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主体与主体的革命——当代西方左翼的民主主体之思

当代西方左翼的主体反思立足于西方传统工人阶级的式微。新革命主体形态的构建打破了主体的既定性,“多元性”和“生成性”成为其主要特点,因此可以说是一场“主体”概念的革命。其中,拉克劳、墨菲和奈格里寻找到一种从民主到革命的新主体建构路径。拉克劳、墨菲通过整合拉康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生成一种激进民主话语主体,将新民主运动政治现实引向民主式革命;奈格里依托斯宾诺莎的权力生产论、反契约论式民主以及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建构出非物质劳动的“诸众”主体,诸众在生命政治生产前提下的“出离”成为革命和解放之路。     

流动的门槛——阿甘本笔下的本雅明

本雅明辞世之后,对他的各类诠释让读者莫衷一是。上个世纪末,阿甘本从主权理论进入本雅明的文本,在本雅明研究中开拓出全新的理解空间。通过追踪本雅明与施米特的隐秘交锋,阿甘本逐渐展开重新理解"保罗的政治神学"的思想视域。本文对阿甘本的本雅明解读进行初步梳理,尤其关注其中呈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的历史脉络。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研究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所要讨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例外状态中赤裸生命的救赎。主权者通过悬置法律,制造出一个无法的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中,任何人都是不被法律保护的神圣人。正是因为例外状态根植于西方的政治历史之中,才会导致20世纪现代民主政治爆发了极权主义和集中营这种例外状态和生命政治的典范。但是阿甘本强调,集中营并没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逝,而是以看不见的形式散落在当代社会,其中的赤裸的生命正是人民。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认同理论与主体的自由可能性

齐泽克阐述了意识形态如何发生作用的观点：某种意识形态想要发生作用,必须赋予主体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个主体的自由空间就是指主体可以选择反抗,可以选择不认同该意识形态。但是,这样一来,主体是否还能够拥有一定的自由,是否可以脱离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产生了,这就关系到主体的自由可能性。本文分析了齐泽克意识形态认同理论并指出了主体仍然拥有自由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可以从晚期拉康理论中探查到这一点。     

论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阐释

吉奥乔·阿甘本是当代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理论家,其在《神圣人》《例外状态》等系列丛书中,集中研究生命政治、生命权力等相关主题,并在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与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基础上对生命政治等系列主题进行辩证分析。阿甘本在《神圣人》等书中关于生命政治的论述,是其对生命政治的当代阐释。     

表象之思与切近之思——海德格尔物的分析思想

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史以"特性之载体"、"感官上被给予的多样性之统一体"、"质料与形式的统一"等方式对物的多种诠释都是关于物的表象之思,并不是对物的本真理解,达不到对物的真正认识。物之为物不能以对象性的方式去对待,物之物性是不同于对象之为对象性的一种性质,思物之物性不能采用思物之为对象的表象式的思物方式。海德格尔在重新剖析人、世界、物的生存论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生存论地把握物的切近之思的思想模式,揭明物乃是此在切近地把捉对象世界过程中发生的,是被世界带到显示状态的一种存在样态。     

精神分析维度中的实体和主体——论拉康-齐泽克的“实体即主体”

与弗洛伊德一样,以拉康(J.Lacan)为代表的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仍然是以无意识为研究对象的学说。拉康始终声称要回到弗洛伊德,这表明拉康与弗洛伊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思想渊源关系。然而另一方面,拉康的思想体系中也渗透着浓重的黑格尔思想成分。这表明,拉康在20世纪30年代     

世俗化的弥赛亚精神:阿甘本的宗教哲学思想

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是阿甘本思想中的主要概念。他关于例外状态的最初讨论是从"地狱边缘"这个宗教学概念开始的,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施密特与本雅明关于政治神学的对话。赤裸生命的原型则来自"受谴者"这一宗教形象,同时,阿甘本从本质与恩典的宗教学角度深刻地分析了人的赤裸生命本质。弥赛亚精神则是阿甘本解决方案的核心。在阿甘本看来,弥赛亚是以例外状态的方式做出最后审判的时间与形式。这三个概念紧密关联且相互支撑。真正的例外状态就是弥赛亚时刻,而生命政治的核心则是在弥赛亚时刻下生命得到救赎。阿甘本对社会科学的知识考古表明,宗教对世俗时代的知识仍然有着非常深入的影响。     

“我思”与“我在”的悖论式扭结:论齐泽克对主体辩证结构的阐释

主体问题是近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从笛卡尔到康德和黑格尔,再到拉康-齐泽克,主体被一步步的肢解和瓜分,在笛卡尔那里的自我同一的主体,到康德那里就变成了先验统觉的我,而再到黑格尔那里,则成为纯粹空洞的思,拉康-齐泽克似乎将主体又充实了,但这种充实并非是主体内部的充实,而是以外部的质料予以充实。因此,在拉康-齐泽克的精神分析哲学中,主体是我思和我在的悖论式的扭结,正是这一悖论式扭结形成了主体的辩证结构。     

不可预思之在与本有——晚期谢林与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

谢林晚期哲学和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有着许多相近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两人都对克服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努力,并都在此基础上进行过新的思想可能性的尝试。谢林通过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区分,建立了一种不同于柏拉图传统的历史性存在概念,为一种新的存在意义和存在谱系学铺平了道路。海德格尔则更为明确地通过现象学的解释学跳出了传统的存在概念,并在作为存有的本有概念中以另一种方式补充了由谢林提出的新的存在理解方案;这一点同时也构成了两人间对话的可能。     

