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人性论根据——兼评唐镜的《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人性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人性论及其善恶问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论前提,孟子的"人性善"为实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恶"则揭示了实行德治的必要性。唐镜先生在《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一书中提出孔子的"人性可塑"思想是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理论基石,为我们进一步从人性论角度清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德治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线索。     

也谈孔子的人性观

传统上人们对孔子人性思想的论述往往从善恶的角度立说。其实,孔子并没有明言人性是善还是恶,而是认为人性应当是"仁",应该朝着"仁"的方向去塑造。与其说孔子的人性论是性善论,毋宁说是具有引人向善意义的人性观。孔子提倡用"诗"、"礼"、"乐"涵养和塑造人性,以实现自然人性向道德人性的转化。     

治官而非治民: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与当代价值

孔子的德治思想体大思精,但其基本立足点和重心,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可以说,有德者之治和有道德之治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孔子的德治思想首先强调的是有德者之治,总是把"为政之德"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上,作为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加以考量。孔子所主张的有道德之治涵盖了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下四大要义:一是珍惜人的生命,尊重而不是肆意剥夺人的生存权;二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过上相对富足和殷实的生活;三是任人唯贤,形成贤者进不肖者退的局面;四是重视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礼义素养。孔子德治思想中具有超时空、普适性的真知灼见及价值取向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论孔子的天命、人性及政治价值依据

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由信仰、怀疑直至超越的历程,经历了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的过程。在人性论上,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本文指出,由于受殷周以来传统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孔子把其天命论、人性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政治价值依据。如果说天命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外在价值依据,那么,人性则成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的思想体系正是寻找到了具有超越性的两大价值依据,因此,不但具有了超稳定的仁—礼政治结构模式,而且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论《管子》中黄老道家“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

《管子》黄老道家学者推天道、察人性,既倡导无为而治,又标榜顺应人性。他们立足于时代的形势和趋利避害、仰慕礼义的人性论,建构起德法相辅的政治论。教育总是基于人性论,并反映政治的要求且为之服务的。因此,《管子》黄老学者提出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其“不言之教”的意义在于德教注重榜样感化,培养道德情操;法教强调无形约束,形成道德习惯。     

略论原始儒家理论体系的建构

孔子是原始儒家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孔子作《春秋》,完成了他由理想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由教育家、道德家向史学家、思想家的重大转变——《春秋》是其思想理论的直接载体;孔子研究《易》经,使他在宇宙观和方法论上产生了质的飞跃,为他创建以"天道—性命—仁义"的道德本体论为核心的仁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构架。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另一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例如,虽然告子的人性论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材质之性,但实际上告子的人性论思想远不仅此,告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复杂且深刻的。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超越善恶: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被遮蔽的人性论突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孔、孟与管子德治思想之比较

孔子和孟子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中都有着丰富的德治内容。管子虽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但思想中同样具有德治的内容。孔、孟与管子在德治思想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在惠民爱民、正名、正身率下、以民为本、善政措施、选贤任能等方面有着诸多的一致之处。但出于各自学派的立场,孔、孟与管子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的目标与特征、德治的人性论的出发点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孔子德刑观的审视与解读

孔子德刑观承前启后。与前人不同,跨越运象以思阶段,形成完整的形上体系;同时又统领后来者,后儒在德刑之"神"、之"形"上都在沿用、传承孔子之所创。表达方式上,孔子首创直接对比方式,将德、刑直接对比,更利于观点的表达、理解和接受,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便是缺少类似于此的精炼表达和内容阐释;孔子还开了从心理层面诠释德主刑辅的先河,增强了德主刑辅观点的可信度,当下中国道德建设亦应重视伦理道德的心理属性,切忌按经济操作手法来建设道德;最为主要的是孔子在德与刑之间植入了"礼"这个制度性规范,通过礼这个"制度"来保障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中国封建社会悠久而成功的德治典范便是归功于此,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也应借鉴于此,将"德治"的软实力通过"德制"这个硬措施来保障和实现。     

