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天通”的层累建构与历史素地——兼评学界的三种诠释进路

“绝地天通”的传说和记载,虽包含有历史的素地,但也经过了后人的层累建构。陈来教授利用宗教学、人类学的成果指出,《国语·楚语下》“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阶论不可信,古代宗教实际经历了“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两个阶段,对“绝地天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徐旭生的宗教改革说、张光直的权力垄断说揭示了“绝地天通”的思想意义,但也存在深化和完善的必要。“绝地天通”发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权家族阶段,“民神杂糅”并不是指人人都为巫,家家都为巫,而是指每个家族乃至宗族都有自己的神,都可以与神沟通。“绝地天通”也不是指完全断绝人与天的沟通,而是垄断祭天的权力,将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颛顼也不是指某一具体人物,而是对各地宗教改革活动和宗教人物的概括。     

“绝地天通”中的宗教与历法

绝地天通是中国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既是宗教事件,也是历法事件,因为中国古代巫教的核心就是天文历法。绝地天通确立了统一历法,重黎是掌握历法天道的巫师,它与《尧典》中的“观象授时”和《易传》中的“神道设教”都是以天文历法为核心,确立了自然与文明的区隔,却并非绝对的天人分裂,而是总体上的天人合一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绝地天通":论中国古代宗教多神性格之源

"绝地天通"是中国上古文明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本文以为:理解这一事件的关键乃在于"属神"、"属民"之"属"的意旨,证之古文献与民俗事象,"属"解为"连接"为最佳,此事件是中国古代宗教多神性格的直接来源.     

“绝地天通”考辨

学界普遍认为"绝地天通"反映了巫觋专门化和权力集中化的历史进程。这一结论既不符合《吕刑》的语境,也背离了观射父的初衷。通过对基础文献的重新审读,可以发现:《吕刑》中的"绝地天通"指苗民因滥刑而被天遗弃其实质是重、黎所在的集团战胜了苗民集团,这和周人的天命观是一致的;观射父创造性地将"绝地天通"和禁绝淫祀联系起来,目的是告诫楚昭王必须对楚俗的危害保持警惕。     

五台山寺庙里的塑像“天”

五台山罗睺寺后殿“开花现佛”的转盘上面,站立着二十四尊塑像,僧人称其为“二十四天”。他们的名字分别称为大梵天王、帝释尊天、多闻天王、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金刚密迹、摩醯首罗、散脂大将、大辩才天、大功德天、韦陀天神、坚牢地神、菩提树神、鬼子母神、摩利支天、日宫天子、月宫天子、娑竭龙王、阎摩罗王、紧罗那王、紫微大帝、东岳大帝、雷部正神。这些被称为“天”的塑像,在五台山其它寺庙里还有。     

试论王夫之的“通”论思想

王夫之深刻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通"之精神,并在其"通"论思想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表达了重视个体与殊异性等颇具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内容。在天人关系中,王夫之阐明了天人相通相继但不同的道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强调以"变通"之精神师法古人智慧,以应对当下社会具体问题;他继承和吸收了张载的"通"观念,在伦理学中强调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以"尽己"和"推己"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思想,并在人性论中彰显了人性的丰富性及人性与物性相通的内容;在知行问题的阐述过程中,他从"诚明"与"知行"关系层面,深刻揭示了广义的知与行在人之成德、成性过程中所具有的相通性。王夫之的"通"论思想,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智慧提供了新的致思路向。     

《春秋繁露》中的“神”与修身为政之道

《春秋繁露》中的神,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作为祭祀对象的神(鬼神)、作为变化之道的神(化神)和作为生命主体的神(心神)。在董仲舒天人同构的观念下,天是最大的神,天子祭天有着绝对的神圣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懈怠荒废。通过祭祀,可以见到平常见不到的神。作为君主还要尊神、贵神,这里所说的神是讲最高统治者的修养,是化道之神,无形无象无声,是形而上的整体的一,它能主宰形下世界的变化。《春秋繁露》还讨论心神之义,认为只有平意、静神才能养气长生,这种虚静体神聚精的思想受到道家的一定影响。在董子看来,养生与治国是一个道理,身为国,心为君,这种身体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董子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与天之春夏秋冬相应,是天道自然,只可顺调无滞,不可制止。     

刘宋天师道的“六天”说

道教里“六天”一词最早见于东晋时期的上清、葛氏道诸派经典,真正赋予其含义的却是刘宋时期的天师道。刘宋天师道视“六天”为恶鬼,提出以善神“三天”代替。天师道对“六天”的这种解释,是在道教受到上层阶级的压制而儒家礼教祭祀制度受到重视,以及佛教传入中国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六天”一词的出现与“三天”以及道教成立前的古代文献中的“九天”观念也有一定的联系。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试图对刘宋时期天师道“六天”说的含义,以及“六天”一词出现的缘由作一个分析。一、刘宋天师道“六天”的含义刘宋天师道经典《三天…     

《老子想尔注》的“神治”思想及其在天师道中的实现

长生信仰原属私人福享,本与政治性的公共善好无关,《老子想尔注》却将国家治理建立在每个人宗教性的长生信仰基础上。背后的原因在于,它的"道"是具有强烈伦理色彩的至上神"老上老君",老君及其神界职官通过气的同构共感对世人实施以生赏善,以死罚恶的"神治"管理,以确保好人长生无恙、恶人短命遭殃。世人想要长生,必须遵循神诫,多行善举。在这个过程中,长生带有伦理性,实现了其在宗教政治中的重新定位。这解释了早期天师道以宗教治病为主要救赎内容,以组织管理道民的"命籍""命信"来安排教区活动的原因。疾病、"命籍"(生死簿)、"命信"(与神相盟的信物)皆是涉及人的生死之具,是神管理人的重要途径。这就是道教借助长生信仰进行"神治",以安排公共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师道教团以政教合一的"神治"方式,同样实现了世俗政府"治理民物"的目的。     

