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

诠释学(Hermeneutik)是即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的技术。“赫尔墨斯”(Hermes)本是上帝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他给人们传递上帝的消息。他的宣告显然不是单纯的报道,而是解释上帝的指令,并且将上帝的指令翻译成人间的语言,使凡人可以理解。诠释学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这一点也适合于(即“陈述思想”)的基本意义,因为陈述这一概念本身是多义的,包括述说、阐明、解释和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解释篇》(《工具论》中的一篇)根本不是诠释学,而是一种逻辑语法研究,它研讨直陈语句(判断)的逻辑结构,并且排斥所有那些重点不仅在“真”的语句。诠释学作为一门技术,自柏拉图以来并不隶属于所有有关思想表达的学问,而只是属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诠释学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诠释学,它滥觞于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思想,强调实践活动的最本质的维度是政治维度,而政治维度的核心则是无所不在的权力.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不是从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理论态度出发去探索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而是把实践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的具体意向看作人的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本质.     

政治诠释学: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政治诠释学是一个新课题。诠释学作为政治诠释学的基础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理论视野、认识结构、基本方法和具体内容。特别是在政治哲学与诠释学在交叉过程中,政治诠释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义界。它是诠释学观点普遍性的自然延伸和自觉应用,是在政治领域内对理解方式的共同性的承认,也是一种具体的诠释学经验。总体上看,政治诠释学具有整体性、对谈性、劝导性、反思性等四大基本特征。这些特性使之与哲学诠释学、政治的诠释理论(解释的政治学)、法学诠释学和"诠释学的伦理学"相区别,成为一个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当代诠释学范型。     

文本与解释

"文本"在现代诠释学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但在基督教"解(释)经学"中,文本就是指圣经的经文。解(释)经学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围绕着圣经文本而展开的。没有对圣经文本的解释,就不会有对经文的理解。     

文本解读中的限制与自由——论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

美国诠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赫施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与伽达默尔把理解和解释的正确性闲置一旁,专注于阐明理解和解释如何发生的本体论诠释学取向的不同,赫施力图捍卫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立场,主张理解和解释是有限制的,其目标在于揭示和阐述文本的含义（以语言符号表达的作者意图）,但他同时主张一种自由的批评,以沟通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彰显文本的意义。在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试图超越诠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二元对立的努力。     

关于Hermeneutik的三个译名:诠释学、解释学与阐释学

本文首先从西方概念史的角度介绍了古希腊词hermeneutike(德文Hermeneutik,诠释学)与Interpretation(解释)的同义关系,进而又从Interpretation(解释)在西方近代时期所发展出来的两种涵义,即Erkl?rung(说明)和Auslegung(阐释)中简洁地指出了近代诠释学与当代诠释学的本质差异,从而详尽辨析了Auslegung(阐释)这一狄尔泰、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关于Hermeneutik(诠释学)的最关键概念是当代哲学诠释学的本质和功能意义。     

从哲学诠释学到批判诠释学

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诠释学对理解何以可能的解决,意在建立理解与同意的统一.而社会批判理论更关心如何有效消除宰制社会的因素,实现理解与批判的统一.因此,批判理论必须纠正哲学诠释学对待理解条件的非反思性态度,通过将18世纪德国观念论的批判精神与哲学诠释学相嫁接,为批判理论开放出可运用于社会批判,且能够在社会理论与历史哲学层面体现出主体间性效应的理性反思的诠释学视域,将诠释学从一种解释人类经验的理解模式发展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反思模式.     

Interpretation:对“诠释”的诠释

哲学本质上就是诠释学。对概念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interpretation"通常与诠释学关联在一起,有时甚至就被看作"诠释学"的同义词。然而,在哲学文献中,这个词往往是不同语词的翻译,比如"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Auffassung"或"Auslegung"。虽然作为翻译的结果,这些词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式"interpretation",但其意义或用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从诠释学的视角对"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呼应和补充:语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用法,也在于对其用法的理解与解释。     

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问题--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

自从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诠释学问题一直是国内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然而 ,从传统的诠释学到哲学诠释学 ,恰恰是从作为方法论的研究到作为本体论的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那么 ,哲学诠释学是如何对待方法论问题的 ?这里我将结合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有关论争 ,来讨论这一问题。一要知道伽达默尔对待方法论的态度 ,我们可看看他的哲学诠释学的奠基性著作《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说 :“像古老的诠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 ,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     

