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下起元”看儒家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特点及其创新之道

儒家和儒教的创新诠释和现代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儒家和儒教的逻辑共通点在于“贞下起元”表征的“推天道以明人事”，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除具有伦理性和科学性之外，天道中蕴涵的“神圣启示”是儒家宗教性的重要特征。在此意义上说，儒学往往可以包含属于学派性质的儒家和宗教性质的儒教两个层面。本文在前贤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儒学元典中“贞下起元”观念源流的考辨，疏理儒学“与时偕行”的文化传统，以期从中提炼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动能，为创造性诠释“普遍和谐观”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有益资源。     

儒教作为“国民宗教”的向度考察

"国民宗教",是指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沿草中,于国人中长期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宗教信仰。儒家、儒教是否为宗教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因即在于,作为宗教信仰的"神灵"系统,于儒家、儒教义理而言,不一定居于核心位置。"儒家"产生之前、之后,"儒教"存在的形态并不相同。国人近年来向自身文明的复归,意味着儒教作为"国民宗教"的可能性基础仍然存在。而此一基础,也是儒家复兴的根源所在。     

李炳宪的儒教宗教化改革思想

儒学曾经是东亚汉文化圈的精神支柱,也是韩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但是在近代化过程中,面对主导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儒学在近代东亚遇到了衰退的局面。创造儒家文明的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经过几次革命的洗礼,儒学几乎让出了主导地位。儒学影响相对薄弱的日本,则早早地把儒学淹没在近代化浪潮中。但是把儒学(性理学)作为治国理念的韩国,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提出了守护传统文化(儒学)的主张,儒林中出现了"卫正斥邪派""开化派"等各种学派,而且各学派之间的矛盾也相当激烈。面对这样的局面,以李炳宪为首的儒教改革派,积极主张对儒教进行宗教化改革,且要在韩国进行"孔教"运动。     

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

将儒家视为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并且试图去建立儒教团体,会对儒家的事业带来危险。然而,在今天的文化形势下,又的确需要重建原本意义上的儒教,也就是依照儒家或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源头性”的特点,来建构儒教。所以,在使儒家复活的现实努力中,只走上行路线(进入政治主流)和下行路线(进入民间)是困难的或不够的,还需要考虑中行路线,即建立儒家特区,在文化多样的格局中让儒家的天然活力得以复苏。     

儒教之“天”与基督教之“上帝”——由儒教是否宗教引起的文化反思

关于儒教 (儒家学说 ) ① 是不是宗教 ,这是一个至今仍颇有争议的问题 ,但却是一个值得人们去作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其意义就在于 :它把儒家学说和宗教联系到了一起 ,由此促使人们去思索、探讨儒家学说与宗教的关系 ;通过这种思索和探讨 ,既可以加深对于儒家学说的理解 ,也可以加深对于宗教的理解。下面通过儒家之“天”与基督教之“上帝”的比较 ,从文化反思的角度 ,对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进行探讨。一、儒家学说之被称为儒教的确切含义我们注意到 ,在古代中国 ,人们早就把儒教 (儒家学说 )和道教、佛教视为同类而并称其…     

重建与超越:新世纪儒教问题的诉求

儒教分为广义儒教和狭义儒教。广义的儒教是指在新世纪有关以儒家的一些基本观念为信仰的传播活动,包括现代宗教意义上的"儒教"、读经运动、儒家的宪政运动以及全球文明对话等问题。而狭义的儒教是指儒家宗教(confusicion religion),它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具有同等的性质,其演化形式还有国教和公民宗教。在此处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的儒教,即儒家宗教或建制化的儒教。在新世纪,儒教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理论上,儒教是否具有超越和神圣的维度;第二,儒教是否能对现代性的问题有所回应;第三,在实践上,儒教应该如何重建。当考察了有代表性的重建模式后,我们发现其受基督教的影响较大,这就将现代性局限于"西方的现代性",理解有所偏狭,因此,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更高的视域——当代视域。     

德性与秩序——从康德哲学看儒家伦理的两种构成

以康德道德哲学为着眼点,我们可以把儒家伦理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作为调节性原理的儒家伦理与作为构成性原理的儒家伦理.前者建基在人性的基础上,体现为人之为人的本真存在,是一种自我教育,即儒家所说的成德之教.后者建基在人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体现为包括家庭、国家在内的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两种原理相互依存,其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通过这种分疏,可有效地回应关于儒家伦理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争论.     

马克斯·韦伯研究道教的目的及其启示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将道教与儒教置于同等地位,并对道教伦理思想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梳理。韦伯认为,道教某些特征与现代性、西方理性主义之间具有亲和力,但其巫术严重阻碍了道教自身蕴含的理性化倾向,因而与现代性社会之间具有反向关系;韦伯研究世界诸多宗教的目的,并非在于论证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而是通过探究西方现代性的起因,从而找到一种克服现代性危机的路径;为此,韦伯提出,应该在一个开放的、而非单一封闭的范围内寻找或建构克服危机的价值体系。韦伯对世界诸多宗教独特性的强调,恰恰可以视为韦伯力图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思路和努力;在众多思想体系中,道教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失为一种推动社会制度合理化进程的思想观照。     

儒家伦理的角色化之误

安乐哲提出"儒家角色伦理"范畴,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误读。角色伦理强调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义务,因此,它是一种消极的义务伦理。儒家伦理则经常突破人的社会地位和礼仪规范的限制,自愿地承担为他者的责任,因而是一种积极的责任伦理。安乐哲误读产生的根源则在于他没有真正把握住儒家伦理学中内在于生命的仁心,而在人生外部寻找儒家伦理的根源。     

