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之作为“道德辨别力”及其可能

"义"是人的一种理性能力,准确地说是"道德辨别力"。"道德辨别力"所作的判断要求不仅正确而且适宜,它来源于个体经验与"历史理性"的结合,其内在作用机制则表现为"情理"结构。"道德辨别力"指向审美和谐,即要求在心性主体与历史语境和当前语境之间达至充分的和谐,最终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韩非对“治术”道德性的探寻

在整合先秦法思想的基础上,韩非尝试探寻并重建"法"的道德基础。在他看来,虽然治术层面的法令或律令是去道德化的,但"法"的道德性却根植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的道德目标。因此,法治绝不单是一套技术化的操作方案,更蕴含了法家树立自身学说之正统性与合理性的价值诉求。     

君主政治行为的道德与非道德——马基雅维利道德思想探究

马基雅维利视阈中君主行为的道德与非道德思想的探究离不开伦理与道德维度的审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斥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张力关系,他自己的道德思想与他论说的主体的道德并不等同,因此,对其道德思想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辩证统一。在他那里,道德与非道德之间的"度"主要在于为何而用、何时而用和如何而用,君主的道德抉择是在道德展示出的吊诡之处及与非道德之间相互转换的复杂多变的幻象中、在各种困境和冲突中、在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和鸿沟中审慎地考量后作出的,道德的应然逻辑和想象的理论推演被打破。马基雅维利倡导的君主道德表面上是行恶,实际上是在行善,且需要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技艺才能把握的一种品质。     

道德主客体与"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一项指导社会政治实践的道德活动,是道德主体以一定的目的改造道德客体的特殊社会行为,不仅道德活动的主客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的,道德主体本身也是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的.本文拟从道德活动本身和"以德治国"两个层面,遵循逻辑与历史一致原则,阐明道德主体的内涵、要求及其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道德价值”与“道德运气”

"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能力进路”视阈下的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

在以理性为根基的权利话语体系之外,纳斯鲍姆对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问题提出了"能力进路"的探讨。她认为动物具有力图兴旺地存在着的能力,因此也自有一种尊严,人类应以一种"体贴的家长主义"态度来对待动物能力与尊严。"能力进路"以能力为依据,以尊严为导向,旨在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未能深入分析的动物问题提出理论批判,并试图构建一种跨物种正义理论,为理解和把握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同时这一进路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与理论缺陷。     

富勒论法律的道德性

法治一般分为实质性的法治和程序性的法治,前者强调善法、良法,后者则更注重形式正义.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L.富勒的学说即为程序法治论的一种.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他提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而他主要阐述的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称为"程序自然法",并将法律的这一道德定位于八项"法治原则"和达致法律的"目的性事业"的手段.     

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构建

道德冷漠是指道德感、道德经验或道德判断的缺失或匮乏。道德冷漠一旦弥漫成一种社会化的道德心态和道德氛围,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感到个体在道德上的无力。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为提升主体的道德能力,需要从个体的维度,确立主体的道德信念、培养主体的道德情感和构建主体的道德人格;需要从社会的维度,实现社会规范和人际关联的道德重建、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的法制重建以及道德理想和道德信念的文化重建。     

非常态下的道德抉择

历史上所有的道德学说及伦理规范,往往都是以常态的时空条件为背景得到建构、辩护、论证和践行的。但是,人类社会也难免遭遇非常态环境的冲击。非常态有三种表现形式:制度环境恶劣的状态、道德规范相互冲突的状态和人命之间抉择的极端情形。虽然在非常态下道德规范的选取与应用会出现极端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但这并不能成为在困境中排斥一切道德考量的理由。恰恰是非常态让我们不得不正视道德规范的特殊应用问题,它要求我们必须对道德规范适用的环境背景因素(包括行为目的、预期后果等各种具体内容)、道德的规范性要求可能出现的变通性调整情形以及在极端特殊的两难困境里某些道德律令的一种变形性的应用方式等复杂问题,做出全面的审慎与精心的权衡,进行细致的辨析和深入的讨论,从而力求最终的行为体现出最大的道德合理性。     

论道德价值

论道德价值孔润年：道德价值是价值现象的一部分,它既体现着主体与主体之间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又体现着一定的社会道德现象（客体）对于个入、群体和社会（主体）的意义。对个人来说,道德是自我肯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必。要形式。从根本上说,道德对个人的价...     