威廉斯“合法性解释”批判

本文认为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存在诸多难点：他的“批判理论原则”不恰当地限制了政治权力的边界,从而难逃“非现实主义”的指控;其“讲得通”概念是对政治权力内在逻辑的扭曲和误读,而且隐含了自下而上赋予合法性的现代逻辑;而“合法性+现代性=自由主义”命题则建立在错误的概念分析和历史解释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提出“合法性+现代性=民主制”这一方案,以取代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     

既无“天谴”，亦无“天佑”

人们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巨大的自然灾害时,总有一种无奈和无助之感,这时社会上最易出现各种迷信说法。“天谴”说和“天佑”说可以算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到底如何看待自然灾害,它们与“天谴”和“天佑”有何关系？本方将从历史和文化及无神论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以“啬”治人事天

中国的道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伟大的中华文化的支柱之一，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一神话范式的多元诠释——三代政教互通背景下的“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是重黎家族为宗教改革的合理性而编纂宗教神话的统称。自颛顼至西周,重黎家族一直在宗教上占据权威地位,当社会模式变动或权力转移产生宗教变革时,重黎家族则需对新宗教的出现提供解释。是以《楚语下》《吕刑》《大荒西经》中所载绝地天通神话的内容不同并非由于版本有真伪之别,而是因为这三个版本的绝地天通神话分别对应着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到三代、殷商到西周的三次宗教改革。三版神话均遵循了同一范式:神话均为新兴宗教构建了一个更古的时代作为依据,并认为上一时代的社会混乱与政权的灭亡是背弃了这一宗教的结果,以此将社会治乱与新的宗教模式建立关联。在这样的安排下,宗教改革成为了对原本宗教模式和社会秩序的回归,新宗教取代旧宗教也就有了合理性依据。     

儒家“六天”说辨析

“六天”说是郑玄对周时祭祀制度的一种解释。郑玄依于《周礼》及《春秋纬》,把天分为实体与作用,认为昊天上帝是天的实体,其功用对应于五时而有五个帝。郑玄以为帝就是天,把它们合起来,就有了六个天。王肃把郑玄对周时祭祀的这种解释称之为“六天”,并站在古文学家的立场上对郑玄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后儒们则时有附郑、难郑之说,逐渐形成了儒家的“六天”之说。     

试论希伯来“耶和华”与道教“天”的概念异同——“一神论”和“无神论”对比

中国的上古文献中渗透着"天有意志"的思想,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曾经存在类似希伯来式的上帝信仰,并希望由此能把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但笔者把轴心时期《希伯来圣经》的"耶和华"形象和道家原初经典《老子》中的"天"的概念相对比,并从汉代道教正式形成时的经典《太平经》入手解读"皇天"的概念,发现《老子》中的"天"和《太平经》中的"皇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道教时期"天"有表现出相对明显的人格化属性,但它依然无法违背自然之道来创世或影响"道本体"。这与《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介入历史创世、创造奇迹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的"道"与"天"及相关的概念不是希伯来式的信仰对象,其本身是非人格化的,具有无神论特质。     

何以为“圣”:理雅各对“圣”与“神”的译解

在儒家经典英译的过程中,"圣""神""天""帝""仁""贤"等概念之间的理解、关联和转换,特别突出地折射出中西之间的思想碰撞。而"强为之名"的翻译似乎可以建立对应的概念系统,却未必意味着真正的"会通"。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论政治儒学的历史演化与人文理性精神

中国儒学本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把它与封建君主专制沟通起来,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儒家学说的本义。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与复杂的历史演变,儒学在作为政治化工具的运行实践中,也不断探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和形式。在经过魏晋、宋明儒的本体改造,同时又吸收佛、道的某些思想和修养方法之后,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实际上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得以进一步弘扬。而今,正确看待儒学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动力。     

从王国起源神话看柬埔寨神王信仰的发展—以“契约”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将神王信仰作为探讨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切入点,立足于王国起源神话,提出神王信仰的本质是君与民的“契约”,并通过比较两位吴哥君主的统治活动与起源神话的相似性,论证神王信仰在不同历史宗教情境下的稳定性,展示外来文化对神王信仰的作用与影响。最后,本文结合君主的国家符号性质,阐明神王信仰在现代柬埔寨政治活动中的导向性意义,同时指出,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有必要继续推进对神王信仰的研究,以不断增进和修正对于柬埔寨社会文化的认知。     

“临终关怀人文护理模式”初探

本文旨在构建适应于临终关怀这一特殊医疗领域的人文护理模式。首先指出该模式提出的理论依据;然后对临终关怀人文护理模式进行分析和界定,给出该模式中各概念的操作化定义,分析各概念间的关系,说明该模式在临终关怀实践中的具体流程;最后对该模式实践操作的技术关键进行说明。     

《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

上古“鬼”“神”的分别是：“鬼”指人鬼,其他为“神”。《易经》有“鬼”字无“神”字,并非没有神的观念,而是没有“神”的概念。《易经》的“天”“帝”即神。“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帝”与“天”同义,同位同格。“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