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辩与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互相冲突融合的和合体。佛学精华那些被理学所汲取？理 学如何融合佛学？本文通过对朱熹与陆九渊、湛甘泉与王守仁两次儒佛之辩的考察,以彰显这个 长期困惑宋明理学研究的问题。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 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的的道德形上学。探索了理学的分系,以及分 系的根据,对以往分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佛教传入早期的儒佛之争与慧远对儒佛关系的调和

本文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早期的儒佛之争与慧远对此争论的调和,认为慧远的努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罗钦顺的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

在明代理学中,罗钦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与理学、心学和气学都有较深的瓜葛,但又是三方都难以完全认可的人物。本文通过对罗钦顺在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中具体主张的分析,揭示出其对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对气学之开规模、定纲维的作用,并以此对其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作了初步的衡定。     

《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出版

《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是南京大学洪修平教授的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全书按主题和内容分为总论篇、分论篇、比较篇、专论篇、访谈篇五个部分。最后的附录篇是作者给研     

宋代儒佛之辩中的“心”与“觉”

心性论是宋代儒佛之辩的核心议题,本文以儒佛共用的概念“心”与“觉”为核心,从禅宗和理学两方面分析儒佛差异,重点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者在辟佛时所针对的禅宗思想和儒佛之辩的根本原则。在“心”与“觉”的问题上,儒佛之辩的重点在于觉、心、性三者的关系和理路,尤其是禅宗中以知觉为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成为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鉴于程门后学中出现轻视形上本体,强调发挥心之知觉作用的思想倾向,与禅宗单讲觉、觉悟之心有相似之处,因而南宋儒佛之辩的重点转向了儒门内部的思想清理。     

“儒佛关系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正>2010年10月16日—18日,由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山东长清义净寺协办的儒佛关系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方宏建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教授主持。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从理学不同的反佛侧重到研究理学之不同进路——以张载、罗钦顺为例

儒佛关系是宋明理学中一种最重要的关系。不理解儒佛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宋明理学的崛起。因而理学家的思想创造,不仅表现在其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诠释上,同时也表现在其对佛老的批评中。在这方面,张载与罗钦顺可以说是宋明理学中两种不同反佛侧重的典型代表。张载主要立足于人生价值观角度的反佛,因而他可以尽量吸取佛教的超越性智慧;罗钦顺则主要是从名相概念到理论方法层面的反佛,所以其反佛往往也就成为一种简单的外在排拒了。这两种不同的反佛侧重,不仅表现了理学发展中的宋明之别,而且也促成了清代汉学的形成与所谓汉宋之学的对立;直到今天,这两种不同的反佛侧重仍然决定着人们对宋明理学不同的研究进路。     

《佛说无量寿经》偈颂赏析与各文本之比较

<正>一、引言《佛说无量寿经》是净土宗所依经典之一,据记载东汉至北宋共十二次翻译,现存五种译本,分别是:1、《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东汉支娄迦谶译(以下简称汉译);2、《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     

三教融合与文化创新——读洪修平《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

<正>二十世纪初,中日学者开始将儒佛道三教关系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事实,但是直至世纪之末,学术界才从思想和哲学的层面深入地探讨三者的关系。洪修平《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一书是其长期从事三教关系研究的又一阶段性成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     

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

新教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历史与现状做了诸多调查研究.本文从宗教相遇与对话的视角出发,把晚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识与互动做了史实上的梳理与分析.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期.传教士、穆斯林在相互认识方面尽管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偏见或误解,在交往对话中有时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升级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     

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

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各种跨国宗教运动和现象风起云涌,其中国际传教运动的突飞猛进尤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宗教布局,而且对人们关于传教运动的传统看法和理论范式形成了具有颠覆性的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国际传教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国内学界对传教运动尤其是基督教传教运动研究的现状,提出"国际视野、当代关怀"以及实现"四个跨越"的研究设想,以对全球宗教复兴作更加全面的学术回应。     

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与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历史上形成了以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为基础、鼓励他们志愿到国外进行传教事业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运动将这些学生的三分之一都派到了中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传教事业.受其工作理念和方式的直接影响,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于1910年成立,促使许多学生接受基督教并成为神职人员,是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在30年代以后消失于无形之中.它是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史上产生于学生界和知识分子界,面向学生和知识分子布道,劝导他们成为教会神职人员的团体.     

意象活动与自尊水平关系的研究

在当今的许多团体心理辅导和训练中,关于苹果意象的活动常常被用于测量团训参与者的自尊水平。但其科学性一直没有得到实证研究验证。该研究采用了这种意象想象技术,同时用SES量表测量其自尊程度。并通过对测量结果的统计分析,揭示了苹果意象大小与自尊水平之间的关系。     

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综述

西方研究者建立了四个文化模型来解决主观幸福感的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争议。遗憾的是,现有的模型各执一端。实证研究也偏重于幸福感的文化特殊性研究。近年来,国内开始重视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并发现了幸福感的中西差异。未来研究的重点是整合有关理论,解决文化争议,采取主位研究策略,提高实证研究的效度。     

论美部会开辟中国传教站的背景与动因

1830年,美部会开辟了美国基督新教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站。作为美国首个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海外传教机构,美部会是中美早期文化交流的主要推动者。这一组织的旨趣根植于美国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它是美国本土对印第安人传教活动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受到了以爱德华兹、霍普金斯等宗教神学家为代表的新神学派的影响。在教会长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营广州同孚行的美国商人奥利芬的呼吁成为美部会派遣对华传教士的直接诱因,裨治文来华则正式拉开了美部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序幕。     

沙勿略与耶稣会在华传教史

沙勿略是基督教东传的先驱者与奠基人,但他与中国的关系及其为进入中国所做的努力却很少有人注意。本文主要利用日译耶稣会文献中的有关记录,对以下几个问题作了着重的分析与介绍：1,沙勿略对于中国的最初了解;2.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体认;3.沙勿略为进入中国所做的努力与具体准备。     

吉备真备与唐代易学东传

吉备真备是日本奈良时期(中国唐代)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军事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唐留学19年,将中国的许多重要典籍带回日本,促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同时,有史料证明他也是将易学传入日本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文通过日本史料解读唐代易学东传中吉备真备的作用及其对易学中占卜内容的态度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