虑 探赜立新——读《韩非思想新探》

<正> 韩非是先秦末年别具特色的重要思想家。其思想是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概括、总结和发展,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不仅秦王朝的建立是韩非思想的一次重大实践,而且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统治者也坚持着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原则。但是在封建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二千余年间,韩非又常被视为洪水猛兽,其学说也被斥为“贼天恩,害人伦”。近代以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对封建正统思想批判的开展,韩非在人们     

试论韩非的音乐美学思想

韩非的文艺观点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提出了"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等观点。韩非的音乐思想与其文艺观是一致的,是其文艺美学思想的体现,主张文艺要表现现实,为法制路线服务,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韩非意识到了音乐具有多种功能,但是他仅仅把音乐作为法制例证的手段,具有极端的功利性。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论韩非的诚信观

韩非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阐述其诚信思想,形成了系统的诚信观。他认为君主信任他人存在受制于人的道德风险,法律信用却有利于赢得民心,有利于保护君主权力免受权臣侵蚀,有利于富国强兵;基于信任他人的道德风险和法律信用的价值,韩非提出了"循名责实"的诚信管理论,意在防范诚信风险、彰显诚信价值。韩非的诚信观可以为治理当代的诚信危机提供一些启示。     

韩非政治哲学的排异性与其思维方式的绝对性

韩非观察、分析和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手段和方法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认为凡是政治矛盾、政治斗争都是绝对对立的，这与韩非强调对立、突出斗争的思维方式是密切相连的。     

消解与建构：《韩非子》文本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阐述自己学说的方法之一，是对孔子儒家身份的消解以及对其法家新形象的建构。韩非批判儒家仁义立场在治国上的缺陷与不足，认为这种立场会使家、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是以损害国家与君主利益为代价来保全个人及家族宗法伦理价值的。在弱化乃至消解了孔子的儒家身份以后，韩非以法家立场重塑了孔子为政以法、注重刑罚的法家式新形象。     

道教义理与《韩非子》

《韩非子》,古题韩非撰。韩非是战国末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现存古籍中,记载有韩非生平事迹的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表》、《战国策·秦策》、《论衡·祸虚篇》、《论衡·案书篇》。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谓:“韩非者,韩(战国时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东南部)之诸公子也。喜刑(通形)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善蒋书,“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有人传其书到秦国,秦始皇很欣赏韩非的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与韩非都曾是荀子的学生,李斯     

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

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王克奇墨子思想上承孔子,下启老子和韩非思想。孔墨皆法先王,重经典,以仁义道德为价值取向。“兼爱”对“仁爱”的超越,形成了儒墨两家的区别：儒家重视“仁义”的自娱作用,墨家则注重“仁义”的利他作用。墨子与老子在学术上的先后继承...     

人性论、君子小人与治国之道——论《韩非子》的内在逻辑

一迄今为止,在对《韩非子》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争议,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韩非是否性恶论者?韩非的道德观是否属于非道德主义?《韩非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是势治、法治还是术治?秦朝的灭亡是否意味着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治国思想的彻底失败?等等。学者们对《韩非子》的认     

韩非思想的历史地位

韩非适应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统一代替分裂的形势,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学说,创立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和主张“世异则事异”的历史发展观;否定儒家、墨家的仁义、兼爱的道德观念,提倡狭隘的功利主义。在哲学上,他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改造老子的道,建立了以道、德、理为骨架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倡唯物主义反映论。韩非的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他既主张以法治国、法不阿贵,又主张君主不受制裁、暴力论和文化专制,既主张举贤任能,又主张君主玩弄诡计;既主张听言纳谏,依法处世,又主张君主至上,权力万能;既用社会生产,物质因素说明历史发展,又把历史进步归功于少数圣人。在哲学上,韩非的贡献则是主要的。韩非的思想是地主阶级夺权、建立中央集权的理论。因而当中央集权建立之后,它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不过它被封建统治者在阳儒阴法的形式下继承着。     

宋明理学核心的“理”到底由谁首先提出?

多年来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见解,认为作为哲学范畴的“理”,是由韩非首先提出来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经法》证明:早在韩非之前,黄老学派已经提出并论述了关于“理”的概念。然而,这个问题未能引起哲学史界的普遍重视,姑特提出,以正史实。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经法》,经多数学者考订为战国时期黄老学派作品,即     

荀韩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研究——兼论荀况所属学派的性质问题

荀况与韩非都是战国末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是公认的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他吸收了前期法家商鞅任法、申不害用术和慎到重势的思想,建立了以法治为主体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对此,学术界的意见向来是没有分歧的。至于荀况所属学派的性质问题,至今尚无统一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在     

“道”与“德”、道德与非道德——韩非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认为韩非为非道德主义者的观点,从古至今不绝于耳,然其理论依据、逻辑推理及研究方法皆存在不足。韩非所用的"德"与历时语境中的"德"以及当今所用的"道德"一词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别。道德的内涵与外延因宏观的时代背景、微观的具体情景以及主客体关系的不同、所受到的多重政治必然性的实践抉择的不同而产生了多元复杂的道德关系,也导致道德的初始目的与最终目的之间存在着错位,同时考验着道德主体的道德辨别能力和抉择能力。法治是当时明主体道行德的最佳体现和必然选择,明主作为媒介通过法治最终达到的最高治世理想与对人民实现"常德"的目的进行了融合和统一。道德经过韩非思想的过滤之后变得更为复杂与精妙。     

商鞅、韩非心理学思想初探

商鞅和韩非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商鞅是卫国人,姓公孙,好刑名法术之学。秦孝公时,他协助孝公实行变法,立富强之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的心理思想主要散见在《商君书》一书中。韩非是韩国人,身为韩国公子,曾和李斯一起就学于荀卿。他处于战国后期,深受老子、申不害和商鞅思想的影响。看到韩国的削弱,他数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未得     

《管子》中的法思想

《外言》以下与"法"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为两部分,《牧民篇》以下的《经言》诸篇的法思想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令必行"为中心的符合实际应用的朴素阶段;第二类是在道法折衷的立场上对"法"进行自觉的反省;第三类是在韩非式的法至上的立场上强调客观法。《管子》法思想具有现实折衷性因而属于道法折衷的一派,但也受到了韩非的法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