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与"亚当·斯密问题"

一“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与斯密的自相矛盾1.“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亚当·斯密问题”即关于亚当·斯密的人性自利与利他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源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他们认为斯密最初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同情或利他是人的本性,而在后来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却改变了对人性的看法,转而把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或自私,由此造成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立。从学术思想产生的宏观历史背景来看,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落后的德国与先进的…     

论马克思宗教观的生活维度

宗教观是关于宗教的根源、本质、功能及其生成、嬗变、消亡之内在逻辑的根本观点。马克思宗教观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对宗教问题的探究、审视与批判诉诸于物质生活实践,从而在本体论维度颠覆了以往宗教理论的观念论立场,开启了宗教研究的新视界,引发了近代宗教批判运动的历史性转向和框架性革命。一就宗教观赖以形成的本体论而言,存在着“观念决定论”与“生活实践观”的根本分野。马克思宗教观之确立同时也就是对“观念决定论”的颠覆。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生活实践的基本立场,从本体论维度摧毁了支撑唯心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建立了自己宗教…     

论经济与道德之关系的思维模式——对马克思、韦伯和斯密之三种立场的思维路径解释

从思维模式的角度探寻经济与道德之关系的历史理论资源,以马克思、韦伯和斯密三者的学说为立场进行相关的价值解释,可以发现三种重要且相关的思维路径资源,即具有历史共性的经济决定论、具有历史个性的行为决定论以及人性决定论.正确地认识这三种理论资源的路径价值,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和把握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科学关系和结合路径.     

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借以回到现实的经济学环节

回到现实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关键,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的市民社会理论,从哲学思辨进入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借以回到现实的重要环节。但马克思所要走进的现实是否就是斯密的市民社会?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是如何破除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而走进现实的?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借助于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深入地把握了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现实存在,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二重性,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趋势,论证了人类解放的现实性。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沉思

一、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是预成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其他历史哲学不同,它认为,社会存在即人们的观实生活过程,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整个世界历史无非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就发生学意义而言,历史主客体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预成的。 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是单纯因果论。因为从马克思有关论述看,他的历史决定论是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社会诸要素的交互作用及合力,社会历史的演进,是社会     

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

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是以人性论的建构为基础的。先秦儒家思孟学派以人的内在德性为人性,并且希望建立人性的超越源头。但人性的超越性依据如何建立?此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有何内在关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此作了出色的回答。朱熹的"性即理"从宇宙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肯定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心统性情"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纳入心的统御之下,凸显了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内在关联。     

“实践的人道主义”是形成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在近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和异化劳动论视为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论和人的本质异化的残迹的观点,这是对形成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我认为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论和实践的人道主义主要不是从对经济范畴的道德评价上所获得的道     

批判森信成的“人的本质”论

本文是高田求在《文化评论》杂志一九六四年三、四月号上刊载的《森信成的错误的哲学倾向》一文中的一节,原标题是《关于人的本质》。本文主要批判了日本反党修正主义哲学家森信成的“人的本质”论。森信成自1959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一书和其他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关于“人的本质”的主张,他说:“人的本质……在于自我意识(理性)”、“人类和理性的立场,就是人的立场、本质”,“人的本质在于人类性和理性”。他说这种主张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为了狡辩,森信成还作了两个说明,一个说明说这种见解是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性论,而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另一个说明说这种主张是有意识地运用了《资本论》的方法。高田求在本文中首先指出森信成的这种主张,与他对日本革命运动及其先锋队进行攻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与目前美帝国主义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进行攻击的新阶段中所流行的人性论也不无关系。接着,对森信成的两个说明作了批驳。关于第一个说明,高田求根据事实,叙述了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什么和达到这种理解的过程,并与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有什么关系。他认为森信成关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的说法是有意把马克思降低到费尔巴哈,其实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就同费尔巴哈主义断绝了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理解是人性论中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和森信成认为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理性”这种理解则是人性论中的唯心主义。关于第二个说明,高田求指出森信成所说的有意识地运用了《资本论》的方法,更完全是胡说八道。马克思的方法同森信成的方法是正相反的。马克思是从人的社会实践的活动中来找人的本质,而森信成则是从“已经形成的人和动物的对比”中来找人的本质。前者是辩证的、唯物的,后者是非辩证的、唯心的。     

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化学提问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可分为前期理论和后期理论。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以内因决定论和历史主义为其哲学基础 ,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 ;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以外因决定论和人道主义为其哲学基础 ,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和后期东方社会理论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 ,人们只能从二者之中择其一 ,而不可能兼而蓄之。     

混合道义论的马克思道德理论辨析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运用规范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来解读和重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道义论便是其中一种路径。英美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亨、杰拉斯与佩弗都将平等主义的分配即分配正义问题视为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核心,并将正义原则的正当性基础归因于自然权利,按照对马克思道德理论建构的自觉程度区分,三人被认为是不同程度上的混合道义论者。混合道义论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并发展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及其新时代形态

启蒙以降,工业文明与环境危机的“辩证法”引发了人们对于人、自然、社会、科技等关系的生态伦理思考。西方生态伦理学率先以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建构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社会生态学等思潮基于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论证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同构性;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揭示了贯穿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中的精神生态向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基于“五位一体”的生态伦理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及其新时代形态,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及其文明新形态的再现与预示,也是人、自然、社会、科技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时代智慧。     