也论儒教的历史与形态

以往考察儒家问题时,主要有两个视角:第一,只顾其思想与学说,并且先秦时期高度理性化与宋明时期高度理论化的儒家学说还具有先入为主的地位;第二,更多地是注意儒教中的信仰观念,包括它的鬼神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天命观念。此外,有不少研究虽也注意到儒家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但往往是从纯粹的思想来论述的,因此即便冠以儒教的名称,其宗教性特征其实并未得到彰显。这些现象都表明,我们现在对儒教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多误解。本文试图从一些新的视角来考察儒教问题。全文由六个部分组成:(1)儒教形成的时间概念,共包括五个节点,即周代、春秋战国、西汉、东汉和魏晋南北朝;(2)儒教的主要信仰观念有四个方面: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占卜与巫术、天命论;(3)儒教或儒学的两个问题:由祭祀活动导致了仪式化和形式化,作为儒家精英层面与社会普通层面的疏离或隔离;(4)儒教在宋代以后出现了新气象,这主要是儒教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儒教从原本的信仰性宗教发展成伦理性宗教;(5)儒教伦理的一个突出表现即是戒律化,并且有法规的担保,这与犹太教是相似的;(6)儒教伦理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即是普世性,其中包含了大量人道、仁爱、趋善、改过的内容,所有这些都是儒教与基督教相同的地方。而宋代以后的伦理性儒教正是儒教的精华所在。     

儒教研究的里程碑──《中国儒教史》评介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仅仅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宗教”①，这是中国大陆学术界近20年争论最甚的问题之一。早在本世纪初，韦伯出版了著名的《中国的宗教》(中文译名为《儒教与道教》)一书，专门讨论了儒教与道教各自的特点及中国宗教的社会背景。在这里，他不仅肯定儒学是宗教，而且对儒教的特征作了大要的分析和描述：第一，儒教“是面向今世的”，是世俗性的宗教，既没有西方宗教的“原罪”说，也缺乏“救赎”观念。第二，儒教是秩序的理性的宗教。他看到，对中国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在政治上维护信仰比对民生的关怀更重要，…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晚清传教士韶波《儒教衍义》中的耶儒关系探微

对于历代传教士而言,如何基于《圣经》和基督教信仰来评判儒教及其义理是他们要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韶波所著的《儒教衍义》在晚清新教传教士与儒家对话的历史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确立了一种"以耶判儒"的典范,该著对于我们思考基督教的中国化和儒教的自我更新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     

关于“儒教”概念的考察及其思考

儒教问题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各种观点加以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儒教概念的使用十分混乱,这无益于严谨的学术争论的开展。因此,有必要考察儒教概念的缘起及其内涵,将宗教意义上的儒教与哲学意义上的儒家(儒学)加以区分,并进行研究视角的新转化。     

以跨越时空的崭新目光来审视--儒家视角中的欧洲

我的首次观光之旅最有价值的发现在于,中世纪欧洲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基督教是西方的标志。我惊讶地发现,欧洲展示了许多过去的东西,而这种经历是我过去在美国做学生或是当经济学教授时从未有过的。当目光瞥及西方时,我发觉自己对儒家文明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意识到自己尽管出生在朝鲜的一个长老会教家庭,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属于儒家的———毕竟,当时朝鲜是一个最尊崇儒家的国家。首次旅行之后对西方所产生的好奇之心,使我一有闲暇便游历欧洲,去寻找西方的意义。在欧洲旅行时,我的思绪常常跳回到早年在朝鲜和日本的岁月。令我吃惊的是,中世纪…     

关于儒教的几个问题

儒教定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围绕儒、儒家(儒生)、儒学、儒教以及国家(宗法)制度之间关系而展开的。儒教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神灵崇拜的多元化与一体化、有序化;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密切关联;独特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使得它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处于国教的地位;出世与入世相统一,“内圣”与“外王”相表里。儒教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伴随着其国教地位的逐步巩固而渐渐体现出来。     

两个世界与理性主义：柏拉图、斯多葛派与西塞罗合论

国内外学界都曾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一哲学的特征是两个世界,而中国文化一哲学传统的特征是一个世界。韦伯在讨论新教与儒教的不同时曾认为,新教伦理在对待尘世的态度方面,与儒教伦理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韦伯看来,如果说儒教对世间万物采取一种随和态度的话,那么新教伦理则与世     

儒教问题讨论会简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于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４—２５日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了儒教问题讨论会，对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进行讨论。 １９７８年底任继愈先生提出的“儒教宗教说”，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论。２０多年间，争论双方都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的代表之作，已结集为《儒教问题争论集》出版。最近，李申先生又出版了系统阐述儒教问题的《中国儒教史》，这次讨论，就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儒教是不是宗教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儒家具有宗教性，曾发挥过类宗教的作用，可以说儒教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但不能认…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创新

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话语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应对自近代以来的哲学失语症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国内激烈的反传统风潮,现代新儒家产生了为中国哲学争夺话语权的强烈自觉,他们通过向西方世界发表集体《宣言》、以英文著述等形式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现代新儒家在中西会通中提炼和创新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打造了两层存有论、道德自我、内在超越、内圣开新外王、儒学三期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表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西方话语激活传统哲学话语,以反向格义的方式推进了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其得失为当前中国哲学话语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工具理性的宰制看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近代启蒙运动期望以理性代替神话来肯定人的主体性,却发展出成熟的工具理性和"合理化的社会",对个体形成宰制,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希望通过"审美救赎"来摆脱困境,但审美救赎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具有虚幻性、片段性、还缺乏普适性。从儒家伦理思想发掘精神资源,应该能够为精神的救赎指出一条现实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