伽达默尔的对话诠释学何以不是相对主义的——基于对问答逻辑的再思考

伽达默尔的对话诠释学由于强调理解者的处境性和差异性而提出“不同地理解”的诠释学方案,这使得它在学界通常面临某种相对主义指责。从对话的具体实行方式亦即问答逻辑出发,可以针对相对主义指责为伽达默尔辩护。在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中,问题源于文本自身,并激发着阐释者提出自己的问题。语言作为原初发问者,构成了文本诠释学和对话诠释学的媒介,并保证了理解活动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从而有效地防御理解活动中的相对主义。尽管如此,作为公共之物的语言并不会妨碍回答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使得理解既是开放的又并非任意的。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框架诠释学:框架理论的诠释学与现代性批判意蕴

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既注重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理解条件及其作用的探究,在理论品格上倾向于哲学诠释学;又特别注重通过诠释进行社会批判,其诠释学思想又表现出诠释哲学品格.他的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具有一种明显的居间性,这说明现代诠释学不仅可以在哲学存在论上被理解,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泰勒的...     

漫谈经学与诠释学

<正>诠释学业已成为近年比较热门的话题,也有人提倡建立或恢复中国的诠释学。是否建立中国的诠释学与是否恢复中国的诠释学,不是笔者关心的问题,将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的儒家经学进行一定层次的沟通与串联,则是值得把玩的方面。一、为什么需要经典诠释学     

批判与重构--阿佩尔的先验诠释学理论

自康德至胡塞尔,先验哲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探究知识可能性的条件,其根本的研究进路是对先验意识的探究。阿佩尔试图通过追问有效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扩展康德的先验问题。他将诠释学、语言哲学、知识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在语言层面上寻求先验的维度,通过语言分析建构了以批判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先验诠释学,使哲学的主题从理性批判转向了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批判。一超越相对主义: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批判阿佩尔之所以要提出先验诠释学,原因之一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有堕入相对主义之嫌。美国学者维恩施默尔指出:“伽达默尔有关艺术、游…     

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

孔颖达编撰的《周易正义》是唐代易学诠释学的代表作。孔疏从王弼易学基本原则出发 ,吸纳了汉易象数学方法 ,以其取象与取义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对《周易》的体例、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 ,对《周易》所蕴涵的原理 ,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解释。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深刻影响了唐宋时期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成为汉易向宋易过渡的桥梁。     

历史解释与话语霸权的消解

历史学本身天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因为历史事实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必须经过解释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诠释学也无法脱离历史性而存在,因为诠释都是一定历史情景下的产物.     

“诠释”还是“阐释”: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

中国文字诠释学以"字本位"为特征,但其对意义的解释则需要借助解释主体介入原则和解释文本独立原则。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西方诠释学传统讨论的主要内容。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文字诠释应当以思想阐释为前提,而文学阐释则应以哲学阐释为根据。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都可以被看作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     

“理解”的知识论

传统知识论是与"自然事件"相对应的认识方式,它并不足以覆盖"行为事件"的解释领域。本文就此提出一种新的知识论,即"理解的知识论"来加以补充。目的因(行为事件)构成"理解的知识论"的特有研究领域,对行为的目的、意义与价值的把握是理解的目标。理解是在"理解的空间"的架构下进行的,它包含如下三个部分:一是我们已经具有的知识系统,它为认识提供了一种知识背景;二是包含在其中的深层的思维规则系统和价值规范系统,它们为认识活动提供了规范性的理由;三是经由经验知觉以及佐证(testimony)所获得的信息,它们提供了事实性的证据或理由。理解的知识论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义务原则"、"还原原则"以及"合理性原则"构成理解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何以负有服从规则的道德义务?

每个人都有服从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的义务。但是,对于我们何以需要承担这种服从义务,目前的道德理论还没有给出逻辑融贯的合理解释。对于该问题的合理解释应该同时包括制度规则与个人行为这两个层面。迄今为止,无论是后果主义还是义务论,无论是密尔的分层理论还是罗尔斯的限制理论,它们要么不能够对制度规则给出合理的解释,要么不能够对个人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要么对两者均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本文主张,我们可以把对这两个层面的解释分开,用后果主义来解释制度规则,用公平原则来解释个人行为。通过理论的这样一种分层使用,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遵守规则的道德义务问题。     

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源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意义焦虑,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经典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传统。余敦康、景海峰、李清良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中国诠释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将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中国文化的建构作用。洪汉鼎、傅永军等学者则力图借助西方诠释学使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思想经过哲学化后进入普遍的世界哲学,融入其所理解的现代性。二者对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从20世纪所流行的现代化思潮转向比较视野下的文明论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趋势。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诠释学本身不是思想表达的主要理论形式。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