社会实践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唯物主义”,它把历史中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关系(社会实践)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真正本质。要确证实践本体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研究必须微观化和现实化。我们把物理学中的“场”(它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概念引进社会历史观的基础研究中,便可转生出“社会实践场”范畴——社会实践中主客体相互建构作用和主体共振所产生的客观效应整体,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实践作用场。显然,实践唯物主义把社会存在的活的本体视为实践活动,并不是要把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虚化为抽象的主体行为,而是落实在主体行为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功能系统存在上。它既从根本上摆脱了旧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的阴影,也避免了重新滑向唯心史观的主体精神引导论。社会实践场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中重要基础范畴,第一,它表征了人     

评二程溶天理论、修养论为一体的伦理学说

生活于北宋中期的二程充满社会危机感,但反对变法,主张用加强封建道德修养的办法来克服社会危机。他们以封建伦理为中心,把天理论,人性论和修养论融于一炉,建立了新儒学体系。二程以混同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和比附的手法,把封建道德天理化,同时吸收张载区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论。二程的道德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消极影响。     

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

作为商业社会的首席辩护人,斯密因其正义论给商业社会的秩序来源确立了合法性而广受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尚未就其正义论的内涵达成一致。回到斯密的道德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解答。斯密的道德理论秉承苏格兰学派以情感作为道德判断依据的传统,区分了合宜性和德性两个判断标准。体现在正义论上,就表现为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的二重奏。斯密虽然把基于交换正义的社会秩序理论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但他从未忽视德性之于一个美好社会的重要性,并一直以此来指引自己构建社会理论。斯密的正义论,不论是自然正义部分还是德性正义部分,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而实现善治而言,皆极富启发意义。     

论坛荟萃

庞井君 :当代社会发展的人性论基础论纲人性是人类思想史上古老而又常新、永远充满无穷魅力的话题。事实上 ,这个问题既不因每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能思考 ,都在思考而使答案变得不言而喻 ,也不因其复杂繁难、缠绕不清而使思想家们望而却步。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力图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人的存在本性 ,形成反映时代精神的人性论 ,并以此为根基构建各自的理论大厦。深入研究我们还发现 ,不但任何社会思想体系都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基石 ,而且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制度的架构、机制的运行、文化的变迁、价值的选择和理想的建构等社会活动最深刻的根源和…     

通向德福统一的伦理学路径

在西方伦理学中,围绕德福关系问题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功利论、德性论、义务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正义论。为摆脱其各自的局限性,可以将上述几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伦理学理论框架:道德规则的功利论,旨在按照促进人的幸福的要求选择社会的道德规则体系;道德行为的义务论,旨在将遵守具有幸福指向的道德规则作为人们无条件的道德义务;道德人格的德性论,旨在通过道德人格的提升使个体具有履行无条件道德义务所需要的德性;道德关系的正义论,旨在通过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调整使社会在总体上达到有德者有福,无德者无福。四个方面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德福统一。     

20世纪伦理-经济范式与道德哲学的理论创新

伦理-经济关系是道德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课题.20世纪的中国道德哲学的发展,历史而共时地存在三大理论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新教伦理的"理想类型",还有所谓"经济伦理".三大理论范式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但也都内在着深刻的矛盾.21世纪的文明将是生态文明.21世纪道德哲学和道德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既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也不是抽象的"气质论"和"立法论",而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辩证法精髓,融摄三种范式并扬弃它们的内在局限的"生态论".辩证合理的伦理-经济生态既是21世纪道德体系的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必须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论马克思对斯密价值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斯密的《国富论》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启发了后来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以往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往往过多强调了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与斯密在价值理论上的批判与继承关系。借助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批判视角,我们能够澄清马克思与斯密的这一关系。马克思对斯密价值理论的超越之处主要在于,马克思不仅认识到价值形式的重要性,而且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展现了价值形式本身的辩证法。     

从“物的关系”到“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社会观革命

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探讨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一般原理,以及基于这种经济原理所实现的社会运行模式。总的说来,斯密是按照“物”的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社会的,从而,其理论中非历史的“物的关系”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恰好是要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示私有财产的历史性根源,澄明资本主义条件下,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观超越了斯密探讨现实社会时纯粹的经济学视域,并以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为基础,深入剖析了隐匿在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一现象层面内部的人本身的异化存在状态。而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力求恢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现实运动。     

“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

无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聚于文化,强调文化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和实践领域——文化实践。本文论述了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并把它安置在实践哲学的谱系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实践哲学已经蕴含了实践与文化关系的某些线索,但是这一线索并未彰显出来,其实践哲学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马克思“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置于社会领域,社会包含了文化,然而出于现实的需要,马克思主要强调了社会的制度和组织方面。为了理解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动力问题,早期文化研究思潮挖掘和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实践的文化内涵,系统论述了文化实践理论,构建了文化实践的新模式。这是在当代全球化时代,适应时代发展的实践形式;它有力地批判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为实践哲学开辟了可能性;它使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潜在的文化意义彰显出来,使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更加完整;它关注大众文化实践,加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反精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