情绪作为道德判断的“催化剂”：道德判断中的评价倾向与特异性效应

在不同领域的道德判断中,情绪可能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一种特定情绪对应一种核心评价;一种情绪只影响某一道德领域的判断,不同情绪的影响是特异性的;进化心理学和具身认知对道德判断中存在的评价倾向和特异性效应进行了解释。未来研究需要探索评价倾向与特异性效应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进一步探讨文化等第三变量对不同情绪与特定领域道德判断的影响。     

论道德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

道德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是民族化道德主体所表现出的两种相互联系的道德属性。道德的民族性强调道德主体的民族道德差异性。道德的超民族性则突出道德所具有的超越不同民族主体自身特点而为不同民族所共有的属性。道德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是一种辩证关系。正确理解道德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下的各民族道德之间以及中华民族道德与世界民族道德之间的关系。     

从“理念式道德”到“实践式道德”——对马克思主义是“非道德主义”的驳斥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对道德的否定性论述和消极性评价,是部分西方学者判定马克思主义是"非道德主义"的主要依据。但对于终身与"意识"做斗争的马克思来讲,他消极对待的或反对的只是具有规范的超验性和意识的终极确定性的"理念式道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念式道德"折射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这种形态和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出发去理解道德、志向于改变世界、重视革命意识、反对道德说教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池与分野。马克思主义"跳出道德同情的羁绊",建构了一种实践的、历史的观点理解道德的非模式化、非实体化的"实践式道德"。     

论道德容忍度

道德容忍度指对不道德的行为或具有道德指涉性的不同言行的受纳程度和度量方式,它以良知为主体前提,以至诚为本体方法,以权责对等为规范方式,以公正和自由为价值导向。从分类学看,道德容忍度分守德型和无德型两类,前者呈现为零容忍和完全容忍两种方式;后者展开为放纵性、收敛性和否定性三种容忍方式。激励道德容忍度生成的共同心理动力是私利冲动,但其运作的心理机制却存在类型学的区别:权责意识、"不忍"情感和柔热心的整合运作,推动守德型道德容忍度发挥生活情境功能;而无责意识、"能忍"情感和硬冷心,却整合构建起无德型道德容忍度运作的心理机制。     

从“认识心”到“道德本心”——对荀子“心”的分析

受西方哲学影响,我们往往从认识论角度来解释荀子的"心"概念及天人关系,"天"被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心"则被判定为具有道德能力的认知主体,从而截断了人"心"与"天道"之间可能的贯通途径。不止如此,我们还从道德形而上学角度来考察荀子的道德学说,认为它缺乏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认为自然的"天"根本无法充当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基础。荀子没有将道德的根基落在人"心"上,他要表明的是,道德主体无法依靠自身建构起道德大厦,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更高的价值作为依托,这个更高的价值就是"天道"。"天道"落到政治生活中,便是制度和礼法。"心"充当了"天"和"人"联结的纽带,同时也是制度和礼法"制作"的发动者,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完成了"人"向"天道"的回归。     

儒家的道德价值自觉论探析

中国儒家哲学,极其重视道德价值的自觉。儒家道德价值自觉论的主要内涵是:其一,道德是天命所赋予,"畏天命"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前提;其二,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知人性"是道德价值自觉的根据;其三,道德是"人为贵"的标志,"知自贵"是道德价值自觉的主体;其四,道德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义而后取"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关键。儒家以天佑德、以性生德、以人立德、以取守德的道德价值自觉论具有天道与人道合一、实然与应然贯通、本体与主体互化的鲜明特征。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     

“仁”与“绝对命令”——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比较研究

孔子依据"仁"而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以发展完善其道德人格,并"践仁知天",达至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康德依据绝对命令而禁绝种种感性欲望之诱惑,从而纯化道德之动机而彰显理智世界之人格。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虽在德与福如何一致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仁"与"绝对命令"自身也有一定不足,但它们都强调了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的人格世界,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终极的人生价值追求,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而言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