殷周之际德治思想构建的主体性探析

德治思想,即"运用道德的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的最终道德目的"是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最终的价值归依。以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殷周之际德治思想的构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德治思想的构建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殷商的神本文化——人的价值主体的缺失;周初的敬德保民——人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主体;西周的礼乐文化——人的类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殷周之际统治阶级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与礼治,在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

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是以人性论的建构为基础的。先秦儒家思孟学派以人的内在德性为人性,并且希望建立人性的超越源头。但人性的超越性依据如何建立?此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有何内在关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此作了出色的回答。朱熹的"性即理"从宇宙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肯定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心统性情"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纳入心的统御之下,凸显了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内在关联。     

《黄帝四经》人性论的理论逻辑与思想史意义

《黄帝四经》在肯定人性"自为"的基础上创建了"以情释性"的人性理论,将趋利避害的好恶之情作为人之本性,对内"宁心安性",对外"因性制法",将"心术"和"王术"相结合,实现了内在心性与外在法治的有机统一,初步建构了黄老道家人性论体系。《黄帝四经》不仅为黄老道家人性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先秦道家人性学说的理论形态,也对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学说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人性与道德

中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关于人性争论的关键,在于没有弄清人性的内涵及其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从人性到道德的逻辑过渡上出现了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人性论的批判分析,将人性划分为"实然"与"应然"两个层次,并指出:人性的两个层次都是道德的基础,二者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为道德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大象传》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易传》作为《周易》理论化的标志性成果,其对于社会治理提出了大量理论观念,其中又以《大象传》最为突出。清代学者将《大象传》视为《周易》的核心精神所在。在笔者看来,《大象传》以"德治"思想为核心,详细论述了君子从自身道德建构到以德治世的道德扩充,同时,《大象传》也提及在道德的约束下展开"法治"。这种以人性善为基础的法治理念有着浓厚的儒家特色,其以诚信为基础的治世理念对于今日的社会治理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自身和谐发展语境下的孔子人性论

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在人的自然属性上主张顺从而不放纵,在人的社会属性上倡导人格的健全和“道德个人主义”,在人的身与心的和谐方式上追求审美方式,以构建感性与理性、情感与道德诗意共存的和谐,这对当前人的自身和谐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两种模式及其影响——以《中庸》、孟子为中心

在早期儒家人性论思想中,除了人性善恶问题外,还有人性、物性异同关系的问题。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同模式,以《中庸》为代表;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异模式,以孟子为代表。在宋明以前,孟子的人性论模式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受到佛教、道教的刺激,从宋明以后《中庸》的人性论模式开始受到重视。两种模式本来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各有其特色。但到了朱熹注"四书"的时候,其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文本,于是造成了其思想上的矛盾。这对其以后的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许衡对张载人性论的承接和诠释

人性论是宋代道学家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北宋关学宗师张载在继承《庸》、《孟》思想的基础上,“自立说以明性”,对子思、孟子、荀子以来的人性论作了相当完整和富有哲理深度的重新建构,使之成为宋代儒家人性理论的主流,并被后世道学各派所认同,这是张载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许衡的人性论主要传承自张载。许衡在承接前辈道学家张载的人性论的同时,还对其做出了许多精切的诠释,对我们解读第一代道学家有关人性论的思想资料,澄清研究中的误解,解决分歧和疑难,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仁义内外与人性善恶——重审孟告之辩的两个主题及其关系

孟告之辩涉及仁义内外和人性善恶两个主题。仁义内外之辩针对的是道德实践的动机问题,而非道德规范的来源问题,内外是相对于道德主体之"心",而非相对于先天本有之"性"。孟子反对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实是主张仁义应当内在于人心,亦即道德实践应当是自律。这种内在性的程度根据人心对道德理由、意义的反思理解程度不同而有深浅之别,即使孟告在"仁内"这一点上看似并无分歧,实则仍可能存在这种程度深浅之别。孟子以"四端"说为内容的性善论只能说明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的一部分来源,在相对于人性的意义上说"仁义内在"恐难完全成立。道德规范有时并非来源于人性,相反是为了约束和矫正人性,即便如此,这些道德规范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人心的自觉选择。在人性论上持相反立场者,如孟子和荀子,也可以在相对于人心的意义上达成"仁义内在"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