“本觉”与“无我”——佛教“心性论”的主体与非主体之辨

本觉之心体虽然具有自为、自使、自行和自止的主动性,但这一能动却与主体性哲学相异。本觉否定了心体的实体/实有性,强调觉心发起的在世和形式的随机摄化。在非镜的视域下,其不以意识去思维意识、不以心捉心消解了自我意识对整体时间的割裂。同时,不被意识割裂出来的念本身即成为无我的第四时,即:本觉构建了一个无客体化行为的非对象性主体,一个代词性的虚指主体,它与普贤时间同一,是一个可不断生成和创造价值,同时也是在自我消融中的无主体之主体。这不仅是对汉传佛教心性论与原始佛教无我论的一种理论调和,也对进退维谷的当代主体性哲学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本根之思——《画语录》“一画”概念新解

一画是石涛《画语录》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它由一和画两个概念组合而成。参照古代哲学与画论中一与画的基本含义,结合《画语录》关于一画的论述,可以梳理出一画的三层含义:内含于宇宙混沌状态之中的创化、界分的力量、源泉及其运动,同时也是艺术创造本身的力量、源泉及其过程;作为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艺术化形象显现的本体与终极依据;既是宇宙万物之整全,亦是艺术创化的动态整体。这三种内涵正对应于中国哲学中本根的三项基本意义:始义、究竟所待义、统摄义。因此,在《画语录》中,一画既是宇宙本根,亦是艺术本根。它贯通于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即道、理和笔、墨。     

君子之思——汪维藩与中国基督教神学

正2015年9月,尊敬的汪维藩教授主怀安息,在怀念他离世一周年的前夕,我也尝试重新思考汪教授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看法,深入地发掘出他对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探究的一些贡献。《天风》杂志在引述国家领导及学者们如何谈论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时,亦曾有提到这位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荣休教授汪维藩先生的说话。汪先生曾经说过:“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理论,当前迫切要做的至少有三个‘归回'。其一,归回‘五四'以后老一辈中国神学家,他们是既受过西方神学教育,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功底的一代人。他们的探索与追求,     

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与命运共同体——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困境及其解决

阿甘本以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其生命政治哲学。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是,人的生命被政治化,人变成了神圣人,人的生命变成了赤裸生命。而这种赤裸生命所存身的空间就是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典范,而例外状态又以集中营为其典范。阿甘本的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对极权主义和现代政治的批判,它揭示了现代生命政治的困境,并试图用形式生命和共同体的建构来解决这一困境。面对阿甘本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困局,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打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壁垒,才是彻底解决生命政治提出的困局之路,也是通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科学与科学精神之思

科学是什么？这听起来像是从遥远的鸦片战争年代发出的声音。在科学已硕果累累、科学知识已全面渗透的今天,进行这样的追问,显得多余而且无知,因为这种追问势必立刻会撞碎在无数精确抑或不精确的现成答案之中。然而,所有来自认识论层面的现成答案实质上并不能真正消解上述追问,这倒不是由于这些知识性的答案正确或不正确,而是因为在现成答案四面环绕之下依然顽强地冒出这样的追问,这本身即已表明这种追问的指归业已越出了单纯的认识论视域。科学是什么？追问“科学是什么？”本身不属于科学。跟随着此追问,追问者不是被带入分门别类…     

症状、幻象与意识形态——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

齐泽克是斯洛文尼亚的拉康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坚持不懈地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人。他努力“缝合”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这种努力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有一定的启发。一症状和商品形式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症状(symptom)[1]。症状是一种潜在的可以观察到的疾病表现形式,通过对于症状的分析,寻找疾病的原因,然后进行治疗。比如梦就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所指称的症状。这个概念是基于表面与深层的分别,基…     

“思”与“在”——笛卡尔对终极存在的现象学之思

“思” (cogito,“意识”或“语言”)之外有没有“在” (being,“有”或“是”)? “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 如果“思”外有“在”, 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 如果“思”外无“在”, 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 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 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 当代哲学注目于语言和意识的显现而拒绝言说终极实在, 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     

欢乐之诱与悲剧之思——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之维刍议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具有神性情结的人看来,花草中隐含了“神”(譬如上帝、佛陀、真主、湿婆等神灵)的灵光;而在世俗常人看来,花的魅力首先来自它的鲜艳、芬芳、姿态以及由这色、香、形勾起的人们当下的感官欲望与现实想像,然后才可能推及历代积淀的美丽传说和风闻逸趣。常人的耳目所及、感官所触和生存境遇是他们的文化之根,玄远的沉思或神秘的体悟往往是与他们不沾边的,即便有所思也越不出随物感兴、触景伤情之类。因此,文化艺术的胚胎往往孕育于生活中的日常实用———譬如鲁迅先生提及的音乐的“杭哟”派。古人以为神明掌握着…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关系之再思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一直是西方理论界争执不休的重要问题。一些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历史哲学一起,与传统历史主义等同起来,并冠之以人道主义、历史决定论、道德历史主义等称谓。一些理论家则反对称之为历史主义,并倾向于否认两者之间的理论关联。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之间并非一种继承或反对的简单线性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根本性创新,即前者为历史哲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     

主权权力的悬置和复归——论福柯和阿甘本对霍布斯“利维坦”概念的分析

福柯的主权权力学说是晚期福柯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发展了福柯的主权权力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和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牲人(Homo Sacer)联系在一起。福柯通过对霍布斯《利维坦》的解读,指出了霍布斯主权学说中主权权力作为一种代表权力和作为一种战争权力之间的张力。在具体历史进程中,作为战争权力的主权权力悬置了主权的代表功能。主权者以种族战争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为借口,将种族斗争话语转化为了一种种族纯洁话语,而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话语就滥觞于此。阿甘本却认为,恰恰是主权权力的战争功能实现了主权权力的代表功能,主权者以保护全体公民的生命权为借口,剥夺一部分公民的生命权,使之成为牲人,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彰显自己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